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的《中国特色论》，是许毅教授围绕着中国特色展开研究成果的汇集，内容涵盖财政、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领域。他对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结合时代发展不断吸取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和发展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从国家分配的角度剖析了再生产诸环节中有关方面的问题，经济与财政的关系以及历史的有关演变发展过程，揭示了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对于当前现实问题的重要影响。
本书所收入的30篇文章，围绕着中国特色这个中心议题，深刻论述了中国特色的国情、中国特色的财政史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可以说本书是他近25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学术精品的荟萃。同时也反映了一位老革命、老学者的良知与责任。本书突出的优点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即究源发新、与时俱进。品高学粹，他用自己的人品和文品为后学者提供了做人与治学的典范。
有幸拜许毅为师，在近30年时间里，参与了他所组织的近代中国经济史几个课题的研究。研究的过程，也是接受他指导与学习的过程。《中国特色论》一书所收的文章，过去读过，这次重读后获益更多。他不断地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新的探索，新颖而又合情合理的观点迭现。他以年迈之躯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与考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思维，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本文仅就《中国特色论》一书中从近代中国财政经济研究的视角，谈点感受。
究源发新，治史者的追求
对历史的不断探究是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断地发新则是治史者的责任。历史，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付出艰辛的创造性劳动，才能究源发新，使我们的认识走近历史。
对近代中国外债的研究中，许毅提出：“富有四海”的清王朝为什么会走上举借外债，甚至依赖外债以度日的道路？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盛世以后，为什么清王朝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呢？这种巨大的反差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从“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直至“宣统覆亡”的历史原因。
1988年，许毅在《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上述问题。经过几年的研究，于1996年与王国华一起撰写了《由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的教训》一文。文章中考察了盛世的起源与盛世气象，探究了盛世危局、衰落根源——奢侈与腐败，剖析了嘉道中落的催化剂——使中国元气大伤的鸦片贸易，阐述了走向衰落的深渊是鸦片战争的致命打击。从而得出的结论是：“鼎盛之际，统治阶级居功自傲，放弃了文治武功、励精图治的积极进取精神。乾隆羡慕江南湖光山色，六次南巡，沿途的接驾盛况，奢靡之极，上行下效，腐败之风刮得剽悍无敌、英勇善战的八旗子弟和绿营，变成战则必败、祸害百姓的罪魁；清正廉洁的满汉官员，变成官无不贪、吏无不恶的祸首。文治武功全废。在英国殖民主义于1840年发动的鸦片战争中，虽然在汉人将领抗拒之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焚毁了没收的鸦片，清政府却摘了林则徐的帅印，以致转胜为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开了先河。”
通过对“康乾盛世”的形成和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考察，使人们对“历史周期率”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这里，给我们说明了一个真理，经济的发展，文明的昌盛，如果是自发的发展而不觉，如果不为人民而只图一时之享受，如果不提倡为公而只倡导为私，其能留给自己的只能是苦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往往因无知、侥幸、自私而贻误大业，其为自己留下的只是毁灭的祸根。
清代由盛而衰，由繁荣到覆亡的教训，值得记取。
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事实证明，腐败是万恶之源。清朝的衰败灭亡与腐败有关，外债也与腐败有关。腐败断送了清王朝，腐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陷入被瓜分的深渊。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兴盛和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骄奢懈怠，必然会腐化衰败，挨打受气，任人宰割，最后灭亡。盛而骄，骄而奢，奢而贪，贪而腐，腐而朽，朽而亡，这就是清王朝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的。
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20世纪中国先进分子思考与求索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论》中论述的一个重大问题。许毅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遵循马克思说的：“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是借助于洋务运动、北京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近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提出了中国近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问题？究源才能发新，才能深层次地回答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重大而根本的任务。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创造过程，不是从自身的生产方式中一步一步地游离出来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之后，为了反压迫、反侵略，为了自强，不得不引进外国资金、外国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举借外债的特殊方式，发展近代工矿企业、铁路、邮电、航运、通讯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这些方式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凭借国家信用向外国举债，直接买进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殊形式。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又一种形式，是国家政权利用国家财政，直接动用国库或国家信用（包括内债），来创办工业。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三种形式是大官僚（包括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以及后来的宋子文、孔祥熙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或侵占公款，创办近代工矿企业、金融事业。举借外债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面。许毅在《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和《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特殊性》两文中，详细阐述了我国现代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特别是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的演变过程。他认为“我国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与‘两声炮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往的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中，多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的影响来分析，忽视了十月革命的炮声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影响的物质基础的考察。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阶级基础，中国不可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了解十月革命期间中国的物质基础必须究源于鸦片战争的炮声给近代中国的影响。正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开了清政府的国门。“清政府为抵御外国侵略，发展军用、民需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事业，便举借外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了社会化的生产力。”
近20多年中，许毅与我们就外债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粗略统计在新中国诞生前的1996年（从1853年上海洋商借款算起），举借外债共计900多项，目前所查明的约有730多项。清政府时期举借的155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29.2%；南京临时政府举借的23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25.84%；北京政府时期举借的387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40%；护法军政府举借的57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47.8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举借的36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31.11%。
从以上几个历史时期总的来看，中国近代外债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他们之间在华争夺政治、经济权益的一种重要手段。它们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也是毋庸讳言的。外债为道德上的恶所形成，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可以说主要是依靠外债。”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统计，近代化大生产的产值已占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9%，其中被没收的官僚资本和敌产占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固定资本的80%。这些被没收的官僚资本转化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
服务现实，学术研究的宗旨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出于时代的需要，人们总会不断地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并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然而，历史不应是任人摆弄的玩偶和映射工具。它应有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治史者立足现实，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把促进社会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中国特色论》一书的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一位老革命、老学者的良知和责任。
在中国财政史的研究中，许毅教授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不应就财政论财政，就外债论外债。他在《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和研究财经史的方法》一文中写道：“财政史是财政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本身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然而，在财政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就财政论财政的倾向相当严重，致使一部财政史变成了一部就财政制度论财政制度，就财政思想论财政思想，脱离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演变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制度罗列、思想罗列。它既不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又找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造成目前财政史的教学与研究缺乏生气的直接原因。”如何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统一的“普遍规律”运用到财政学特别是财政史的研究中去，他说：“这是当代财政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从事财政理论研究与财经工作的一员老兵，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我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普遍的规律’，无论是改革还是总结历史规律，都必须以邓小平同志教导的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充分理解恩格斯在撰文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关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并运用这一方法，生产力再生产规律、生产关系再生产及生产方式再生产规律、社会关系再生产规律三个层面，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剖析。通过这种剖析，使财政史的研究范围得到拓展，打开沉闷的窒息空气，同生动的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成为研究经济运动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能指导实践的学科。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挥其应有的史学资治功能。
对外债的两重性分析，也是着眼于国家的独立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外债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外债成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从经济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但是，外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更多的资本、更多的技术、更高的生产力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发展的要素。
在外债研究中，许毅教授反复强调不能就债论债，提出：“认真研究外债的两重性，在利用外债过程中扬长避短”；对外债“利用得好，会给一国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进和加速作用，利用得不好会给社会和人民造成沉重负担，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引进外债的过程中必须加以科学论证，谨慎对待。”提出要吸取20世纪80年代世界性债务危机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许老时刻关注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所做的研究，都是为吸取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为如何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现实问题在某些方面做出自己的解答。
在许老的主持下，从1983年开始，对中国近代外债资料进行整理，编辑出版了《清代外债史资料》、《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和《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等，约千万字以上。随后，对晚清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外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撰写了《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全书共四卷。当第四卷书稿定下后，许老提出要写一篇总结性、概括四卷内容的结束语。经多次讨论，命题为《历史的启迪，科学的实践——〈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结束语》，强调本丛书写作的目的绝不在于简单地记录历史的变迁，而是为了通过对清政府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和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这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成败的回顾，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为我们当前乃至今后的各项建设工作提供参考，以便早日完成中共中央制定的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外债虽是这套丛书的主线，但也仅仅是切入点。认识今天，展望未来，首先要以认识昨天为基础，认识昨天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今天、展望未来。正如列宁谈到历史研究时所说的：“……为了用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在丛书的结尾部分，从中国近现代的史实出发，并从客观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实践中理出了16个问题，阐述了基本理论，总结了经验。这16个问题对我国当前的建设以及未来长远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宏观导向作用。
许毅教授从干部到学者，研究历史源于现实的困惑，走了从现实追溯历史，又从历史回到现实的治学道路。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给了他不一样的眼光和见识，他也给了我们挣脱学术之茧的利刃。
与时俱进，学术生命长青
《中国特色论》一书不仅反映了许毅教授历史的长远眼光，也反映了他与时俱进的人生追求。他在前言中写道：“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变，但是它的具体应用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两者的相互适应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一定条件下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慢慢又会不适应于生产力的新发展，两者总是在动态的发展中获得平衡。在学术研究领域，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人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而逐渐向前发展的，具体到这本书中收入的文章而言，它们既是紧紧围绕着中国特色论这个中心议题而展开，同时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实际、与时俱进的客观反映。”
与时俱进使许毅教授的学术之树长青。1976年，他牵头组织北京及浙闽赣的专家学者，深入到中央苏区，发掘整理中国共产党在闽浙赣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时期的财政经济史料，编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而后组织了全国从事中共党史、财经史的一部分学者，对陕甘宁边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东、东北、中原以及东江、琼崖等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在各地参与者的努力下，选编了31种，约4000多万字的财政经济史料。对其中一些较大的根据地还编写出版了根据地财经史，共18种，约560万字。在这些成果中，一方面回答了如何依靠落后的农村经济来支持革命的需要，进而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另一方面也解答了如何解决落后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原理。
随着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总结历史经验，许毅教授主持了近代中国外债、外资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外债问题研究。这项工作的情况上两节中已写明，不再赘述。
人们知道他是我国财政理论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创始人。他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公共消费”、“公共财政”理论影响后，转而从前苏联引进的“货币关系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国家分配论”搞清楚了财政分配的对象是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弄清楚了分配关系与分配形式和分配活动的主客观关系；揭示了财政分配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具有特殊的运行方式。改革开放后，财政分配作用有了变化，预算在社会分配中比重下降，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财政调控国民经济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然而一些人以为我国现在搞市场经济了，主张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消费论”、“公共产品论”，改头换面地引入到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中来。许毅教授在《中国特色论》一书中，写了10篇文章，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论”。他在《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一文中，对研究财政理论提出四个必须，即必须明确财政学的地位、必须研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问题、必须明确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关系、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理论与西方财政理论的区别。在对上述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国家分配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内容十分广泛，概括其主要观点为四论，即主体论（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制导论（分配的目的是制导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结构论（通过制导论，使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等建立在先进的科学基础之上）、机制论（研究利益关系，确定最佳的利益分配格局）。文章在最后提出：“为了适应时代对财政理论与财政政策提出的要求，在当前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通过对国家分配论的进一步完善，使我国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要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出发，在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创造性地发展财政学理论与国家宏观调控理论。要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发展观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思考，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论，又反对不加分析地使用拿来主义的洋教条以及狭隘小生产思维的经验主义。我们进行财政学研究，就是希望要在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过程中，广大财政研究工作者能更好地掌握研究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科学的国家学说，使我国的财政学真正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的一部分，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财政工作。”
在《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一文中写道：“建立广义财政学要从分配方式与生产方式、财政政策与经济运行、国家职能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出发，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财经工作的实践经验，借鉴各国经济学科的优秀成果，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核心，以要素分配与利益分配的协调为基点，完善与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财政理论体系，重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体系和分配方式。”
“国家分配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深化。他又写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学初探》、《从社会再生产角度出发，重塑财政学理论体系》、《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和财政职能，发展和完善“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论》、《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财政理论体系与实际工作规范》等文章，考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了更深层次的解答，使国家分配论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
许毅教授的研究工作除了财经历史、财政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外，对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均有所调查与研究。他不顾年迈之躯，以惊人的毅力，长期奔波于祖国的大江南北、东北与西部，进行调查研究。我与他在一起开会，研究与讨论的均是财政经济史问题。会上讨论的是历史，但是会议之余就去考察当地的工矿企业，召开小型的座谈会，获得最实际的材料。他把情况搞清弄准，进行研究分析，理清思路，提出解决方案，有的提供给决策部门参考，有的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写出学术论文。《中国特色论》一书的第四部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他这方面的成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后，有人说，初级阶段是个筐，说不清楚的问题往里装。许毅教授不信这个邪，他要把说不清楚的问题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的12篇文章，就是回答初级阶段理论中那些说不清楚的问题，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合理开发西部地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问题。
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要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我国13亿人口中有9亿人在农村。在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当今世界，任何资本都不能无视中国农村这个人口总和比欧美总人口还要多的有待开发的巨大市场。2001年，占我国总人口近七成的农村人口只创造了GDP总额的15%，农村人均收入仅为2300余元。与此同时，占总人口三成的城镇人口则创造了GDP总额的85%。显然，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农民收入的徘徊不前，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我国一百多年来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的。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
许毅教授对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到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进行调查，撰写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途径》、《论三农问题与农业生产方式革命》、《安徽阜阳市农村税费改革问题调查报告》、《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的几个问题》、《充分发挥现有城镇功能，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等文章，阐述了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存在的严重性，分析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他指出：“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农产品市场化的程度低和农民生活水平低。”“三农问题发展到今天，既是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任务，同时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建设中的新问题。三农问题成为现在最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小生产比重的居高不下也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基本国情，可以说这个时代就是改造小生产的时代，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出路在于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而切入点则在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因为只有实现了农业产业化才谈得到农产品市场化，经过深加工的高品质农产品上了大市场，农民才能从农产品的增加值中获得更多收益，并且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从而切实提高收入。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了，工业品的市场才能打开，第三产业的发展才有可靠保障，农村的城镇化才能真正实现。
在《统筹兼顾 富国裕民——兼论分工协作与全国一盘棋的关系》一文中，除论述了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城乡发展外，还对东中西部区域协调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途径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又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许毅教授对问题的提出、分析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立足于现实，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进行理论思维，其基点是开放的、辩证的、深层次的，使实践升华为理论，理论又直接服务于现实的改革和发展，因而其学术生命长青。
2006年春节于杭州颐景园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