7月28日下午2时，第9届奥运会在激昂雄壮的军乐声中缓缓拉开大幕。贵宾席上，中国的两位代表罗忠诒与宋如海夹杂在来宾当中，深为现场气氛所感动。来自世界45个国家的选手相继入场时，观众们齐声高呼该国国名。宋如海的心情难以平静，他用心观看每一个入场细节，突然，一股抑郁于胸中的热流喷薄而出，这个中国人竟然把“Olympiade，Olympiade（奥林匹亚）”用地道的汉口方言大声咆哮成“我能比呀！”从组织全国运动大会到亲临阿姆斯特丹观摩奥运会，宋如海经历了一次次人生的辉煌。“我能比呀”或许是一个并不完美的翻译，但它反映了体育先行者们对于现代体育精神的理解和注释。中国的现代体育——奥林匹克运动就这样在“我能比呀，我能比呀”的牙牙学语中艰难起步。
在奥运会上，宋如海感受到了世界体育运动的日新月异，深感到中国参与的必要。让宋如海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近邻日本竟然排名第17位，得分11分。最令宋如海感到尴尬的是，在日本选手打破世界纪录后，只要宋如海与罗忠诒出席各种会议与宴会，外国人见了都祝贺“他们国家”的选手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原来，外国人把宋如海当成日本人了。宋如海为奥运赛场上没有中国人的身影而非常难过。他认为，中国要强大，要得到世界的尊重，不能不发展体育运动，积极参与国际重大赛事，以展示中国人的风采。
会议期间，宋如海和罗忠诒还代表中国参加了由国际奥委会主持召开的远东各国代表会议。会上向中国发出邀请，请在下一届洛杉矶奥运会时争取派遣体育代表团赴会。
人山人海的赛场与运动员迸发出的体育精神，让宋如海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从举国办奥运的举动，想到了体育比赛激发出的另一种精神。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各国体育健儿积极奋进、争夺锦标的昂扬精神。而这种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必要。赛场上的风云变幻与紧张激烈的竞争，让宋如海感到中国参与的必要。他决心将奥林匹克介绍给中国大众，以激发民众改变落后面貌的民族自信力。
回国不久，宋如海将自己的奥运观感和阿姆斯特丹见闻，编写成我国第一部奥运文献：《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从主办国的国际影响力、国家凝聚力、经济增长机遇、场馆的运营等诸多方面进行描述和阐发，处处流露对奥运会的肯定，并希望中国能及早参加奥运会、举办奥运会。这是中国人最早参加奥运会的弥足珍贵的实录资料。在他看来，举办奥运会国力强盛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人民要有“爱国心”与“嗜好运动”。
从事社会体育运动的指导
宋如海回国后将更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于发展中国体育事业之中，立志推动全民健身运动。
从1928年开始，宋如海发起组织了武汉的篮球循环比赛，每年比赛一次，时间持续2个月之久，组织各阶层人士参加。如1936年第5届篮球循环赛，男子组有29个队，女子组有7个队，运动员以学生居多，其次有航空队、公务员队、美海军队、商人队、教师队等，每周三、六举行。比赛地点在汉口基督教青年会的篮球体育场，每场观众达2000人以上。上海滩著名的“兄弟篮球队”、美国驻汉海军也派队来这里参加了友谊赛。当时的新闻媒体评价道：“这样的体育盛会实属创举”，“它开武汉之新纪元”。
1931年武汉遇到特大洪水，大型体育活动无法进行，但以宋如海为首的热心体育的人士在政府无力支持举行市民运动会的情况下，发起募捐，从而保证了第3届市民运动会于1932年10月29日至30日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大会期间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给东北义勇军，以表示支持抗日的爱国热情。
1932年，宋如海向汉口地方当局建议建筑汉口中山公园体育场，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地方当局的采纳。1933年成立汉口中山公园体育运动委员会时，他被推举为董事长。
1935年，宋如海在汉口广播电台播放了广播体操节目，成为武汉地区普及广播体操运动的滥觞，他本人也被称之为中国最早倡议广播电台播放广播体操节目的人。与此同时，宋如海还在武汉地区组织儿童运动会、学生运动会、残疾人运动会等。举办了少年儿童夏令营等多种体育活动。并在社区设立健身服务站，并将其在国内其他地方，乃至国外看到的有利于全民健身的活动，尽其所能地都在武汉实施。
宋如海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提倡、宣传和组织各类体育活动和体育运动，为武汉地区乃至华中地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主持校园内体育活动和爱国教育
宋如海主持汉口青年会工作，不仅积极主动地组织各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和各类比赛，而且还十分关心教育工作和学校的体育。他在汉口青年会附属的汉光中学担任校长。在学校，身着西服或运动服、一口汉口腔的宋如海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
20世纪30年代，宋如海在学校创设了武汉地区第一个具有灯光设备的室内地板的篮球场，作为篮球运动的赛事的场所，并戏称它为“健身房”，中国的篮球国手王世选和唐宝堃（解放后曾任八一篮球队的总教练）、刘振元，以及篮球名手葛克和被誉为篮球“五虎将”之一的郑森，都在这所室内篮球场中显过身手。此外还设有露天篮球场，培养了许多学生篮球队员，如那时全市亚军篮球队——锋队，就是由汉光中学的校友组成的，直至解放后汉光中学的不少学生，有的成为国家级篮球裁判，还有的在企事业代表队担任教练。
抗战初期，具有爱国思想的宋如海积极支持校内外组织各种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学生的各种抗日爱国运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这年冬天南京失守后，武汉的各大中学校均停课等待西迁。翌年3月，宋如海校长主持汉口汉光中学开学仪式，让他们上了撤离武汉之前的“最后一课”。“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全市民众连夜在中山公园参加庆祝大会，会后举行“火炬”游行。学生队伍中只有汉光中学一枝独秀，他们穿着宋如海校长发给的草鞋，手持“火把”，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口号。
1938年5月—7月间，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柯乐满、雷克楠、雅德、傅路德一行4人，应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0多天的访问。6月30日，宋如海陪同代表团到达延安，专程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并在抗大被授予“荣誉战士”称号，佩戴上“荣誉战士纪念章”。
武汉沦陷后，宋如海在重庆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滑翔学校———重庆滑翔学校。1941年，中国滑翔总会成立，滑翔运动随之在重庆、成都、兰州、昆明、桂林、贵阳等城市开展起来。宋如海对当时的中国滑翔训练作出了贡献，是中国最早的滑翔运动的发起者与训教员（教练）之一。
参与组织首届横渡长江比赛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宋如海仍担任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50年12月15日，武汉市各大、中学校、各教会团体及留美学生纷纷控诉美帝国主义暴行并抗议奥斯汀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宋如海和武汉市宗教界各知名人士40余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奥斯汀的无耻谰言。此后，又与武汉地区91名社会各界人士的身份联名发表“拥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宣言”。
宋如海1951年从汉口基督教青年会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在武汉市文联等单位工作。尽管工作单位变了，但他一如既往地热衷于体育事业，活跃在武汉的体育事业的舞台上。1957年当选为湖北省体育分会常委及武汉市水上运动协会主席。这年6月23日武汉市举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首届横渡长江的比赛，他是领导者之一，并在汉口滨江公园为到达终点的渡江运动员颁奖。1958年病逝，享年69岁。
他编撰的著作除了《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还有《抗战中的学生》、《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等。宋如海1928年编著的《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在湮没70年后，于1998年8月被体育史学者在浙江图书馆发现。此书为中国第一部有关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文献，在奥林匹克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重现填补了中国体育史的一页空白。（作者：邓先海）张学良——为武汉体育推波助澜
1934年1月18日，张学良旅欧归来。时值日寇大举侵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围剿”红军，国内反蒋抗日呼声日增。张学良在举止言谈中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10天之后，蒋介石在南京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务，坐镇武汉，张学良在武汉总共呆了20个月。在武汉现代体育运动发展的历史上，张学良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
20世纪30年代前期，是蒋介石政府统治相对稳定时期，也是近代体育在中国开展较有起色的时期。20年代，全国运动会、华中运动会开始设游泳项目以来，促进了游泳活动在武汉的开展。由于当时武汉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张学良的积极参与和倡导，对武汉的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推广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导演”混泳倡议渡江
30年代的中国，仍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封建社会，许多人仍以为女人游泳是有损“国风”的事，武汉大学也不例外，规定：禁止女生游泳，不开女生游泳课。
1934年暮春，武汉大学露天游泳池在东湖之滨落成。张学良对袁浚说：“听说武大重新建了游泳池，全身都痒痒了。”应武汉大学的邀请，张学良、赵一荻到武汉大学游泳，陪同他的高官有：张群、钱大钧等人，其中除张群没带太太外，钱大钧等人都携夫人一起下水游泳。
在下水后，张学良同武大体育系主任袁浚谈到在东北葫芦岛游泳的趣事。那是1930年夏天，他在葫芦岛看到海军士兵在大海中畅游，羡慕之后下决心要学会游泳。学游泳伊始，他是用军舰上的绳索系住身体，让警卫员把他吊入海水里游，经过数十次练习，他于是甩掉绳索，竟能游出几十米的距离。以后他几乎每天要下海游上几十分钟。风景秀丽的东湖，湖水清澈见底，环境典雅而恬静。在天然泳池边，张学良兴高采烈地说：“这儿和大海相比，真是另有一番情趣呢！”他一边说，一边脱下军装，不等众人脱完衣服就率先跳进泳池里游了起来。
几天后，张学良将军再次来到武汉大学天然游泳池游泳，这次陪同的人也是除张群未带夫人外，钱大钧等人均携带夫人游泳。消息像插上了翅膀，迅速在校园传开，特别是要员的夫人们也来游泳，这对禁止女生游泳、不开女学生游泳课的学校规定来说，无疑是一种突破，全校师生尤其是女生纷纷赶到游泳池附近，在警戒线以外围观。少帅这次携赵一荻及高级军政人员与夫人到此游泳是有目的的。他首先让赵一荻小姐下水为众人表演游泳，而后带头跳入水中游泳，在他的带动下，众要员及夫人鱼贯般地下水游了起来。张学良在武汉大学游泳池精心导演的男女混泳的喜剧，使女人游泳有损“国风”的禁令不攻自破。事后，武汉大学体育系主任袁浚借此东风，再次向校方递交了建议开设女生游泳课的报告。面对现实，校方只得同意袁浚的建议，但确定出女生游泳可由袁浚一人亲授、女生上课时男生不得擅自在游泳池边逗留，游泳计入体育课的成绩，合格者方可毕业等规章制度。
同年9月初，为了洗刷“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张学良又倡导在武汉长江江面举行首次横渡长江比赛。在湖北省体育界和军界要员的发动下，9月9日在武汉江面举行了武汉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横渡长江竞赛，这是震惊中国近代体坛的伟大壮举。比赛前，担任总裁判的武汉大学体育主任袁浚担心地问张：“横渡竞赛时，按比赛规定，所有船只必须停止航行，那些外国舰艇和商船怎么办？”张学良坚决而又果断地回答道：“停航！在比赛的当天，所有的船只不论大小一律不准通行，外国船只当然也不例外。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告诉他们，就说这是张学良说的。”
渡江比赛这天，张学良亲自坐镇，外国船只果然安静的停泊在码头边。随着一声令下，参加比赛的30名游泳健儿们在武昌奥略楼前的大堤口入水，横渡天堑，一直游到汉口五码头。全程5000米。这次比赛使三镇为之轰动，围观助兴者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盛况空前。领奖台上，张学良激动地把一枚刻有“力挽狂澜”题字的银质奖章授给用时33分30秒的冠军得主——20岁的武汉警备旅士兵鞠华祥。
横渡长江的壮举，使处在江城的武汉人受到鼓舞，游泳活动蔚然成风。别出心裁的“东湖水上运动会”等活动推波助澜，方兴未艾，游泳之风逐渐升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武汉地区的游泳活动亦引起了关心国难家仇之士的不满。1935年盛夏，东北军的一位将领在武汉看到钱大钧在长江边组织水上运动会后，给张学良写了一封意见书，大意是：看了水上运动会，红男绿女嬉戏水中，围观者甚众，叫人看后，好像忘掉了东北沦亡、国难家仇，高级官员如此倡导，影响极坏，应当警惕。张学良看了温的意见书，深有所感，于是用红笔批示：“意见甚是！！”并指示秘书将意见书速交有关人员传阅，并面告钱大钧、张群、叶蓬等人，禁止在公共场合游泳，不搞大型娱乐性活动。张学良事后对人说：“国难家仇集于一身，今后我个人的生活行为，请东北同乡随时监督，我们同甘苦，卧薪尝胆，以渡时艰。”
武汉20世纪30年代的横渡长江活动后来也因张学良调往西安而终止。
蔑视列强组织骑射
早在1905年，在汉口的英国商人就以廉价从洋行买办、地皮大王刘歆生手中购得当时汉口西北部800余亩土地，正式辟为西商跑马场（今汉口解放公园一带），这片土地的管理权、警卫权等完全操纵在外国列强手中。各国在汉口的洋人在这里可尽情的游玩，设宴会友，洽谈贸易，唯独排斥中国人。跑马场的不少地方都竖立有“中国人禁止入内”的带有侮辱性的标牌；华人看比赛的位置也列入偏台；酒吧间、舞厅严禁中国人进出。即使中国的高级官员、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进场打高尔夫球，汉口市长吴国桢到场，洋人们都漠然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