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医学始于古代，自从出现了战争，就产生了救护和医治战争中伤病员的需要。军事医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医学领域，它是建立在一般医学及医学专科的基础上，并利用其知识和技术，从预防、诊断和治疗角度保障军人的健康。
各时代军事医学的发展和现状，都取决于社会的、军事的、医学的诸因素，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状况和该时代的战争特点，如兵器的使用、战争的性质、兵制的建立、军事思想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等等。
军医组织起源于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由于铁制器具的开始使用和畜力耕作的逐步推广，为各国建军扩军提供了物质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在春秋时代，战争是由数量较少的军队来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范围较狭窄，战争的胜负主要靠车兵，在较短时间内就可决定胜负。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地主政权的建立、武器的进步，并且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份，使军队人数大增，军事范围也较前扩大。战争方式由车阵作战改变为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战争比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疾病和伤亡人数也较多，因此对部队将士的医疗和保健问题也更加重视。
一、军队中巫医和方士的设置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将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已经注意到应关怀士卒的健康。《吴越春秋》中，曾提到越王勾践在伐吴前，誓师时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子其医药，给其糜粥，与之同食。”
齐景公之将军司马（姓田）穰苴，对士卒“次舍并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疾，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史记·司马穰苴传》）他所著《司马法·仁本篇》中曾说：“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可见，当时部队中已设有掌管医药的人员。
魏国大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自负粮，与士卒分劳瘁，有士卒患疽，吴起亲为吮脓血（《史记·吴起列传》）。
托名姜尚、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六韬》，在卷三《龙韬·王翼》篇中，记载了一个由七十二人组成的统帅部系统，其中提到军中应有“方士二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周代曾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墨子·迎敌祠篇》：“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养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对“长具药”的解释是“医之长掌具药备用”。从以上记载可见，最早的军医是由巫医和方士担任的。
二、选拔士兵的体质及技艺标准
春秋时选拔士兵，即已注重体质的强弱，其标准是能否穿着甲胄进行军事活动。能者称为“胜衣”，不能者叫“不胜衣”，如不胜衣就没有当兵的资格。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争对士兵的体质及战斗技术的要求大为提高，当时选拔士兵时，对步兵、车兵和骑兵的体质、耐力和技艺各有不同的标准。
（一）步兵练卒。以魏国武卒为例，选拔的标准是：全身披甲能操作十二石的弩，身背五十支箭和一柄戈，头戴铁盔，腰佩短剑，带三天粮食，半天能行一百里。经考试合格，可免除一家徭役，田宅也都免税（《荀子·议乓篇》）。
（二）骑兵战士。选拔的标准是：身高七尺五寸以上，身强力壮，行动敏捷，能在乘马急驰中，挽弓射箭，前后左右回旋，跳越河堑，攀登山坡，冲过险阻，横渡大河，追逐强敌，敢以少击众的人，才能选为武骑士（《六韬·武骑士》）。
（三）车兵战士。选拔的标准是：年龄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跑步能追及快马，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前后左右回旋，力能在车上掌握大旗，拉满八石弓，向前后左右射箭。达到这些标准，才可以选拔为“武车士”（《六韬·武车士》）。
三、对伤病员的安置——临时伤兵医院
春秋战国时期，当与敌人作战时，常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将重伤士兵安置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墨子·号令篇》中有所记载：“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诈为残伤以辟（同避）事者，‘族之’。”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四、对伤病员巡视及医护不力者的处罚
《通典》中记载：“诸将三日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饮食精粗、均劳逸……视医药”这一规定，不但使伤病员精神上能得到安慰和鼓励，同时使医护人员也有督促和考核的作用。《六韬·复军诫法》中规定：“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视，鞭之。”
点评
在战争中，对伤病人员的安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古代的军事家们就已经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不能不让人赞叹其卓越智慧。
马镫的发明与流传
马在我国被驯养，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马以其快捷健走、力大温良的优点，很早就被人类所使用。早期，马多被用来驾车。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军队最初都是以步兵和兵车混合为主，动辄都是几十万，而骑兵最多不过五六千骑。直至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才为赵国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改变了原来的军队装备，这是军事史上一项伟大的变革。此后，各诸侯国都非常重视发展骑兵。
但是，在当时骑马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因为还没有发明马镫。马镫是骑马时踏脚的装置，没有它，当马飞奔或腾越时，骑士们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紧抓马鬃才能避免摔下马来。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是我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在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了许多与真马大小相似的陶马，马身上马具齐备，但就是没有发现马镫。
马镫虽然很小，作用却很大，它可以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把人和马的力量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效力。马镫，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
20世纪90年代，在吉林市帽儿山墓地中出土了一副马镫，用铜片夹裹木芯，以铆钉缀合加固。经研究证明，其年代大致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南北朝，这是我国出土年代较早的马镫。
而在南京象山发掘的晋琅琊王氏族墓群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或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
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发掘的北燕冯素弗墓出土了一副马镫，形状近似三角形，角部浑圆，在木芯外面包镶着鎏金的铜片，这是一座时代明确的北燕墓葬。北燕，是公元四世纪初迁至辽西的汉族统治者冯氏在前燕、后燕基础上建立的鲜卑族国家，冯素弗是北燕王冯跋的弟弟。
马镫发明后，很快就由中国传到朝鲜，在公元5世纪的朝鲜古墓中已有了马镫的绘画。至于流传到西方的马镫，则是首先由中国传到土耳其，然后传到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大陆的。
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关于脚镫曾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优势的是中国。直到8世纪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现脚镫，但是它们在那里的社会影响是非常特殊的。”
点评
林恩·怀特对马镫评价道：“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弩的发明和流传
弩是利用机械力量发射箭镞的一种远射兵器，在冷兵器中是杀伤力极大的兵器。弩是由弓演变而来的，是弓的发展。
弩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汉代人认为是黄帝发明的，史书记载商代人有弩，但据考证为木弩。“吴越春秋”则把弩的发明归于楚人琴氏，铜弩机是战国时期出现的，在战国时期的不少战争中均有用弩的记载。秦兵马俑坑发现了数百处弩的遗迹，反映出弩机当时在秦军的应用是很普遍的。
大概是在青铜器时代的初期就出现了弓类武器。弓类武器的发明，使得战争从面对面的肉搏战争稍稍拉开了一些距离。当时的弓箭是以坚韧有弹性的木材为弓，兽筋为弦，在木条上装上金属的箭头与羽毛，一般的射程大概只有一百步左右（约六十米）。随着时间的发展，弓也开始发生了分类，从较小的（三英尺）的短弓或猎弓，四英尺左右的混合弓（骑兵弓）到五英尺以上的长弓等等。可弓使用时必须用手拉着弦，时间久了必定难以稳定，而且由于臂力的关系无法远射，这个问题直至弩出现之后才得以解决。
手持弩是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发明的，它与弓最大的不同在于它能够以机械的力量来储存拉弓的力量，在射出箭枝时是不用持续地用力以保持弓弦的张开，所以一是能够以脚力（或其他机械的力量）拉开弩使之能够射得更远，二是在可以瞄准更准，第三是可以利用机械的力量连续发射两枝或更多的弩箭。
另外，在欧洲使用的多是大型弩（或称攻城弩），该种弩在中国也有使用。汉朝时飞将军李广军中所使用的一种大型弩，据说能射八百步（约五百米），能够洞裂城墙，一弩能发八矢，当之披靡。
欧洲的手持弩直到中世纪骑士时代才开始使用可以发射两枝箭的十字弩（大概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弩弓由两个弩机呈十字型装配在一起），当时最著名的弓箭手是英格兰人，能够射穿两件重叠的锁子甲。
点评
中国古代有许多杰出的发明，弩的发明就是一例。它的出现改变了战争方式，实现了远程攻击。这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的又一贡献，值得我们牢记。中国古代火箭
航天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火箭，现代运载火箭就渊源于古代火箭。古代火箭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同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探索相结合，才最终发展成为现代的运载火箭。而说到古代火箭，就不能不提到中国的贡献。
准确地说，火箭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中国是古代火箭的故乡。由中国古代科学家最早运用火药燃气反作用力原理创制的火箭，在当代科学精英的手中发展成为运载飞船升空的大力神，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自豪的辉煌成就。
“火箭”这个词在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代就已出现。在公元228年的三国时期，魏国第一次在射出的箭上装上火把，当时蜀国丞相诸葛亮率军进攻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时，魏国守将郝昭就用火箭焚烧了蜀军攻城的云梯，守住了陈仓。“火箭”一词自此出现。不过当时的火箭只是在箭头后部绑附浸满油脂的麻布等易燃物，点燃后用弓弩射至敌方，达到纵火目的的兵器。
北宋的军官冯继升、岳义方、唐福等（公元10世纪后期），曾向朝廷献过火箭及火箭制造方法。那时的火箭已经使用了燃烧效能更好的火药，但仍由弓弩射出。从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原始的“火药箭”。它用纸糊成筒，把火药装在筒里压实，绑在箭杆上，用弓发射出去。后来在原始火箭基础上做了改进，将火箭直接装入杆中间，爆时声响很大，借以恐吓敌人。
中国古代火箭有箭头、箭杆、箭羽和火药筒四大部分。火药筒外壳用竹筒或硬纸筒制作，里面填充火药，筒上端封闭，下端开口，筒侧小孔引出导火线。点火后，火药在筒中燃烧，产生大量气体，高速向后喷射，产生向前推力。其实这就是现代火箭的雏形，火药筒相当于现代火箭的推进系统；锋利的箭头具有穿透人体的杀伤力，相当于现代火箭的战斗部；尾端安装的箭羽在飞行中起稳定作用，相当于现代火箭的稳定系统；而箭杆相当于现代火箭的箭体结构。中国古代火箭外形图，首次记载于公元1621年茅元仪编著的《武备志》中。
火箭出现后，在中国被迅速地用于军事行动和民间娱乐中。10～13世纪，在宋、金、元的战争中，已应用了火枪、飞火炮、震天雷炮等火药武器。那时的飞火炮和现代的火焰喷射器相似，是一种原始的火箭武器。北宋后期，在民间盛行的烟火戏中，人们利用火药燃气的反作用力，制成了能够高飞和升空的“流星”（或称“起火”）、“爆竹”为节日增添了喜庆的气氛。从工作原理看，流星、爆竹已具有火箭的特点。
公元12世纪后，原始的火箭经过改进后，广泛地用于军事。到了元、明时代，火箭兵器在战争中有了很大发展，并发明了许多与现代火箭类型相近的火箭，相继出现了二虎追羊箭、九龙箭、一窝蜂等火箭，这些都利用了火箭多级串联或并联（捆绑）的技术。明代史籍中记载了多种火箭武器，重要的有震天雷炮、火龙出水、神火飞鸦、飞空砂筒、万人敌等。
明代是我国火箭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军事技术家制成多种利用火药反作用力推进的火箭，用于军事战争。明初，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在夺取政权的“靖难之役”中，于河北的白沟河同建文帝的部队作战时，遭到“一窝蜂”火箭的射击，这是中国最早将“喷气火箭”用于战争的记载。此后各种单级喷气火箭日益增多，有单发和多发两大类。
民族英雄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创制了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等三种喷气火箭，统称“三飞箭”。这三种火箭用长六尺的坚硬荆木制作，箭镞长五寸，分别制成刀、枪、剑形锋刃，能穿透铠甲。箭镞后部绑附长七至八寸、粗二寸的火药筒。作战时，将火箭安于木架上，手托箭尾，点着火药筒的药线，对准敌人射去，水陆作战都可使用。这三种火箭在戚家军水兵营的十艘战船上装备了两千多支，在车炮营、骑兵营和步兵营中，共装备了近五千支，平均每人四支。戚家军装备如此众多的火箭，在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空前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直到二百四十多年后，才知道世界上有喷气火箭这种火器。
单级火箭的高级制品是各种“多发齐射火箭”。它们大多是将多支火箭安置于一个口大底小的火箭桶中，桶内安置两层格板，用于火箭的定位和定向，同时又将各支火箭的火药线集束在一起，点火后众箭齐飞，发射面有数丈之宽，除前面提到的装有三十二支火箭的“一窝蜂”火箭外，还有二虎追羊箭、百虎齐奔箭等几十种，一次可射二至一百支火箭不等。戚家军还常将多个火箭桶固定在火箭车上发射，一次可射几百支乃至上千支火箭，是后世火箭炮车的前身。戚继光在北方守备东段长城时，至少装备了四十辆火箭车，这在古代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中，直到三百六十多年后，才出现火箭炮车。
明代后期的军事技术家还创制了“神火飞鸦”与球形带双翼的“飞空击贼震天雷”两种“有翼式火箭”。这两种火箭分别在鸦形与球形体内装满火药，火药中有火药线通出，并与起飞火箭火药筒中的火药相串联；发射时先点燃起飞火箭的火药线，使火箭飞至敌方，并将鸦身与球体内的火药引爆，杀伤和焚烧敌军的人马，是破阵攻城的利器。后来的导弹可以说是这种火箭合乎逻辑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