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在激烈的争夺和排挤中获胜，出任首辅。为了解决明朝的经济困难，挽救明朝的统治，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特别是经济改革。
张居正是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市)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取进士，十年后入阁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明朝朝廷中直接替皇帝办事的机构叫“内阁”，内阁的成员称为大学士。其中首席大学士，称为首辅。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即等级)，名义上只是正五品，但他们的实权很大，并且往往兼任品级更高的其他官职，张居正兼任的礼部尚书，就是正二品。而“首辅”更是位极人臣，权力更大。这时候原来的首辅严嵩，已经被罢官，因此张居正有了改革时弊的条件。
除了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在军事上加强对俺答和倭寇的抵抗，他把自己主要精力放在经济上。
张居正注意到，土地兼并严重，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他在《答山东巡抚何来山》的信中说，“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正是百姓逃亡甚至作乱的原因。土地兼并还造成了“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的局面。因此，他先以丈量土地的办法来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万历六年，年轻的神宗皇帝采纳张居正的建议，下诏丈量天下所有的土地，包括豪强地主和勋戚的土地，并限定三年内完成，而且还规定了丈量的具体方法。这次丈量，普通百姓不必再为那些逃亡在外的人承担租赋了。丈量的结果，全国有土地701.3976万顷，比弘治年间(1488-1505年)在籍数多出来300万顷。
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张居正把丈量出来的数量越多，越看作功劳大，予以鼓励，有些人为了邀功，就特意用小弓(丈量用的度量器)丈量。
在丈量成功的基础上，张居正又在万历九年开始向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过去名目繁多的各种赋税徭役合并到一起，一律征收银子。然后由官家按用途分解，雇人从事要由农民负担的徭役等等。特别是“按地计丁”一条，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因为过去的徭役是按人口负担，富人合算；而现在改为按土地负担，地多的人当然就不合算了，而那些没有土地只有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的负担就相对地减轻了许多。统一征银的办法，简化了征收手续，又能够防止豪强地主、贪官污吏从中作弊。“官为分解”一条，也是于贫苦百姓有利的。过去是由粮长、里长等征收和押送赋税徭役，他们常常从中作弊，坑害无靠的贫苦百姓。现在由官家统一征收押送，这一弊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避免。
张居正在改革中还重视水利的作用。他任用水利专家潘季驯督修黄河，筑堤修坝，使黄河不再流入淮河，从而使被黄河淹没了多年的土地又能够耕耘利用。并且，也改善了漕运，漕船可以直达北京。
他还任用户部尚书张学颜整顿财政，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财政出纳制度。
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对改善明朝中、晚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缓和社会危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改革后，明朝政府太仓的藏粟达到了1300余万石，国家储备的银子也有六七百万两之多，使明朝政府的财政危机得到了缓解。
但是，张居正的这些改革措施不能不触犯大地主大官僚集团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地反对。万历十年，张居正在进行了10年改革后病死，反对改革的那些大官僚便对他发起了猛烈攻击，还抄了他的家。
(《明史·张居正传》等)
宋礼重整漕运
明成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使北京不仅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成了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北京的人口增加，北京附近的驻军也增加。所以，北京需要的粮食及各种物资也都大量地增加，尤其是粮食，主要是从江南地区向北调运。
明成祖
从元朝开始，海运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向北京运送粮食等物资，一度依靠海运。然而海运的风险大，不仅有大风大浪的威胁，而且倭寇也日益猖獗，这就使得海运更加不安全，使运输的成本大大提高。
永乐九年(1141年)，济宁州(治所任城即今山东省济宁市)同知潘叔正向成祖皇帝进言说，已经被淤塞的会通河，总长450多里，但实际被淤塞的河段仅有三分之一，疏通一下并不是十分困难，但好处却很多。
明成祖朱棣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工部尚书宋礼与刑部侍郎金纯负责整治会通河。会通河本是一条人工河。是元朝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年)，根据寿张(今江苏省梁山县北)尹韩促辉的建议开凿的。它从东平(在今山东省东平县)的安民山起，向北直达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县)，其间跨过济河，又注入汶河河水，然后流入卫河，形成了南北大运河中间的一段。但这条河河道狭窄，水又浅，走不了大船。因此，就是在元代，主要的北运粮食一类的任务，仍旧得由海运来承担。明朝初年，北京和辽东所需的物资，也要靠海运。明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决口，一直流入安山湖(在今江苏省东平湖附近)，会通河便被淤塞不用了。当时黄河的河道是在会通河以南，所以从江淮而来的河运物资，要经黄河运到阳武(即今河南省原阳县)，然后用大量的河南、陕西民工，从陆地上用小车运170里到卫河，在卫河中再经过八次转运，才能到达北京。所以，河运成了国家和百姓的一项沉重的负担。
宋礼是河南永宁(今河南省洛宁县)人，成祖因为他办事干练而提拔他当了礼部侍郎，以后又提为工部尚书。
宋礼对会通河还是较了解的。要让它河水充足，必须得要把汶水注入其中。他就到汶上(山东省汶上县)去查访，访到了一位了解水情的老人白英。并根据白英老人的建议，准备修筑一道5里长的大坝，堵住汶水，使它不再向南流，而掉头向北，注入会通河，然后入海。并且把这一带的各路泉水都集中到汶水中来。到南旺湖(在山东省嘉祥县北)后，一分为二，其中的十分之四向南流入徐州、沛县方向，另外的十分之六流向临清。南旺湖的地势比较高，所以才能让湖水按人的意愿分流。经过实际勘测，宋礼掌握了从南旺湖到临清，共下降90尺。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保证航行，要设置17处水闸，才能进入卫河。而向南高差达106尺，要设立21处水闸，才能进入淮河。
成祖同意宋礼的方案。从山东和徐州调集了30万民工和110多万石粮食，在宋礼的指挥下，整整用了200天的时间，最终完成了这项浩大的治水工程。不久，宋礼又疏通了沙河，从而增加了汶水的流量。
当年，成祖还决定进行一项恢复黄河故道的工作，也让宋礼来领导。这一年的八月，因为宋礼治水的功劳最大，因此受到了最高的奖勋。
第二年，卫河也发生了水患，仍派宋礼去治理。他建议从魏家湾开二条支流，把水引入土河(又称颊河)，在德州再开一条支流，让水流入黄河故道，然后从海丰(今河北省无棣县)和大沽方向入海。成祖又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命令他秋后开工。
宋礼指出，从海路运粮，每年造船、修船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不少船员遇难，有关部门又勒索百姓，使百姓的负担很重。每艘海船要用100人以上，每年可运1000石粮食。而这些费用可以置办每次能运200石的河船，只用10个人，每年往返20次。用同样的费用，可以运4000石粮食。两种方法对比，哪一个更有利就很明显了。他要求从镇江、凤阳、淮安、扬州等江淮地区拨出100万石粮食，由河路运到北京。后来，淮河一带的水系也整理成功了，于是河运很快就发展起来，而海运则曾经一度停止。
(《明史·宋礼传》《明史·河渠书》等)
盛颙焚券诫子
盛颙，字时望，无锡人。他是明代景泰年间(1450-1457年)进士，任监察御史。因弹劾曹吉祥违法之事，反遭牵累，出任束鹿县县令。后来得到升迁，先后任知府、陕西左布政使、刑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等职。盛颙为官很有政绩，所到之处，均有治声。他任束鹿县令时，见徭役不均，百姓受苦，便推行“九则法”深受百姓欢迎。以至他离任之后，继任县令者仍继续实行他的九则法，成为不易之政。他任知府时，当时的巡按御史曾特地将他的政绩上奏朝廷。到了陕西左布政使任上，边境多警，又逢岁饥，他精心规划，励精图治，使得粮饷不缺，军民安定。担任左副都御史时，山东饥荒，他被以巡抚名义派去救灾。盛颙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灾区生产复苏，还剩粮食百余万石。他又将其九则法在山东推行，铲除强暴，除去苛政，深得百姓爱戴。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盛颙从朝中退休，回家乡无锡居住。一到家，见一个屋子里关着好几个人。盛颙觉得十分奇怪，便问他们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原来，这些人都是盛家的乡邻，见盛颙发问，便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告诉他：“我们欠了您家的钱还不出，所以被您的家人关在了这里！”盛颙听罢，叹道：“竟有这样的事情！”于是把他们全都放了出来，而且还设下酒宴款待他们。
过后，盛颙将儿子们全都召集了来，跟他们要众乡邻写下的欠钱字据以及他们的账簿等。儿子们舍不得钱财，因而都迟迟疑疑，不肯爽爽快快地交给父亲。盛颙见儿子们难以割舍的样子，心生一计，便顺势哄他们道：“你们都不必迟疑，放心地拿出来吧。我要亲自过过目，以便把这些字据送到官府中去，叫他们代我们家催要，这不比我们自己去催要好得多吗？”儿子们听父亲说准备这么办，一下子都十分高兴，立刻将字据、账簿等全部捧了出来，交给父亲。谁知盛颙一拿到手，毫不客气，统统丢在火中烧了个精光。盛颙的儿子们丧气之极，却也无法可想。
盛颙将借据等全部烧掉后，又对众乡邻宣布道：“我的孩子们无知，把你们关了起来，催逼债务。这样对待你们，实在是对不起得很，请众乡亲不要见怪。麻烦你们告诉其他的乡亲，你们大家欠我家的债、借据等，全部被我一把火烧掉了。从今以后所有债务一笔勾销，决不再催要，请你们放心！”众乡邻被盛颙的高尚情操所感动，都含着感激的眼泪离开了。
(《明史·盛唏传》等)
以身作则舍身取节
明代左懋第，字仲及，号萝石，莱阳(今属山东)人。他崇祯四年(1631年)考中进士，任韩城知县，又升任户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在任期间，他敢于上言，疏陈各地弊政，提出改革意见，被朝廷采纳。后来，他又任右佥都御史等职。这时，清兵大举入关，连连打败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朝廷议定要派遣使者，与清兵通好。于是，左懋第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衔，与左都督陈弘范、太仆少卿马绍愉等被朝廷派往北方，充当通好使者。未曾想到入京后，便被清兵软禁了起来。后来明朝灭亡，他们这些明朝使者无所归止，清朝劝他们投降，左懋第及其随行的兵部司务陈用极、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刘统、王廷佐等人均坚决不肯投降，终被清朝杀害。左懋第确实是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左懋第的母亲徐氏是浙江宁海人，知书识礼，很懂得民族大义，因而很有气节。1644年清兵入关攻占北京后，明朝逐渐灭亡。当时，左懋第奉朝廷之命，正在南方筹措粮饷，尚未出使北京。堂弟左懋泰当时任吏部侍郎，这时候，他匆匆忙忙地用车子载着一直住在北京城里的徐氏出外逃难，自己和吏部尚书张忻等几个朝廷官员步行跟随其后。她把左懋泰叫到身边，责备他不能够以身殉国，说：“我是一个妇女，亲身受到国家的恩惠，我不能光顾着苟且偷生。告诉你哥哥，你们要好好为国尽力，不要挂念我！”又叫来随行的张忻等官员，也责备了他们一番，说：“你们都是国家的臣子，在现在这种情势之下，很难有存身的地方了，希望你们也好好努力！”说完这些话，徐氏竟气绝身亡。原来，她自从出京城后便不再吃东西，好不容易捱到白沟河，终于因绝食而死去。
尽管徐氏对左懋泰苦口婆心加以劝导，又以身作则，苦守民族气节而死，左懋泰却并没有接受这一番教诲。后来，他仍然投降了清朝。左懋第被软禁在北京，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听到南京失陷的消息后，恸哭不止。堂弟左懋泰以降臣的身份来到北京，做了清朝的官员，去见哥哥左懋第。左懋第毫不留情，说：“这不是我的弟弟！”大骂着将左懋泰赶走，显示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
(《明史·左懋第传》等)
戚继光大义灭亲
戚继光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年号孟诸，定远(今属安徽)人。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曾官至都指挥，署大宁都司。戚继光从小就倜傥有大志，虽然家中贫穷，却十分喜爱读书，通经、史的大义。嘉靖年间，世袭父职，任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后来又调到浙江任参将。当时倭寇入侵，四处为害，所以他在山东和浙江时的主要任务，都是抗击倭寇。
在浙江的时候，他在金华、义乌等地召募3000士卒，加以严格训练，教他们作战布阵之法，终于多次打败倭寇，这就是人称“戚家军”的部队。一时间，戚家军威名远扬，使倭寇丧胆。戚继光及其部队曾前后转战于浙江、福建、广东、山东、河北等沿海一带，多次击败倭寇，戚继光成为当时抗倭斗争中最重要的将领。戚继光训练军队很有办法，所以他手下的军队军纪严明，作战有方，常常打胜仗。戚继光曾将他的军事思想等加以总结，写成《纪效新书》《练兵纪实》《武备新书》等着作，留传后世。故戚继光去世以后，继任者谨守戚继光在任时的成法，以御倭寇，也保持了海疆几十年无事。
戚继光多读书，有智计，深谙武略，威震四方。戚继光壮年时，膝下只有一子，已二十多岁，很有胆略。他跟随父亲在军营中，大概是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所以也很懂得用兵之道。他和戚继光手下的其他将领一样，独当一面，抗击倭寇，称得上是戚继光的得力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