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业兴，上党长子人。祖父李虬，父亲李玄纪，都因精通儒家学说而被荐举为孝廉。李玄纪在任金乡令期间去世了。李业兴少年耿直，从小就立志专心致力于学问，身背书籍从师学习，不辞辛苦。他对有关儒家经典的诠释精心研究，并喜欢披览和留心新奇的学说。稍后，李业兴师从徐遵明，在赵魏故地之间学习儒学。当时，渔阳人鲜于灵馥也招收学生教学授业，而徐遵明名望不高，著述也还不多。业兴于是来到灵馥的学校，以生徒的身份听他讲授。灵馥问业兴：“李生长期追随羌博士徐遵明问经，都学到了些什么呢？”李业兴沉默不语。等到灵馥讲解《春秋左氏传》的时候，李业兴向他求教有关此书的数条要旨大义，灵馥却哑然不能对答。于是李业兴抖了抖衣服，站起来说：“羌博士的弟子正是如此！”随后他立即离开灵馥的学校，直接回到了徐遵明的门下。自此之后，灵馥的学生全部离开他而投奔徐遵明。徐遵明的学说由此大盛一生徒也渐渐地多了起来，这些都是李业兴所促成的。
此后，李业兴广泛涉猎多种学问，凡图谶、风角、天文、占候之学，元不精通熟练，尤其擅长算术和历法。虽然他家境贫寒，但却常常高傲自负，如果待他礼节不周，即使是达官显贵，也休想使他屈服。李业兴后来作了王遵业的门客。继而被荐举为孝廉，任校书郎。由于朝廷施用的赵欧《元始历》，因节气少算而后于天时，渐渐地已不很精密了。于是在北魏延昌年问，李业兴制定了《戊子元历》，上呈魏帝。当时，李业兴及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人都各自献上了自己新定的历法．世宗宣武帝下诏，让他们在此基础上共同编制一部历法。后来，张洪等人一致推举李业兴主领此事，编写了《戊子历》，并于正光三年上奏颁行。此事记载在《律历志》中。李业兴接着又被提升为奉朝请。临淮王元或征伐南蛮时，推荐他为骑兵参军。后广阳王元渊北伐，又任他为外兵参军。李业兴认为，殷历的甲寅，黄帝历的辛卯。都只徒有一个上元积年而已，方法与内容都已缺佚，于是李业兴又修定殷历与黄帝历．各成一卷，流行于世。
北魏建义初年，孝庆帝降旨李业兴，命他掌管对礼仪的注释论解，不久封他为著作左郎。永安二年，因他过去制定历法有功，赐封李业兴长子伯的爵位。后来由于父母去世，在服丧期间他解职去官，不久又官复原职。在长广王元晔盗用帝号期间，他被封为通直散骑侍郎。普泰元年，宫中裁减侍中常待等官，而李业兴仍然被留任通直，兼领宁朔将军。后来又被任命为征虏将军、中散大夫，依旧留在通直。太昌初年，李业兴改作散骑侍郎，还是因为他掌管礼仪的劳苦，特别被赏赐晋升一级，封为平东将军、光禄大夫，不久又兼领安西将军。后来因出帝当初即位之时，李业兴参与实行了礼仪之事，被封为屯留县开国子，并赐五百户封地作为食邑。此后他改作了中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以爵祭于神前行拜师礼，李业兴与魏季景、温子升、窦瑗代为选取文章。后人宫作了侍读，为出帝讲学授业东魏初年，国都刚刚迁到邺城不久，起部郎中辛术便上奏说：“如今皇城迁徙到了瓤地，一切都需从头做起，要想将京城修建得繁华富丽，必须以采用适中的方案为宜。向上呵以效法古代，向下可以仿照洛阳城的模式。虽然今天的邺都已很破旧，建筑基础也毁弃殆尽，加之相关的图纸与文字记录多不一致，这些事都需要审核考定。臣虽说有此职责，但学问还不足以研习古事，因此对国家大事不敢独断专行。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的学问精深博洽，他通达儒学，见闻广博，纵使是千家万户，也最好去访询。如今要向他救教，请他用图纸来查考核对文字记录，考定是非，再参照杂糅古今的有关记载，取其适中的内容制定出一个方案，召募画工和其他可供调动使用的人员，将全部内容重新绘制成一幅新图，而后呈奏圣上定夺。只有这样，到开始营建的时候，主事和工匠们才不会有疑问。”孝静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东魏天平二年，李业兴被任为镇南将军，不久又被封为侍读。当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将军高隆之奉旨，正在整理五官中郎、左中郎和右中郎三署的乐器、衣服，以及各种散乐杂技使用的器具，于是上奏魏帝，请李业兴也共同参与这项事务。
天平四年（公元537年），李业兴与兼任散骑常侍的李谐、兼任吏部郎的卢元明一起出使梁朝。当时，粱武帝萧衍的散骑常侍朱异问李业兴：“魏洛阳城外的委粟山是举行郊祀的地方吗？”李业兴答道：“委粟山是祭天的圜丘坛，不是举行郊祀的地方。”朱异说：“北方举行郊祀之地与圜丘的安排不在同一个地方，这是采用郑玄的说法吧。我则以为王肃的解释更适用。”业兴说：“是这样，京城洛阳举行郊祭的地点和圜丘的安排，都只根据郑玄的说法。”朱异问：“如果是这样，那么嫡亲女子的礼制却反常地按庶亲的礼制降低一等，是否也是根据郑玄的说法呢？”业兴答道：“对于这件事，也不能仅从一家之说，如果卿在这件事上采用王肃的说法，那么，丧家除服行的祭礼应该在二十五个月后举行，为什么在王俭所著的《丧礼》中，除服之祭却是在二十七个月后举行呢？”朱异于是无言以对。李业兴继续说：“我昨天看见一座明堂，它是用四根柱子架起的方形房屋，里面根本没有分成五间或九间内室，这种形制是裴颁制定的。明堂是一种上面为圆形，下面为方形的建筑，裴颀只是取消了其中的内室而已，并没有改变它的整体形状，那么，为什么现在看到的这座明堂的上面不建成圆形呢？”朱异说：“上面圆下面方的说法，在经典著作中根本找不到，既然如此，方形的明堂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业兴说：“上圆下方的说法，来源非常清楚，卿只是自己没有看到罢了。我曾见过你集录梁国君主的《孝经义》，其中也说到明堂的形状为上圆下方，如此看来，你所说的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嘛！”朱异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明堂为上圆下方的说法究竟出自哪一部经典呢？”业兴答道：“出自《孝经援神契》。”朱异说：“这是谶纬占卜之类的书籍，有什么可值得相信的！”业兴反问道：“卿如果不信此书，那么灵威仰、叶光纪之类的神嘉在经书中也都没有记载，你又信不信呢？”朱异哑然不能作答。
接着，萧衍亲自向李业兴发问：“我听说爱卿精通五经及其义理，那么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究竟有哪一点彼此相通呢？”业兴说：“我少年时代作学生时的义理，则还不能完全了解。”萧衍又向：“《诗经》中的《周南》是帝王的诗歌，却要系在周公的名下；《召南》是仁厚贤者的诗歌，却要系在召公的名下。为什么要听叫作系呢？”业兴回答说：“郑玄在注释《仪礼》时说：‘古时大王和王季居住在岐山以南，他们身体力行《召南》的教导，用以振兴帝王的事业。到了文王的时候，他遵循今天《周南》的教导办事，因而得以受授天命，在酆地营建了都城，然后把他旧有的土地分给了周公和邵公，所以叫作系。”萧衍接着又问：“如果是旧有的土地，应该自己统辖管理才是，有什么理由要分给周、邵二公呢？”业兴答道：“文王在作诸侯的时候，教育感化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今天已经作了至尊至上的天子，便不可以再守着过去作诸侯时-的土地了，所以将其分给了二公。”萧衍继续问：“乾卦的第一爻的爻题是‘藏伏不见的龙’，第二爻的爻题是‘刚刚出现的龙’，至第五爻的爻题是‘飞跃在天的龙。我看它们最初可以叫作虎吧。”提问稍略转了话题。业兴回答说：“我才疏学浅，不足以回答您的问题。”萧衍又问：“《尚书》记载‘正月朔日，虞舜在文祖庙接受帝尧禅让帝位’。这是哪一种历法的正月？”业兴答道：“这是夏历的正月。”萧衍问他如何得知，业兴说：“查考《尚书中候-运行篇》，其中说到‘日月开始运行’。所以知道是夏历。”萧衍又问：“帝尧时代的历法以哪个月作为一年的开始呢？”业兴回答道：“自帝尧以前，典籍中没有记载，实在不知道。”萧衍接着说：…恭敬地迎接刚出升的太阳’，这就是正月。‘在一年中昼夜平分的那一天，鸟星将在傍晚出现在正南方的天空，用这个天象可以确定春分’，这就是二月。这些内容都出自《尧典》，为什么说不知道帝尧时代的历法以哪个月为一年的开始呢？”业兴答道：“虽然夏、商、周三代的历法不同，但人们在谈论时间和节气的时候，都依据夏代的历法。《周礼》说：在仲春二月，让那些尚未成家的单身男女相会相配。此事虽出自周代的典籍，但月份却是采用夏代的历法。帝尧时代的历法也当如此。然而我研究得不够深入，无法辨别分析清楚，难以回答您的问题。”萧衍又问：“《礼记》记载，原壤的母亲死后，孔子帮助他整治棺椁。原壤却敲着棺材唱道：‘从母亲去世到现在已经很久了，我一直都不能以此木来寄托我的歌声。棺材的木纹象狸头上的花纹一样斑斓，孔子执斧的手象女子的手一样柔美。’孔子是圣人，怎么反而与原壤是朋友呢？”业兴回答说：“孔子自己在当时就已经解释了，他说：“朋友没有大的过错就不能相互遗弃，与我有骨肉关系的亲属，虽然有违背礼仪的地方，但还没有失去他们作亲属的原则，我就仍然要与他们和睦相处。我的故旧朋友，虽然有违背礼仪的地方，但还没有忘记他们作朋友的原则，我就仍然要与他们交往。”萧衍继续问：“原壤是哪里人？”业兴答道：“郑玄在对《礼记》的注释中说：原壤是孔子幼年时代的朋友。所以是鲁国人。”萧衍问：“孔子是圣人，他身上所具有的品行必然可以效法。原壤不行孝道，违背了尊卑长幼之间应遵从的关系，为什么孔子要容忍故友的小毛病而与他交往，却不追究他不行孝道的大罪过呢？”业兴答道：“原壤所做的一切，事情是明白清楚的，孔子与他从幼年时代结下的情谊，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既然朋友没有严重的过失，怎么可以抛弃呢？孔子非常珍视与老朋友深厚的情谊，并没有失理。”萧衍继续问：“孔子是圣人，为什么要写原壤的事迹让后代效法呢？”业兴回答说：“这是后人所撰，并不是孔子自己写的。与孔子父母被合葬在防地一样，象这类事情，《礼记》中动辄就可以列出上百条。”萧衍接着问：“《易经》所说的太极，究竟有没有呢？”业兴答道：“古代所传是有太极，但我一向不善于道家学说，哪儿敢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回国之后，李业兴兼任散骑常侍，又兼领中军大将军。后来议事省被废除，魏帝下诏令右仆射高隆之及其他中央官吏，与李业兴在尚书省共同议定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礼仪。兴和初年，李业兴又续修了《甲子元历》，当时就颁行使用了。后来他又计划议定《麟趾新制》。东魏武定元年，李业兴被任为国子寺祭酒，并继续担任侍读。武定三年，他受朝廷派遣，出任太原太守。齐献武王高欢每次出兵征讨，常要到他府上拜访，与他商议。武定五年，齐文襄王高澄封他为中外府咨议参军。后因犯事而遭囚禁，于是李业兴在狱中撰修了《九宫行棋历》，以五百为一章，四千零四十为一部，九百八十七为斗分，重新以己未作为历元，与此前行用的历法首尾相接，不需再作调整，此历的内容与方法与当时施行的历法不同。至于节气的交分和影度的盈缩长短，则与当时的历法没有差异。武定七年，李业兴死在狱中，享年66岁。
李业兴对古代典籍十分喜爱，汇集收藏从未终止，他常亲手将破旧的书籍补好，然后亲笔书写上题跋，家中的藏书将近万卷。他览读不息，并常有很多新奇的见解，他学识渊博，儒者们对此都十分钦佩。李业兴性格豪爽侠义，重意气。别人遇到急难，委身投奔他，便能得到他的收留和容匿。对于与他爱好相投的人，即使倾其所有送给人家，他也绝不吝惜。但是，如果别人与他有相违戾的地方，便会立即指责人家，甚至厉声厉色地诽谤痛骂。同时他的性格又很急躁狭隘，每当他与人辩论的时候，总要高声叫喊，排斥别人的意见，毫无儒者风度。他常对人说：“只要对我有利，即使知道别人所说的都是荒谬不合理的话，也比对我不利要好。”他致力进取，妒忌别人的才能和声望超过自己，甚至不顾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当时的人们都对他这一点非常憎恶。但说到他学术的精深广博，在当时却没有人能与其相比。
李业兴的儿子李崇祖，在东魏武定年问任太尉外兵参军。李崇祖的弟弟叫李遵祖，北魏太昌年间，李业兴将自己长子伯的爵位传给了他。在北齐接受东魏禅让帝位的时候，他们都投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