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末年，他官升到右军都督佥事。燕王朱棣起兵南下，逼进南京，陈瑄被建文帝任命总领舟队水师，布防江上。燕兵攻至浦口时，陈瑄就带水师船队投降，迎燕王军队渡江。明成祖夺位后，考虑到他有功，封他为平江伯，食禄一千石，世袭指挥使。
永乐元年(1402年)，明成祖任命水军出身的陈瑄为总兵官，总督海运事宜，从海上运输粟米49万多石，到北京及辽东充饷。于是天津卫为城池，在直沽(今天津)建了能屯百万石粮的仓库。此前海运的军船在海上行驶，海路上的岛民害怕水军士兵，大多躲避藏匿。陈瑄上任后命令军民互市，岛民们才争相结之。海运船队南还途中，适逢日本倭寇骚扰沙门岛，陈瑄带水师追击到金州白山岛，把倭寇船只全都焚毁了。
永乐九年(1411年)，成祖又命陈瑄与丰城侯李彬统领浙闽水师捕击海上倭寇。那时，海浸破堤，从海门至盐城130里泛滥成灾。成祖又命陈瑄带40万兵卒筑堤治海，修了扞海潮堤8000多丈。第二年，陈瑄上书说：“嘉定濒临海岸，江海汇合，海船多停泊于此，没有高山大陵可以依傍。恳请在青浦筑堆土山，方百丈，高三十余丈，作为土堠(hòu)标志。”修好之后，明成祖赐名为宝山，还亲自撰文记述此事。
成祖时命宋礼重新挖通了会通运河，这样大运河的漕运就可以直疏至京城，因此朝廷上便提议取消海运。漕运也依然还是由陈瑄负责。陈瑄就提议修造2000余艘浅水船，先向北输运了200万石，后来增加至500万石粮食，北部于是也丰饶起来。那时江南的运粮漕船抵淮安后，再转为陆运，渡过淮海到达清河，劳费极大。永乐十三年(1415年)，陈瑄采纳老人之言，从淮安城西管家湖开凿运渠20里，即清江浦，导湖水入淮，筑设四道水闸以便关泄，又沿着湖边10里筑水堤以拉纤引舟，这样漕粮船队可以直达北部运河，省却费用无数。后来又疏浚了徐州至济宁的运河。后来又由于吕梁洪险恶，在它的西边另外又凿一条水渠，设了两道闸，蓄水通漕。另外，又在沛县刁阳湖、济宁南旺湖边修筑长堤，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又筑高邮湖堤，在堤内凿渠40里，抵御风涛之险，又自淮河至临清，据水情修设水闸47道。在淮河上和徐州、临清、通州等地都设置粮仓，便于漕粮转输。因考虑到漕运之船容易胶置搁浅，从淮水至通州设了568个导船舍，舍中常年安排兵卒导船避浅。在河堤西岸也凿井栽树，以便利行人。所有这些规划，都精密宏远，万民受益。陈瑄治理漕运30年之间，只要他上举的提案，没有一件不被明成祖采纳的。
成祖去世，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陈瑄因有河海运输的才能，仍被任命原职。他当即上奏七件事，有的是关于漕运的，如请求将湖广、浙、赣、松、苏等南方租粮只运至淮、徐等粮仓，再由官军从此接取，而不必直抵京城；也有的是漕运以外的大事，如请求加强南京守备，考核教职，黜愚进贤等等。明仁宗看后称：“陈瑄所论都很精当。”命令有关官吏立刻实行，给他以颁敕奖谕。
明仁宗去世后，明宣宗朱瞻基继位，仍命令陈瑄督掌漕运，驻守淮安如旧。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年)他上书济宁以北从长沟至枣林淤塞，请用12万人疏浚，半月就可成功。宣德帝念及陈瑄年高久劳，让黄福去帮助他经营。宣德六年(1431年)陈瑄又上书说，江南百姓运粮赴临清、淮安、徐州，往返一年，有伤农事，而湖广、江西、浙江及苏、松、安庆等地军士每年驾空舟到淮安运补给，浪费很多。如果令江南百姓直接拨粮给附近的卫所，部分官军运载粮食到北京，根据消耗由当地粮农补给道里费，这样则军民两便。宣帝于是令黄福及侍郎王佐依其议而实行。改民运为兑运，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宣德八年(1433年)陈瑄死于任上，逝年69岁，被追封平江侯，赠太保衔，谥号恭襄。
陈瑄因为熟悉水运事务，30多年历时四代为官，专司海漕运输，四朝皇帝历来对他信任不疑。由于他有德于民，死后在清河县有老百姓为他立祠堂，加以祭祀。明英宗正统年间，皇帝还命令有关官吏春秋两季去庙中祭祀他。
《明史·陈瑄传》
朱元璋用人之法
徐达，字天德，濠(今安徽凤阳境内)人。他年少即有大志，身高颧高，刚毅武勇。朱元璋还是郭子兴的部帅时，徐达就跟随他，朱元璋与他相见一谈，如同老友。后朱元璋南平定远(今陕西西乡南)时，带领12位勇将前往，徐达就身为其首。后朱元璋任命他为大将，率领诸将攻城掠地，攻镇江，复池州，克武昌，击毙陈友谅。朱元璋称吴王时，任徐达为左相国。
朱元璋准备起兵征讨张士诚时，右相国李善长请求暂缓动兵，从长而计。徐达说：“张士诚污浊而待人苛刻，他的大将李伯升等辈只知占有子女玉帛，容易对付。而他用事的黄、蔡、叶三个参军，都是书生，不知天下大计。臣若奉主上之命，以大军逼攻，三吴很快可以平定。”朱元璋高兴，就拜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命率水师20万人进逼湖州。敌军分三路出战，徐达也以三军应付，又另派兵扼住对方归路。敌人战败退却又无法归入城池，大败而还。徐达用众兵围住其城，张士诚派吕珍等带6万兵来救，也被常遇春等包围。张士诚亲率众兵来救，也被徐达大败于皂林。张士诚逃跑，他部下五太子、朱暹、吕珍等人都投降，湖州城破。
徐达
于是徐达军从太湖进围平江(今苏州)，徐达在葑门扎营，常遇春在虎丘扎营，郭子兴在娄门扎营，华云龙在胥门扎营，汤和在阊门扎营，王弼在盘门扎营，张温在西门扎营，康茂才在北门扎营，耿炳文在城东北扎营，仇成在城西南扎营，何文辉在城西北扎营，筑起长墙围攻张士诚。他们在军营中架起木塔与城里的佛塔相等。此外筑了三层土台，鸟瞰城内动静，并架设弓弩火枪，台上又架大炮，一炮击就可以粉碎城中一切。城里守军非常惊惧。
徐达一向谨慎，也深知朱元璋的个性，便派使者向朱元璋请示进攻计划。朱元璋带信嘉慰他说：“将军一向勇谋绝伦，故而能够粉碎乱谋，削平群雄，现在事必禀告请命，这是将军的忠诚，我甚为安慰。然而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军中的轻重缓急，将军应该相机而行，我不从中制约。”不久，徐达便指挥兵马攻破平江城，活捉张士诚，送到应天府，共收降敌兵25万人。此役之后，徐达被封为信国公。
不久徐达又被拜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他的副将。当时名将，首推徐、常二人。两人才勇相似，都被朱元璋所倚重，常遇春剽悍勇猛，敢于深入敌阵，而徐达则尤其长于谋略。朱元璋诏告群将，说统军有纪律，攻战克敌有将军之体者，都不如徐达。
朱元璋称帝后，仍用徐达征讨边疆，每年春天徐达率军出征，暮冬召还京城，成为常事。而徐达则仍然恭谨如故，一回来就把将军之印上呈归还，朱元璋也很高兴，赐他休沐，设宴欢饮，称他为布衣兄弟，徐达却更加恭谨。朱元璋曾经很随便地对徐达说：“徐兄功劳甚大，还没有好居处，我赐给你一幢旧宅。”所谓旧宅，就是朱元璋称帝前做吴王时所住的地方，徐达坚决推辞。一天，朱元璋到徐达的家里与他饮酒，强灌醉了他，就把他用被子蒙住抬到原吴王宅中让他睡下。徐达醒来后大惊，急忙奔下台阶，仆地自求免于死罪。朱元璋因此而大为快慰。
《明史·徐达传》
科考与荐举同为用人之道
明太祖朱元璋攻克金陵(南京)之后，召用儒士范祖干、叶仪；攻克婺州(今浙江金华)，又召请儒士许允、胡翰等人日夜讲习经史和治国方略；攻克处州(今浙江丽水县)之后征召有名的宿儒宋濂、刘基、章溢、叶琛等人到南京，专门辟有礼贤馆来安置他们，任用宋濂为江南等地的儒学提举，任用章溢、叶琛等为营田佥事，把刘基留在军营中参与军务谋议。
后来专门敕令中书省说：“现在地盘日益扩大，文治武功都双管齐下。世上奇才或隐于山野，或匿身于士伍的隐逸，如果为官者不去引拔，他们是不会自己显现的。从今以后凡是有能够上书陈言，在治国之术、武备经略方面出众的人，参军和都督府都应当把名字报上来。即使不能写文章但其见识可取的人，也允许进府来面陈他的意见。郡县官吏凡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即使在政事方面练达通明，但精力已竭的，应该命令有司从民间选取年龄在25岁以上、天资聪敏、有学识才干的人群召到中书省，让他们与年老的人共事。10年以后，年老的人退休，那时年少的人也精于事务了。像这样才会使人才不乏绝，而各地的官职之位又正得到适宜的人选。敕令向下面的有关部门，传达此意。”这样，各地的外县每年都举荐贤能之士以及有武勇谋略、通晓天文的人，偶尔也举荐有通晓书律的人才。不久又下令申严选举的质量，有滥举的人就逮捕问罪。
不久，朱元璋派起居注吴林、魏观等人拿钱币到四方去访求遗贤。洪武元年(1368年)又征召天下贤才会集京城，分授他们太守或县令之官。这年冬天又派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人分赴各地，去访求贤才，分别赐以白金让他们带着上路。洪武三年(1370年)，皇帝谕诏廷臣说：“六部总领天下事务，不是学问博洽、才德兼美的人不足以居此职位。朕担心有的贤才仍隐居山林，或者屈居在低级僚属中，现令各级有司悉心推访。”洪武六年(1373年)，皇帝又再次下诏说：“贤才，是国家的瑰宝。古时圣王一直劳心求贤，比如高宗对傅说，文王对吕尚。这两位圣君难道是其智谋不够吗？他们仍对版筑鼓刀之徒惶惶虚心，是因为国家不具备贤才就不能达到大治。鸿鹄之所以能远飞，是因它有羽翼，蛟龙之所以能腾跃，是因为它有鳞鬣。人君之所以能够达到大治，是因为有贤人做他的辅弼。山林乡野之中如有德行文艺都可称道的人，有司应当采访举荐，客气地遣送到京城，朕将任用他们，以实现国家大治。”当年，罢停科举考试，另外专门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根本，文艺才能次之。其名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科，全都按礼送到京城，破格擢用。而各省的贡生也由太学进选。于是从此罢停科举考试达10年，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才重新实行科举考试，而举荐人才的方法并行不废。
当时中外大小臣工都用推举来的人才，甚至仓、库、司、局等杂官，也由文学才干充任。那些被推荐来的人又转而推荐他人。所以山林岩穴、草茅穷居之人也大都向上自荐，从布衣贫寒而登堂居高位大官的不可胜数。耆懦鲍恂、余诠、全思城、张长年等人90多岁，被征召到京城，当即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儒生王本、杜学、赵民望、吴源特地被安置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像这样得到显升的很多，而从此又渐渐跻身显贵不可胜数。皇帝曾下诏说：“明经行修、练达时务的人才，征召到京城后，年龄在60岁以上70岁以下的，可安置在翰林以备顾问，4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可在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两司任用。”可也许那时候士人没有其它的途径入仕，往往很多人一时间暴贵，而吏部奏报荐举而来应当任官的多达3700多人，少的时候也有1900多人。另外，那些富户耆民都可以进见，奏对回答满意的，就给予好官美职。像会稽和尚郭传就是由宋濂举荐提升为翰林应奉的，有实可考。
自从科举重新设立后，两种取人办法并用，也没有轻重之分。到建文、永乐年间，靠荐举起家的人还有的被授翰林或藩司。像杨士奇一介处士，陈济一个布衣，骤然被任命为《太祖实录》的总裁官，就是不拘资格之例。后来科举越来越重要，荐举相应地渐受轻视，能做文章的人都以科举场屋出身为荣。有司虽然也多次奉诏求贤，只是循例走过场而已。
《明史·选举志》
吴履不忍治民于狱
民间的犯罪案件，有些最初只是作案人心粗气盛的大胆妄为，结果却酿成大案，导致流血杀人，乃至多条人命的惨剧。真正爱民的官吏，不忍心事发后立威名、兴大狱、成治绩，而是要在事件萌发之初，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制止事态的激烈化、扩大化。明朝初年的吴履，就是一个治狱而“不忍置民于狱”的人。江西南康县民王琼辉，为人粗豪直戆，早就看不惯本地土豪罗玉成横行乡里、飞扬跋扈的所作所为。一天，罗玉成的家人又在王琼辉家门口欺凌弱者。王琼辉一怒之下，将这个恶奴抓进他的院子里打了一顿。罗家知道消息后，以为这是太岁头上动土。两家本有嫌隙，没事还虎视眈眈，既然王家挑起事端，罗家可就等到了大打出手的机会。因此，以罗玉成的侄儿罗玉汝为首，一下子纠合家丁、族人，以及依附于罗家的游民、地痞、佃户等200来人，还有跟着看热闹的好几百人，提刀扛棍，围住了王家院子。罗玉汝等人不仅夺回了肇事家人，还把王琼辉拉出去，捆在一棵树上猛抽猛打，打得死去活来，才扬长而去。
王家受此奇祸，何肯罢休？王琼辉兄弟五人起初到县里状告罗玉成纠集暴徒行凶打人。当时南康知县不在，由县丞吴履受理此事。这吴县丞清正爱民，在百姓中有极高声望。他知道争斗情况后，马上差人将行凶首恶四人捕捉到县，准备惩处。但王氏兄弟必欲将围宅众人一一惩罚；并在公堂上咬破指头，滴血立誓，说倘若官府不管，他们就要杀进罗家，拼个同归于尽。
吴县丞知道王家兄弟已经不能控制感情，稍一放纵，一场悲惨的械斗就要发生，死伤将不知凡几，后果将不堪设想。倘若等到惨剧发生以后再来依法处理，又有好些人要人头落地。他不能眼看着这场血流成河的惨剧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发生。因此，他把王琼辉叫来，反复对他陈说厉害，劝他冷静克制，不要铸成大错。他问王琼辉：“那天只有罗家的人围住你家吗？”王琼辉答：“不是，有一千多人，大多不是罗家的。”吴县丞又问：“千多人都骂你、打你了吗？”答：“也不是，动手打的就那几个，跟着叫骂的也不多，大多数人是瞎起哄。看热闹的多。”县丞又说：“只有那么几个人打你、骂你，你几弟兄就要兴师动众，提刀乱砍，血洗罗家满族、满门，这行吗？而且你知道众怒难犯的道理？如果罗家全族也像你们这样不要命蛮干，拿刀使棍杀到你们家里，他们族大人多，你们的妻儿老小还有命么？杀了你们全家，虽说还有王法惩治他们，可到那时你又能获得什么？你悔都没法悔了！听我的话，老老实实听候县里发落，我会公正地严惩祸首、替你解恨的。”在吴县丞警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感化下，王琼辉仔细一想，仅凭兄弟几人的血气之勇，是报不了仇的，去与罗玉成那样的大土豪拼命，是白送死。他只好爬在地上叩头说：“小民听老爷的话，求老爷给小民作主！”
吴县丞劝住了王琼辉后，就将捕来的罗玉汝等四个凶手押到他们打王琼辉的地方，当着王琼辉的面，每人重打几十大板，打得两腿鲜血直流，求爹告爷的大叫。又强令罗玉成向王琼辉赔礼道歉。一场眼看酿成血祸，终于在吴县丞的恰当处理下，平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