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你知道在国内，如果你们家来了一个外宾，不得了，那还得了？外宾要来了，家里得收拾得干干净净，外宾得请到上座去。而我一到他们家先是分配任务。你来了，遛狗、换猫屎盒、做三明治、带中饭，还有打扫卫生、洗碗。会做饭吗？要是会做饭的话，再做点饭。你就开始觉得自己成民工了，成了他们家的阿姨了。我们那个时候发现自己是小阿姨，还过分殷勤，什么脏什么累就先干什么。天天给人家换猫屎盆什么的，也挺让人家笑话的，人家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一个人，专门找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干？专门换猫屎盆换了差不多四五个月之后，突然间反抗了，凭什么天天让我换猫屎盆？我不换了，咱们还是轮流吧。人就一下子顺过来了，融入他们的文化了，然后就不觉得这么累了。
许戈辉：我还是在你的书里面看到，外交部的发言人章启月居然是你的同学。
洪晃：对，她还在我们特别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发言人的坯子，特别乖。她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我们平常闹，还有出去干什么的话，章启月一般就说：“你们就闹吧，闹到最后肯定要倒霉的。”她永远是我们那里面的一个大姐姐，能管着我们。
许戈辉：其实说老实话，我相信你去上外院附校，包括我那时去上的时候，当时的理想就是成为章启月那样的人，对不对？要到外交部去工作，要做外交官，要做发言人，是吧？
洪晃：对。
爱情与婚姻的起伏
二八少女初长成，走过跌跌撞撞的童年，洪晃会有什么样的青春和爱情呢？
许戈辉：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生活的方式、生活的轨迹改变了？
洪晃：1977年，中学毕业回来后，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不老实的孩子了。我回来之后，跟启月在一个班，她是团委书记，是班干部，而我就成了永远都被人批评的对象。你还记得晚自习吧，就是吃完晚饭，全给关在教室里，让你写作业。我觉得这挺无聊的，就开始讲故事（可能我讲故事的本事就是从那时候练出来的）。全班男女生都在那儿听我讲希区柯克这种恐怖电影的故事，讲得那些小孩尖叫成一团。这事儿后来让班主任知道了。写检查，臭骂一顿。
许戈辉：那个时候你应该是上高中了吧？十几岁？
洪晃：高二，十六。就算挺不三不四的一个女生。当着男女生一块儿讲什么亲嘴之类的事情。
许戈辉：你在美国的时候交过男朋友吗？
洪晃：没有，不敢交。因为那时要是交了的话，估计就得被遣送回来了。
许戈辉：但是在美国，那个年纪的女孩，就应该交男朋友了。
洪晃：对。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我们学校有过一次乒乓球比赛，我打了一个第二名，输给了一个黑人小孩。输给了他以后就开始暗恋他。
许戈辉：要是他对你有感觉的话，你就团结亚非拉人民了。
洪晃：对，就是。我估计代表团考虑到我爱上的是一个黑人，也会比较照顾一下，这还是比较革命的一个举动。
认识洪晃的人都说她酷，酷在她风趣率真，酷在她不拘小节，更酷在她面对每一次爱情都保持着情窦初开的温度。
许戈辉：你觉得你是对生活中的这些小节大大咧咧，还是对感情本身就大大咧咧的？
洪晃：我觉得，如果你说对感情这个事大大咧咧，我可能有这一面，我必须承认这是我的一个毛病，因为我不太愿意在感情上下太大功夫。但是，我觉得我交的男朋友，还都是挺好看的，可能我就是忙里偷闲，对这件事情比较重视点。好多人觉得感情是一种付出，你爱他，你就应该付出。我觉得感情应该是一种享受。你爱他，因为你特别想爱他，他也特别爱你，而且这个过程给你带来的是莫大的愉快，而不应该是一种牺牲。我特别怕人家说这是对爱情的考验。我觉得爱情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一考验不就给烤煳了吗？烤糊了，就不好玩了，你为什么要考验它呢？你非要把一件很好的事情放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头，它肯定会崩溃的。
许戈辉：所以你才离了三次婚？
洪晃：对，当然这也不能成为我离三次婚的借口，可能是我对婚姻的看法有问题。在别人看来，结婚不结婚都是特别大的一件事情。首先这个男人该不该当她丈夫，她会很严肃、很认真地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在结婚前结婚后，你的的确确能看出一个女人的变化，结婚前能经常出去玩儿什么的，结婚以后就的的确确收敛了很多，安下心来了。我没这个概念，我跟任何人结婚不结婚，结婚的前一天和第二天的感觉一模一样，这张纸白扯。我永远都不会觉得，就因为我扯了这纸，我得对这个人多负一点责任，我就没这感觉。
还在“文革”期间，12岁的洪晃就被外交部送往纽约，大学三年级嫁给一位法律专业的美国青年。1983年继父乔冠华病重，洪晃携夫回国。
洪晃：1983年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正式的邀请是回不来的，除非我们俩结婚。实际上当时我们是因为想给他混一个回中国的签证。我那时候上大三，特别怕回来之后出不去了，所以也觉得他跟我一块儿回去保险一点儿，所以就这么结了婚。
许戈辉：你这个结婚的消息是怎么告诉你父母的？
洪晃：我结完婚就特高兴地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没事了，我能回来了。我妈说你别回来，你还是上完大学再回来。我说没事，Andrew跟我一块儿回去，我们两个人一块儿。我妈说那签证什么的怎么办。我说没事，我已经弄好了，我们俩结婚了，就可以一块儿回来了。我妈说什么？你干什么了？我说我结婚了。我妈就半天没说话。
大红门里的一切都似乎过于沉重了，鸿儒、名嫒和才子，到洪晃这一代作为名门叛逆已初见端倪。
洪晃：后来我才知道，这事儿可能毛草了点儿，不算太好。
许戈辉：你那个时候心里对Andrew满意吗？你觉得他是你的“终身伴侣”吗？想过终身伴侣这个词吗？
洪晃：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这么着吧。我不想，在这方面我缺根弦，缺根筋。
许戈辉：一定是12岁到美国把你脑子搞乱了，你说中国的女孩子哪有对婚姻没有幻想的？
洪晃：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我爸我妈的离婚让我觉得家庭不是一个永恒的东西；第二就是在美国的那几年，纽约的那些比较自由主义的感觉，那些嬉皮的感觉，自然会重一点，对家庭真是没概念，所以第一次就这么结了婚，一直到1985年回国。
1985年，洪晃成为德国某金属公司的高级职员，据说她的月薪高达7000美金，而当时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不过70块人民币。极大的落差让26岁的洪晃不知身处何处，当她坐着奔驰去跟外商谈判时竟觉得意兴阑珊。恰在此时，她遇到了中国影坛崭露头角的陈凯歌。
许戈辉：到1985年回国，他回来了吗？
洪晃：他也跟我回来了。我那时候在一个外国咨询公司工作，给那些想到中国来发展的国外公司当咨询员，那时候挺可笑的。1985年的时候，我才24岁，什么都不懂，但来的全都是国外最大公司的大头儿，然后我们摇身一变就从大学生成了顾问了，实际上我们就是翻译。
她不算漂亮，但绝对聪明；她不算优雅，但绝对性情。她的魅力源于自信和才情，她被人们称作“名门痞女”。
洪晃：Compatibility（兼容性），就是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合适。有的时候跟一个人在一起你可能很有激情，但是你们两个人真的不合适，一到生活的细节，你就发现，每一个关口都是错误的，根本没有办法吻合在一起。
许戈辉：按理说第二个丈夫陈凯歌，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你们都是中国人，两个人有着很相似的文化背景，还有在艺术上共同的追求爱好，应该说是充满了共同语言。
洪晃：我了解陈凯歌是由于人家推荐我去看《黄土地》。我看完《黄土地》的时候，的的确确是非常震撼，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才是1985年、1986年，首先从我们成长的时候起，中国的艺术就是社会主义写实，然后在美国看了这么多不管是好莱坞的商业片，还是欧洲的片子之后，你就特别觉得不给气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拍一点好的艺术片？我看了《黄土地》之后，就觉得太棒了，完全像一首诗！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友谊宾馆，我们在苏园租了一个房子。当时凯歌正在制作《大阅兵》的后期，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陈凯歌就去拍《孩子王》了。他拍《孩子王》的时候，Andrew还去外景地瞄了一眼，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是陈凯歌跟Andrew一块儿在《孩子王》的外景地搭着肩膀、搂着后脊梁一块儿照的，特亲热。原来我还看到过，这倒挺有纪念意义的，但是后来就找不着了。回来之后，我和Andrew就吵翻了，然后Andrew就走了。
许戈辉：你和Andrew吵翻和陈凯歌有关系吗？
洪晃：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许戈辉：那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爱上凯歌了呢？
洪晃：我有两个困惑，一个困惑是我回到中国来，嫁了一个外国人，在一个外国公司工作，我还没有一个回到家的感觉，我觉得怎么在中国我成了一个老外了？我周围所有的人，从客户到同事全都是外国人，然后我就觉得我跟中国人的隔阂特别大，我对这个感觉特别不舒服。第二个，我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保障了，然后我就开始琢磨这种工作是我要干的吗？我一辈子都要给人家当咨询了吗？把外商全引到中国来做合资企业，我终生就干这个了？我就靠这个挣钱了？我是特别想发财吗？相比之下，《黄土地》对我来讲更重要，陈凯歌对我来讲也更重要，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跟他好，才头一次让我接了地气，这个的的确确是他给我的。跟他好的这个过程，让我真正地回到中国来，在中国文化中间重新找到了我自己的位置。另外，就是那个时候对艺术有那种特别的感觉，搞艺术的，为艺术献身，哇，太高尚了，太伟大了。这个金钱，金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而艺术高尚到这样。就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候年轻，26岁，挣了点儿钱，觉得生活空虚，死活要跟艺术沾点边儿，有这种原因。
许戈辉：那要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话说，那时候算不算你追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