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有把握你会把这个真实的故事看成是真实的。）
1
门铃响。今晚没有约人。我年轻的太太从防盗门“猫眼”窥视：不认得。
“你找谁？”
“我给叶老师拜年来了。”河南口音。
这天是1月中旬，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元旦已经过去半个多月。
“你是谁？”太太生疑了。
“我从宁夏来，我是席雄。我给叶老师拜年来了。”
他一再说着不合时宜的拜年，她不由得警惕起来。招呼我过去。我从“猫眼”向外一瞥，吃一惊：怎么会是他？他怎么找来了！
太太察言观色，轻声问：“怎么啦？你紧张什么？”
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心惊——该着这句话了。我看一眼表，十一点。我能有什么亏心事，他又是男人。女人的第一神经靶向就是这种事。
“我有客人。”我撒谎，只能撒谎。我需要时间冷静一下，想一下。“你明天来电话再约。”
这应该是通情达理的。我已习惯预约。
“不要紧。你忙。我在门口等你，等你客人走了。我万里迢迢给你拜年来了。”依旧是软软的河南口音，从容又发甜。我太熟悉了，熟悉得像是他几十年一直在对我说，昨天又听见过。
门是绝对不能开的。来了今夜别想让他离开，来了今后就会常来常往，如同叮在一盘菜上的迟钝的苍蝇，赶不走，又不能拍打。我们不得安宁了。也许，还会带点暴力。
“明天来电话再约。”我把话咬死，转身回到没有客人的客厅。没有告诉他电话，他也不会问的。我一定失态，脸色苍白。
他不停地按门铃。声声刺耳。
“你害怕什么呀？我开门，让他进来好了。”女人有的时候很偏执。
“不行。”
我们又来到门后。听见门外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似是在地上铺报纸。邻居上楼，邻居问：“你找谁？”
“我给叶老师拜年来了。”
“他家里没人吧？”
“有人，我们说过话的。”
邻居进屋，关门声。门外又是窸窸窣窣的声音。邻居又开门，说：“你不能在这里睡觉。”
“我等叶老师。”
邻居起疑了（真是好邻居），问：“你说他在，为什么不让你进去？”
“他有客人。我给叶老师拜年来了。”
太太沉不住气了。躲在门后有偷听的感觉，这个感觉让人畏畏葸葸，蹑手蹑脚，做贼似的。
“让他进来好了，宁夏来的。”她决定了。
我们只偷听，忘了偷看。
“你看看，他带了刀没有？”我说。他好像提着一个红白相间的很脏的大编织袋。
一句话镇住了她。她平常对没有危险的事情才勇敢。
“他杀过人，把老婆的头砍下来了。”我不得不说。
太太彻底慌了，连“猫眼”偷看的胆量也没有了。小声问：“他是谁呀？怎么办？”
2
她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对她，也对我，都已恍若隔世。两年前，李丹来温州找我，太太只问一句：“她是谁？”我只回答一句：“从前的同事，都在报社。”她大概没有听清楚后半句，忙着给热情兴奋、语速急促的李丹沏茶去了。李丹在我过去的生活中和现在的回忆里都有着重要的清晰的位置。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无奈。
青春年华，雨打风吹去。不说也罢。
然而，总感觉生命中有些东西需要交代和完成。这些东西，如同自己的影子，阳光下灯光里，或长或短地追随着，就是在没有光亮的时刻，也在淡淡隐现。须臾不弃不离。而且，经历唯有通过回忆和思索才能留下痕迹，获得灵魂。
现在，杀过人的席雄又出现了。
我突然有了我太太和你会感兴趣的信心。写下来，写作是证明一种存在的可能……
3
1965年，冬天。
我在日报文艺部当编辑，才三个月。
大学毕业，我报名申请来这个边疆省区。我是唱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豪情满怀地从北京登上西去的列车。当时政治气氛浓，口号喊得响，但是真的能舍大城市而去边疆的同学并不多，特别是到大西北实习之后，明白草原、荒漠、黄土高原并不像文学作品写的那么浪漫，而且工作分配往往是“一次定终身”，如同婚姻（那年代离婚难上难，一拖几十年、一辈子是常有的事）。去报社报到。打开行李，第二天又通知收拾行李，到农村“补阶级斗争主课”，课时一年。刚回编辑部，现在马上要补工人阶级领导课。
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鼓已经敲响。内部传达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不啻晴天霹雳！毛主席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死人统治”；文艺界领导是“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中宣部是“阎王殿”。接着，批判党的忠实朋友、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海瑞罢官》，紧接着，周扬在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写作的文艺战士》。这篇报告，注定报纸副刊只能发表“文艺战士”的作品了。
我是在一大堆来稿中发现席雄的小说《铁将军》。
我至今记得，他写一位“红色保管员”，原先是矿工，工伤致残后当了保管员，恪尽职守，按手续领取器材，仓库整理得有条有序，还利用空闲时间修理损坏的东西，变废为宝。工人给取外号“铁将军”（老式铁锁的名称）。
类似好人好事的报道。
我每天要阅读几十篇来稿，除了很少几篇不识时务的知识分子稿件，基本上全是工农兵作者。《铁将军》中下水平，写上三四行字退稿信就过去了。那么，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事出有因。
我在读《铁将军》的时候，李丹英俊的男朋友来办公室找她。男朋友要她出来一下，她爱理不理，只顾埋头看稿。我和李丹的桌子面对面，男朋友就站在我身旁。场面尴尬。出于礼貌，我让座，拿着席雄的稿件坐到电话旁的椅子上。
男朋友耐心地坚守在我的位置上。李丹不开口。
我读完稿，看席雄的附信。一般情况对附信我们是一目十行，关注一下作者身份和通讯地址。席雄的信写得很长，五页，由于李丹男朋友的坚持，我只得读信等他离开。
没想到，席雄的信深深打动了我。
席雄小时候随父母要饭从河南来到石嘴山市，小学没毕业便辍学，靠捡破纸旧报纸补贴家用。“大跃进”时期，他在野地挖沙葱，饿昏过去，过路人以为他死了，拿他的提篮盖住脸走了。提篮里还有他舍不得吃的沙葱。半夜醒来没有马上回家，坐在沙坡上想，人不能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死了，活一生要干出一番事业来。那年十七岁。第二年父亲在矿难中落下残疾，他顶替下井。每天升井，第一件事便是到工会阅览室读报刊，有时候洗澡换工作服都顾不上。近一年，他开始读世界名著，可是他越读越气愤。最近读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这位贵族故意刁难我们工人读者，名字搞得这么长这么难记，而且写农民向地主鞠躬，士兵喊沙皇万岁，他“肺都气炸”了。他立志“苦干十年，用拿风钻的黑手写出红色的咱们工人阶级自己的世界名著，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虽然对托尔斯泰有失公允，但阶级感情充沛，壮志可嘉。
我把信读了两遍。
李丹终于开口了，对男朋友说：“现在是上班时间。我们没有什么话好说，你先回去。”
男朋友站起来。个子很高，清秀白净。他离开时没有忘记向我点头道谢。
回到座位，顾不上观察李丹的表情，给席雄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工人写，写工人，这是历史的必然。我完全相信，你一定会写出好作品。只要踏踏实实学习，兢兢业业努力，那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写出世界名著？
我情绪激动，由衷地写。写了三页信纸。
这封影响甚或决定几个人命运的信，当天下午发出去。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编辑部进来一位陌生人。编辑部经常来陌生人或半陌生人，我们各自看稿，未在意。
他站在门口。门开着。天气冷，呼呼进风。
“把门关上。”李丹背朝门，转过身问，“你找谁？”
来人把一个信封递给她：“我找他。”
李丹认得我的字，用下巴示意找我。
陌生人平常个子，平常身材，平常长相。穿着厚实的劳保粗卡其布棉大衣，笨重的劳保翻毛大头鞋，劳保棉帽的人造毛护耳一只支愣着，一只耷拉着。护耳的边沿和眉毛、嘴边、鼻孔下面结着白花花的霜花。
他向我走来，突然两膝着地跪在我面前。
全办公室的人，目光齐刷刷投射过来。我吃一惊，慌忙扶他，问：“你找谁？”
我的嗓门有点大。肯定他认错人。
“我拜师来了！”
他长跪不起，又要磕头。我吃力地把他扶起来。搬过电话旁的椅子让他坐，倒一杯开水。
“你找谁呀？”我问。
“我找你。老师贵姓？”
大家都令人放心地听见了。
我接过信，是我写的。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没有盖“来稿处理”公章！
那天我激情满怀写完三页纸，李丹不知是和男朋友有约还是上洗手间，她保管公章，我不等她就把信封上送收发室了。信中有些话，感情色彩太浓，盖上公章也不太合适。我暗暗庆幸她出去了。落款是：“文艺部一位编辑”。
陌生人就是席雄。
席雄黎明前便动身了。他说下早夜班后本来可睡一会儿，可是今天顶风，三点便启程。从矿区到银川，二百里沙土路，骑车八个小时。大西北冬天亮得迟，八点钟还看不清路面。跌了一身沙土，摔了无数的跤。就是为了“拜师”。
我很感动。
“我姓叶。我是编辑，不是老师。”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篇稿件交给我，我双手接过。他又从大衣口袋掏出一个干裂的馍馍，拳头砸了一下，掰成一块块泡在开水里，拿不锈钢勺挖着捞着，就咸菜吃。
我说：“报社食堂快开饭了。一起吃吧？”
他说：“不啦，赶回去上夜班来得及。白天好骑车，回去顺风。我还要上新华书店买书，你给我推荐的。”
我在信中推荐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
他吃得津津有味，吃态也令人感动。吃完两个馍馍，抹抹嘴，像是汽车加了油，气色红润。
我看完他的对口词。对口词当年流行，分甲乙（或男女，也有众口），一人一句或一段，押韵，朗朗上口，比口号稍有文采，重气势，有简单动作。我看了两遍，我多么希望这篇稿能用！但不行，全是“打打打”、“杀杀杀”，加上豪言壮语。
我不想在办公室说出“不能用”，他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快下班了。我对他说：“走，我们一起出去。”
报社隔壁有一间面馆。我想请他吃碗牛肉面，哪怕喝碗热汤。
我们边吃边谈。
4
“跪拜事件”在报社酿成不大不小的风波。
（想想也不奇怪，竟然有又会劳动又会写作的文艺战士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跪！）
第二天，文艺部刘主任找我谈话。他问我他为什么下跪。我感到很难说明白，支支吾吾。
“我们发过他的稿件？”
“没有。”
如果发表过，也许性质更严重。
“你认识他。”
“不认识。以前不认识。”我有点紧张。
“那为什么？”刘主任要缓和气氛，笑了一下。
“我写了封退稿信，比较长。”我小心翼翼，不敢说热情洋溢，这是表扬自己了。长短是中性的。
“署自己名字了？”
“没有。”
“盖公章了？”
“没有。”
“那怎么办？按手印？”刘主任又笑了。其实他知道全过程，下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起吃饭？”
“是的，吃牛肉面。”
刘主任站起来，给茶杯续水，然后，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你请的？”
“他抢着付钱，他反应比我快。”我照实说。后来去买书，是我付钱送他。我没说。
我知道犯忌了。报纸是党的舆论工具，我们编辑记者只是工具中的一枚枚螺丝钉。螺丝钉没名没姓。我们不应该和作者建立私人关系。
刘主任点到为止，笑了笑，似乎认可“他反应比我快”。
吃牛肉面肯定是李丹汇报的。我和席雄在面馆被她看见了，扭头装作没看见。
我需要先介绍李丹。
李丹长得美。她的美是标准化的，美人画式的：眉毛长长弯弯，大眼睛，瓜子脸，身材高挑苗条，肩膀不宽不窄，嘴巴不大不小，嘴唇不厚不薄，紧腰肢，高胸脯，连笑容也是规划性的，在需要的时候得体地浅浅一笑，露出白白的牙齿而不露牙龈。如果挑出一点与众不同，那是粗粗的单辫挂在身后，她几次解释：“不是故意的，小时候就这样，习惯了，梳成两条反而会感到别扭。”我想是这样。
她是我的“对立面”——开玩笑，不过也是真的。座位在我对面，团支部又指定她是我的入团辅导员，结成“一对红”。
她和我同龄，同年毕业，同时来报社。不同的是她根正苗红。工人家庭出身，中学年代是校学生会干部，保送上大学。政法学院毕业后她在县法院工作一年，没有去农村。早我几天来报社。从县城调首府银川难度大，可见她的“英俊男朋友”的努力和能耐。报社有一则传闻：李丹来报社人事科报到，科长提到她来报社是照顾她和未婚夫的关系，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她说：“他连党员都不是，怎么可能是我的未婚夫？”科长吃了一惊，他手里拿着组织部的调函“原因”一栏写的明确无误。但她“连党员都不是”又有着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政治进取心，科长不便再说什么。
我相信传闻是真的。越来越相信是真的。
这则传闻对她杀伤力很大。很快又传出，她的择偶条件：不是共产党员免谈，年龄大小，俊丑，高矮都是次要的。没有提职务高低。当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生，男女比例失调，可是入党需要长年磨练和考验，几乎没有党员。大学生们开初个个跃跃欲试，不仅在报社，而且在教育界、文化界，但在政治上自惭形秽，不久便望美兴叹退潮了。寂寞沙洲冷。她不急不躁不愠，照样不苟言笑，拒绝约谈，过着宿舍——食堂——办公室的生活；一进办公室便正襟端坐，埋头工作。
李丹来报社是祸是福很难说。她文字水平太差。编辑工作是要“出活”见报，工作又有定额。她编的稿，刘主任退回给她，一而再，刘主任就不顾她的情面让我改后让她抄一遍交他。她写的退稿信，别的不说，经常“再”“在”错用，让通讯员告一状：“这样水平的编辑能处理我的稿件？”刘主任只得决定她写的退稿信也要我过目。于是，她写的信要交给我看过才盖章，我写的信也要交给她盖章。一个是业务，一个是政治。
她晚上经常加班。我晚上无处可去，8个人的宿舍太吵，6个人有收音机同时选台播放，我也常在办公室。看书报，偷偷写小说。白天看着她乌黑头发中露出的一条白白净净的头皮，夜晚在灯光下也依稀可辨。一抬头就看见，随时想看都可以。她从来不回望我一眼。她也不知觉我注目发缝，属于我的秘密。
5
编辑部派我和李丹去矿区，观看矿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为春节“文艺演唱版”选作品。
我约她在火车站见面。她说好的。在车上各看各的书，各看各的窗外风景，情景如同坐在编辑部里。下车时我本能地在身后护着她，防止有人摸她捏她讨她便宜。相安无事。
去矿区要坐公共汽车。上车很挤。李丹刚上去就发现挎包给划了一个口子，皮夹不见了。她喊了一声：“小叶！”
她第一次叫我“小叶”。我站在车门口，马上明白了。一个中等个子的小伙子一脚跨在车踏板上，正往下退，转身要走。我跳下车拦住他。
“拿出来！拿出来走你的！”
小伙子撇撇嘴，推搡着我说：“你想管闲事？”
李丹挤下车了，对我说：“就是他，他一直靠着我。”
一个中年人过来。膀大腰圆，手掌厚实。我们挤车时他一直站在车门边上。
“怎么了兄弟，活得不自在了？”
我肯定是他俩干的了。
“钱包，钱包拿出来走人！”我只堵截小伙子。一个望风一个下手。
小伙子说：“她是你什么人？值得吗？”
我说：“同志。”
大个子说：“同志？这时候来矿上的婊子多了。”
李丹躲在我身后。她急了，红着脸说不出话来。拽了拽我的衣服，意思是算了。
汽车按了声喇叭。车走了。车站只有我们四个人。
大个子往我身上挨了一下。小伙子有划挎包的刀子，大个子大衣里藏着锤子或小斧头，带把的，我明显感觉到了。我1米80的个子，大学年代是运动员，也练过武术，尽管花拳绣腿，从来未派上用场，但胆气是壮的；也许还因为李丹，英雄救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