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许毅这个名字是在1985年。说起来，还是要感谢命运的安排，从那时起，我与许老有了珍贵的师生缘分。
我大学在师范院校学数学，80年代初毕业后在江南的一座小城做中学数学教师。当时的我一心想到数学王国中去游弋，采摘逻辑思维的奇花异草。在带着一帮我培养的数学苗子参加数学竞赛的同时，我自己也在做报考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准备。在备考的过程中，我重读政治经济学，记得当时读的是于光远、苏星编的一套政治经济学小册子以及徐禾编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这些书中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一些阐述我没有完全理解，于是我就试着去读《资本论》以及列宁的《论所谓市场问题》。虽说当时是为了应付考试，但我并不是把它们当成一个教条去背，而是认真去思考一些问题。我发现，马克思在揭示两大部类的关系时用的“图式”没有涉及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后来，列宁在这一“图式”中设定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但假定有机构成的提高并不引起剩余价值的提高。列宁在这样一个假定条件下得出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并且在第一部类内部用于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要快于用于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的结论。当时我就想，实际经济生活也好，理论研究也好，似乎还应考虑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引起剩余价值率变化的情形。如果考虑这层关系，那么生产资料生产是否仍然优先增长？两大部类的增长速度是什么关系？平均利润率是否仍有下降趋势？我觉得这些问题具有挑战性。在整个1983年和1984年两年当中，我这种探险的念头激励着我进入了原本陌生的经济学领地，连对纯数学的兴趣都发生了转变。后来，我把我这一阶段探索中自己感觉尚能自圆其说的部分观点写成了一篇文章，大约有一两万字，其中也用了一些现在看来还不大成熟的数学方法。我很想与人交流、求教。我将论文寄给北京的一些教授，半年也没有回音，石沉大海。我只好停止了研究，仍然每天忙于教学，带领学生冲刺中考。
1985年秋天命运发生了转机，幸运之神关照了我。我的一位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亲戚休婚假到江南旅游，到我家来看望我们，临走时问在北京有什么事要办，我说自己有一篇论文想请人看看，看看这个问题是否有研究的价值。大约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亲戚的来信。她说她拿着这篇文章找一位专家看，但这位专家恰好不在家，她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许老，寒暄中，聊起来说这是一个青年的习作，想请人看看，但没好意思说请许老看，因为这只是一篇习作。许老却主动提出能不能给他看看。没曾想到，许老第二天就主动与她联系，问她作者是一个什么人，同不同意在《财政研究》上发表。就这样，在许老的推荐之下，我的毛坯之作在第二年的《财政研究》上发表，而且是第一篇，全文近两万字，文章的发表对我自己自然是一种很大的激励，素昧平生的许老就这样把我引向了经济科学的求索之路。
经过一年多披星戴月的精心准备，我终于于1987年考取了以许老名义招收（实际是由别人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从此以后，我经常去许老那里讨教问题，许老自然是很详细地跟我讲解，有时许老也会自己提出问题让我思考，往往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不停，我感觉到许老的嗓子都有点嘶哑。开始的时候，听许老的高论不太习惯，因为许老的思维是发散性的，信息量特别大，我以前是学数学的，由于思维习惯，也因为自己经济学理论功底和实践都比较差，思想还跟不上，好些地方还不能完全理解。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我有时候还犯迷糊，有些问题许老已经讲过，但由于未理解，我还会把老问题又提出来问，但许老总是不厌其烦地跟我讲。在做许老的博士生时，有一次，我比跟许老约的时间晚去了，许老还认真地批评了我。就这样，我10多年保持了与许老的思想交流，对许老思想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这对我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帮助非常大。1994年，我在单位申报高级经济师职称，请许老写推荐意见。想不到的是，许老整整写了两页纸，我拿推荐意见时说，写这么多呀。许老说写充分一点，这样通过起来别人没什么话可说。很多年，我一直有一个不解的问题，许老这么一个大家，这么忙，而且学生中才华横溢的那么多，为什么他对我这样一个“野路子”的学生这么不厌其烦地、认真地提携、鼓励。一直到了1996年以后，我才似乎有所顿悟。
1996年，为纪念许老从事财经工作55周年以及他80岁寿辰，我们几个学生和晚辈，鲁昕、傅继军、杨照南、顾晓平、范一飞、高坚、韩继东、王子林、李必昌、隆武华、余天心、许一鸣、郭代模、黄瑞新、梁惠民、程北平和我，发起编了一本《从学徒工到著名经济学家》的图文并茂的纪念册，傅继军、杨照南和我负责文稿的撰写。许老说，你们编这个册子千万不要把我捧得过高，但是我赞成你们编，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自学者，我没上过大学，我是在革命队伍和工作岗位上通过自学获得成功的，把一个自学者的成长历程揭示出来，对青年人或许具有启发意义，因此，这本书应该树的是一代革命队伍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的碑，立的是一个自学者的传。许老的这番话，使我似乎理解了许老对我的关怀和厚爱。他可能认为我也是一个自学者，认为自学者不容易，所以他对自学者关爱和鼓励有加。
从此以后，我也注意留心观察和注意许老作为一个“自学者”的治学之道。
许老的勤奋是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少年时代的许毅十分聪灵，但由于生活所迫，13岁就到棉纺厂当了账房的小学徒。在枯燥繁杂的劳动之余，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时间学习文化和会计知识。后来，他又参加了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函授部自学会计知识。1956年，时任财政部工业财务司副司长的许毅，参加了财政部几位老部长推动的局级干部学习研究活动，还参加了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邓力群、骆耕漠、宋涛、秦柳方等人组织的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他除了如饥似渴地挤出时间攻读马列原著之外，还不断地向经济学家请教基础理论问题。同时，又经常将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矛盾提交到讨论会上，请经济学家从理论上给予解释。在这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里，他反复体验着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从理论高度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以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并解释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读完了“我的大学”，迅速走完了从进城干部到红色专家的道路。“文革”期间，许老遭受政治迫害，在农村劳动8年，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坚持系统地阅读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他曾自豪地说，他是中国少有的几位首先系统地阅读《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论》的人。当时在“五七”干校和他一起劳动改造的徐坚研究员，正在奉命翻译《剩余价值理论》，许老几乎每晚和徐坚在一起，阅读翻译手稿，和徐坚讨论其中的理论问题。
很多人都佩服许老才思敏捷，到了晚年，思路还那么清晰，记忆力还那么好，殊不知，天才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一分灵感。有一次，偶尔跟许老聊起来，他说他最近睡眠不太好，研究的问题有些没太想明白，躺在床上脑子里总在想一些问题，想起来又爬起来写几个字。最近几年，许老患白内障和眼底黄斑病变，视力非常不好，但是他的研究和思考始终没有中断。有一次他交给我一篇文章的草稿，叫我整理一下，因为眼睛不好，他每一张纸只写几行字，怕错行，但有很多还是串行了，而且还有很多字是重叠的，我费了很大劲才辨认出来。要说天才，许老还真是有天才，80多岁的人在眼睛看不清楚以后，记忆力却似乎变得更好了。
许老的理论功底很深，但是他绝不是那种靠本本来吃饭的人，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能够将理论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这种重视经济生活鲜活情况，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的习惯和能力，应该说和他的特殊的成长经历和自学之道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学家中有许老这样经历的人是很少的。他自1941年起从事革命根据地财经工作，包括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粮食征收管理工作、公营企业的管理工作，进城后从事财政预算工作、国有企业财务工作、基建财务工作、建设银行的工作等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从事财政科研工作后，他并没有吃自己的老本，仍然将深入基层、与各方面人士进行广泛的交流、倾听来自第一线的意见作为自己研究每一个课题的首要步骤。即使到了近几年，80多高龄的许老仍然不遗余力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与工作在基层企业、地方政府的同志进行信息交流，就各个时期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向基层工作的同志征求意见，向这些同志宣传他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他每天在北京以外进行调查研究、参加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几乎占全年的五分之三左右的时间。正是这种长期不懈的调查研究，使许老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诸问题研究的专题报告，总是在各实际工作部门那里得到比较强烈的反响。同时，由于他占有的来自实际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丰富准确，又善于从理论和政策上进行解析，因此他的一些观点和提出的一些问题往往得到高层的重视。
1978年，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对当时社队企业的发展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社队企业是以小挤大，乱搞原材料，挖社会主义墙脚，许老认为，对这样的重大问题，不能未经深入调查就做结论，他组织一批专家深入江苏、上海的几个公社做调查研究，实地了解情况，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农村社队兴办加工企业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它有利于就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业向机械化、集约化经营发展，既有利于城乡结合、工农结合，又可以充分利用大工业的边角料，也有利于国有企业实现产品和技术的更新换代。至于原材料供应紧张，报告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会得到解决。这个结论对影响高层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2003年夏天，围绕三农问题，许老不顾自己已经86岁高龄，坐着汽车在山东作了十来天的调研，从济南到潍坊，考察寿光的蔬菜产业，然后到威海考察西霞口村渔业、造船、运输业的发展，最后又去烟台的龙口考察一个从社队企业发展起来的南山集团的旅游、纺织、电解铝等行业的发展情况，形成了数万字的调查报告。为其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如必须用资本改造农村小生产，以农业产业化、农村经济市场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奠定了调研基础。
理论创新的前提是思想的解放。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之所以难是因为这不仅需要批判的精神，而且需要否定自己过时的东西的勇气。因为这样的一种批判和否定，可能会将自己已经成体系的东西、自己觉得已经成熟的观点，统统加以推翻，而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件挑战性极强的工作。在这方面，许老的自我超越的精神和开明的态度甚至胜过我们许多年轻人。许老是“国家分配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就是许老，在1993年前后又主动发起了一场突破被狭隘化的“国家分配论”老框框的学术讨论，提出了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20年前，许老也和大家一样，坚持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现在许老的思想和理论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他认为：资本是用来改造小生产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农村，用资本来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惟一现实可行的途径；不要否认资本的剥削性，但把它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之内，同时要让资本积极的一面最大限度地为我所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其中包含着他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对现实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重新认识，对“资本二重性”的重新认识。
2005年国庆，黄瑞新、王晓光和我不约而同地去看许老。还是和往常一样，没有过多的寒暄，大家很快随着许老的兴奋点切入了他当前研究的问题。黄瑞新在武汉工作，好久没见到许老，许老就向他详细介绍他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和思想新发展。许老说，你们都不知道我这几年都干了些什么，这几年的收获可大了，很多理论和观念全部更新，我研究了一辈子马克思，直到最近我才明白，我们的社会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并最终建成共产主义。过去，我们就是忽视了“最终”两个字，忽视了漫长的过渡过程，所以现在的理论更新全部是基于这一点认识。
当然，变中也有不变，在他所有的研究当中，一直到现在，都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那就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学说和唯物史观。他的所有研究也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如何运用国家分配职能合理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许老说，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纱厂学徒，与经济学家本无必然联系，但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在壮阔的革命洪流中，一个平凡的人却也可以在自学成功的道路上走得很远，这除了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外，异常的勤奋、卓越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突出的与时偕行的精神恐怕是他成功的三个重要的个人素质和治学之道。许老说，一个人，由于自然规律，到了时候就应该退休，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他的信仰，并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仍应坚守阵地，添砖加瓦，这是不能懈怠的，也是不该休息的。这就是许老，一个向着真理的方向永不停步的探索者，一个永远的“自学者”。
写于200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