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师替新生入学做“担保人”，打欠条，乃至最后垫得没钱吃饭，这些“笑话”学校领导是知道的，学校同事也早有耳闻。但他拿自个儿的工资去资助学生这样的“傻事”，都是悄悄的，学校的领导和同事很少有人知道，家境较好的学生也不知晓。今年5月，中央电视台记者到四中采访。因为来得突然，学校一点准备也没有。记者说要采访几名汪老师资助过的学生，学校领导一脸茫然，语文组的同事虽然“略有耳闻”，但不知道汪老师资助的是哪些学生。这让记者有些意外。“那就问汪老师吧，让他找！”大家把正在上课的汪老师叫出来，如此这般一说，汪老师拍着脑袋想了半天，竟连一个受助学生的名字也想不起来。记者于是就更奇怪了。怎么会呢，资助者竟不知道受助者的名字？有人给记者支招说，去汪老师班里问问吧，到底有没有就清楚了。于是央视记者就直接走进教室问学生：“同学们，你们之中，有受过汪老师资助的，请站起来！”记者说过之后，几名学生在同学们惊讶的目光中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高二（6）班站起来的是吴晶晶、鲁红艳、卫明三位同学。他们告诉记者，汪老师每个月都给他们生活费，有的一百，有的一百五，已经给很久了。卫明读初中的妹妹擅长画画，但是家里供不起，汪老师也一并资助。卫明还说，如果妹妹以后考上了艺术院校，汪老师还会资助下去。
采访至此，再次面对一头白发的汪老师时，记者眼中已是泪水打转。
“学生是自尊心最强的人，在他们开口借钱之前，一定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不能拒绝孩子这最后的信任和希望。”汪金权这样诠释自己经年累月的善举。
从1988年调入四中到现在，22年间汪老师经历了七任校长。已经退休的第二任校长黄治咏，在四中当校长时住在汪老师的隔壁。他说：“我经常看见有学生跟他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很难苦。我原以为是他的亲戚，真没想到只是他班的特困学生。这样的好思想，谁想的到啊……”黄校长说，汪老师的事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他看一次就流一次眼泪，他说他早就知道汪老师是个好人，是个特别了不起的好老师。我知道黄校长说的是肺腑之言。他儿子大学毕业后，原本分配到了县一中，黄校长却让儿子来到张榜四中，跟着汪老师当了两年学徒。黄校长的儿子回到一中后，成了学校的骨干教师。
第四任校长张常雨，在四中任职三年。他任校长期间，正赶上“全县上下迎普九、砸锅卖铁建校园”。当时四中正处在发展的低谷，全校仅有300多名学生。他是带着3000元校舍建设启动资金去上任的。在他的主持下，一场改善办学条件的硬仗打响了。为了解决长期困扰四中师生的饮水难题，张校长的第一个攻坚战是打水井。过去师生的饮用水是从附近渠道里抽取，既不方便，也不卫生。四中地理位置较高，井从何处打？要打多深才有水？退休多年的张校长至今想来还很激动。他说：“为了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我们打井都选在晚上进行。每天晚上，汪金权老师都来帮忙，在哪里打最好，打到岩石层再往下打，他跑前跑后，既出主意又出力。当时请了打井队，跟班负责的主要是校领导，汪老师是出力最多的两名教师之一。另一位热心人，是物理教师陈建雄。井打好后，我们又建了操场，修了校内水泥路。每次开夜工，汪老师都特别出力。”
提起汪老师，张校长还有话要说。“那时四中老师住的很差，每个教师的住房也就十多个平米，小平房，一人一间，吃饭，睡觉，办公，都在这间房里。我经常看到汪老师用板车回老家拉柴，板车是从附近熟人那里借的。那时我就看见有学生跟他住在一起。我以为是他亲戚的伢儿，一问，才知是他班里的特困生，年前死了娘，爹也住了院。汪老师是看到学生没有依靠，才带这孩子一起住，管吃管喝还管学习。”1998年秋，张校长离开四中，调到二中当校长。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张校长提起当年的汪老师，朝朝暮暮如在眼前。
第六任校长田铭生说：“在我当校长期间，汪老师为学生垫钱最多，有的学期把他半年工资全扣光了还不够呢！”
记者在四中采访，校领导初略估算了一下，汪老师拿工资助学不下10万元，几乎占去他工资的一半。这是对汪金权22年助学金额的保守估计。没有任何的白纸黑字可以证明这笔助学账，却有许多人愿意为他作证。
曾经是汪老师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回到四中与汪老师共事10年的语文教师戴鑫说：“汪老师借钱给学生，不要欠条也不记账，这个我们都知道。他何止不记账，大多数临时资助的学生，他连名字都没问，更没留下地址。学生借钱后多年不还他也从来不问一下。”化学教师汪文华说：“很多学生是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有的甚至结婚生了孩子，才到学校找汪老师还钱。有时汪老师把学生借钱的事忘的一干二净，还说学生是不是搞错了。”
在汪老师的资助下读完大学、后又考取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的学生汪洪奎，提起汪老师对他的十年助学，禁不住声音有些哽咽。他说：“汪老师的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了！”
学生的问候是汪老师最大的快乐。很少去省城的汪金权一直记着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到武汉去开会，走到一条大街时，突然有个人走到他身边惊喜地打招呼：“汪老师！”他一看，原来是自己往年教过的一名学生。老师还是当年的慈祥，只是尘满面，鬓如霜。当年的学生已经长大，西装革履满面春风。每每想起这样的情形，汪老师就很有成就感。“走在武汉的大街上都能碰到一名教过的学生，多么令人意外又高兴啊！”
20多年来，汪老师那几间毛糙房子，总是住着班里需要特别关照的贫困农家孩子。无论谁遇上了难事，谁没钱吃饭了，不管是不是他班的学生，只要来找，汪老师每回都是有求必应。他与学生同吃同住，成为四中教师住宿区的一道风景。最多一次，汪老师家里住了8名学生。他把自己的全部空间和时间，都毫无保留地给了山区的孩子。
大别山里的农家学子，成了汪老师梦绕神牵的牵挂。随着岁月的流逝，汪老师负担日重，家里琐事常常丢三落四。但他却牢牢地记住了所带班级每位同学的家庭情况，记住了每位学生的音容笑貌和脾气禀性。只要进了他的班，每名学生在心中，都会占有一席之地。纵是十多年前的学生，汪老师还能清晰地忆起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求学的故事。
汪老师家里最多时住8名学生（王万军摄）
2010年5月，汪老师在接受湖北日报资深记者曾祥惠的采访时，突然接到一个外地的电话。电话是他昔日的学生王辉从杭州打来的。王辉是从新闻媒体上看到有关汪老师的报道，得知县委书记为汪老师送了一部手机，好不容易从同学那里打听到了手机号码才打过来的。王辉家住大同镇，1990年从四中毕业，与汪老师有过一年师生之缘。大学毕业后，王辉到江浙一带谋求发展，已有多年没有联系汪老师了。他不知道汪老师还记不记得他这个学生。可当汪老师一听“王辉”这名字，马上就笑了。汪老师说：“王辉啊，我记得你！你不就是那个胖胖的，住在水库里的王辉吗？”采访中的这个小插曲，让曾祥惠老师感叹不已。
汪老师珍藏着一个小小的电话本，本子翻得都快烂了，上面记的全都是学生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谁读大学了，谁考研究生了，谁毕业以后去哪里工作了，谁最近又给他写信或是打电话了，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家住刘河镇湾潭村的贫困学生王维，父母离异，他跟母亲一起住。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后来母亲重组家庭。在母亲和继父的支持下，初中毕业后的王维完成了三年高中学业，却因误课过多学业受到影响，2005年参加高考未被大学录取。听同学说四中学费低，便在这年8月到四中复读，有幸进了汪老师的班。一年的复读生活，让王维永远地记住了汪老师。他记住了汪老师像亲生父亲一样的关怀和爱护。王维的村十分偏僻，直到现在还未通车。他到学校先要步行两个多小时，到镇上搭车到四中也有很远的路，途中还要转一次车。因此他在复读期间长年住在学校，并且很少回家。在复读的日子里，他和同学们常常来到汪老师的“陋室”，有时是来看书，有时是来吃菜。汪老师无论是买到新书还是从家捎来了疏菜，都会叫同学们去他家里。这样日子一长，同学们也就习以为常，把汪老师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了。无论汪老师在不在家，他想去就去，因为汪老师的家从不上锁。
“直接把手伸到铁门里面，挂钩轻轻一拉，门就开了。”这个开门“诀窍”，汪老师班上的学生都知道。
2006年，王维考上了大学。大学学费一年四千元，这还不包括住宿费和生活费。开学报到少说也要5000元。王维家穷，只能借了。但把借到的钱和亲戚朋友送来的贺礼加在一起，还差2000元。思前想后，走投无路的王维鼓足勇气把家里的困难告诉了汪老师。汪老师二话没说，就把自己工资折上的钱全取出来，又问弟弟借了一些，凑足2000元送给了王维。
上学的钱终于筹到了！来的路上，王维本已作好准备，如果在汪老师这里借不到钱，他就不读大学外出打工。当他从汪老师手上接过2000元钱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鼻子一酸，差点溢出了眼泪。汪老师笑着拍拍他的肩，鼓励说：“王维，到了大学好好学习，不要辜负了你父母的希望！”王维激动地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学期间，每年的寒暑假，王维不是先回家，而是搭车直接去了四中汪老师的家。“直接把手伸到铁门里面，挂钩轻轻一拉”，他就进了屋。洗手洗脸找水喝。“汪老师，我回家啦！”汪老师一听就笑了。“王维啊，什么时候回来的？家里有没有开水啊？没有你就烧。”王维不仅烧开水，有时还要把饭菜做好，之后就坐在房里看书，等着汪老师回来。
王维就读的是一所专科学校。三年后，他毕业应聘到江苏无锡的一家很有名气的国有企业。2009年春，他从同学口中得知汪老师家里也很困难，顿时百感交集。他给汪老师打电话，要把上大学时借的2000块钱还了。汪老师安慰说：“王维，你现在参加工作时间短，家里正要钱用，我的钱你以后再还！”电话那头，王维忍住眼泪，说：“汪老师，这钱我都借几年了，我就寄给您吧！”汪老师仍然不让王维还钱，王维说：“那我就让我娘给您送来。”王维的母亲年近六旬，体弱多病，怎么能够让她翻山越岭来四中还钱呢？汪老师这才答应王维通过邮局汇款还钱。
提起恩人汪老师，王维至今还很激动。“汪老师待我就像父母，没有他的帮助，我就上不了大学……”他在电话里这样告诉采访者。
2003年，四中有个痴迷文学的高二学生退学回家，梦想通过写作改变命运。这位学生并不是汪老师班上的学生。汪老师听说后，就主动找他交流看法。汪老师说：“通过发表作品而被特招的学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还得通过高考上大学。”在汪老师的开导下，这位学生重返学校并住进了汪老师的宿舍。汪老师在学业上悉心辅导，在生活上细心关照。一年后，这位学生考上了大学。
说起学生，汪老师总是十分的自豪。22年来，他亲手培养了1000多名学生走进了大学。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今，汪老师的学生遍布全国，很多人成了行业精英和部门领导。
前不久，笔者陪同几位记者慕名来到蕲春四中，来到汪老师的家。
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教师住宅楼顶楼的“毛糙房”石灰粉抹的墙壁，水泥毛糙地面，十几平方米的客厅中摆放着一张中间裂了缝的旧木方桌，几条木凳。墙上挂着的一个石英钟，是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那还是学校在交房时送给每个老师的礼物。卧室里没有衣柜，装衣服的只是两只木箱。酷爱读书的他也没有人们常见的那种镶着玻璃的书柜。床是长凳和木板搭起来的。厨房里垒着山里人家常用的柴灶，墙角堆放着他用板车从30里外的乡下老家搬运来的木柴。
这就是汪老师的“陋室”。
而即便如此简陋的居室，也并不属于汪老师。这房的产权属于学校。
汪老师生火做饭时被烟薰火燎的情景（朱熙勇摄）
唯一能够显示房屋主人身份的，就是卧室里几张板凳和木板垒起的两个书架，架子上全是发黄的书。上面摆放着汪老师视为宝贝的学生来信，还有他课余时间撰写的教学心得。
在汪老师的写字台上，还有一只牛皮纸档案袋。纸袋里，装的是汪老师从教以来的获奖证书。
《中国教师报》记者刘婷说：“‘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刘禹锡此话，似为汪金权量身而写。”
就在这样的斗室里，汪老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备课、批改、读书、写文章。不知不觉中，眼角爬上了鱼尾纹，鬓角落下了白霜……
人的一生有多少个22年？
“汪老师，您后悔吗？”
这是很多记者目睹了“陋室”，看了汪老师的生存境遇之后，不约而同的发问。
汪老师淡然一笑，说：“我不后悔……”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学专家冯桂林对汪金权甘守清贫、贫不易志的高尚情怀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汪老师以质朴的品格、博大的情怀和崇高的境界，感动了读者，感动了国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师德受到挑战时，汪老师以他的实际行动作出了有力回应。他为教师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我们高扬了一面时代师德大旗，展示了一种高尚的教师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