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5日，我来到这个世界。
从有记忆以来，父母就只唠叨两件事：
第一件：你是哈萨克人。
第二件：你本该是个姑娘。
关于第二件事，乍说出来有些突兀，但缘由其实很简单。当时，医院的大夫们跟妈妈讲：“你肚子里的99%是女孩。”女孩就女孩吧，我父母也并不很在乎。经讨论，他们为我想了“舒立凡”这么一个哈萨克名字。舒立凡在哈萨克语里是“明亮的星”的意思。“舒立凡”是音译名字，变成汉语可以写作：敕勒攀、舒力派、术力盘……天啊，尽管我没有真叫舒立凡这个名字，但我很庆幸父母为我选了很好的汉字。
当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她就唤我舒立凡。所以如今听到这个词，也还会有莫名的亲切。当我呱呱坠地时，发现是男孩子，父母才召集全体家族成员举行了个紧急讨论会。他们给我起了“艾多斯”这个名字，艾多斯意味着“月亮的朋友”。于是我就叫艾多斯了。
之后，我常问母亲，我刚来这世界时是什么样子？她说很顺利。医生都说：“唉，如果所有女同志都像您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我说不是这个。她又说：“爸爸当时给你去买玩具了。一个吹气的塑料球，还有个雪白的塑胶小鹿。”我说不是这个。她说那就没了。
我很严肃地问道：“那我呢？”她疑惑地望着我。我问她我出来后是怎么样的，我怎么想？她依然很疑惑地望着我。
或许因为父母老把“舒立凡”当作趣事对我讲，以至使我产生了种怪念头：如果舒立凡来活我的命，她会活得比我好得多。
我总在追寻自己的存在，甚至想把存在追溯到初始之时。而母亲说我就是哭，和别的孩子一样。
这回答让我颇为失望。
答案不是这个。
肯定有另一个答案存在，而它是什么，我不知道。
关于我存在的最早证据，是两岁时的一个录音带。当时父母一遍遍地问我：“你是什么民族？你是什么民族？”我回答：“哈萨克！哈萨克！哈萨克！”他们一遍遍问，弄得我很烦。到最后我就呐喊着回答他们。我答完后，他们就一起鼓掌，很高兴。
这也是我和哈萨克母亲最早的交流。血液的记忆虽然来得更深刻，但录音这种直白的方式却最清晰。那个稚嫩的声音有些焦急，听起来也有些空洞，毕竟那时我不知道该为了什么而骄傲、自豪。可正是这空洞为日后留下了一丝空间。这回答和这声音在日后被不同年龄阶段的我反复引用。我喊出“哈萨克”那三个字时的心情，在不同的叙述中，彼此矛盾，诠释全部取决于叙述者当时的需要。
这让我在开始这部小说时心生歉意。
因为如果那稚嫩之声厌烦的是在它看来毫无必要的讯问，那么这之后的揣度、诠释，以及利用揣度、诠释而抒发的感情，所谓对权利对道德的捍卫都是没有意义且令人厌烦的。
在这世上值得捍卫的只有感情——这是我活到22岁才明白的道理。也许你会说：“什么啊，22岁，还是娃娃嘛！”或许吧，可身在其中的我，却觉得自己已然活了太久太久。
我是作家，或者说自诩为作家。我花了一年时间采集、构思，想写关于哈萨克的小说，未果。找到了许多素材，它们也确实是对我问题的回答，但我不满意。就像妈妈诉说我出生时的状况，有个最关键的东西被落掉了。
今夜，我攥着笔，在房间里焦急地走来走去，焦虑到了极点。我从冰箱里翻出些凉的手抓肉，没加热就那么吃了。哈萨克人都是爱吃肉的。独自吃着凉肉，有些胃疼，不知怎的，忽然又觉得自己有些可怜。躺倒在床上，默默用哈萨克语唱着民歌。
唱完后，我想到舒立凡。如果舒立凡在就好了，她肯定很智慧，能告诉我很多答案。因为她未存于这世界上，我便常把她幻想成万能的。
构造这样的小说极困难。我采访和编造出了不少哈萨克人的故事。最古老的距今几千年，最近的就是我。有些故事幸福动人，有些故事催人泪下。这些人物具有不同的性格和背景，如何才能把他们编写进同一本书呢？
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这本书才听说“哈萨克”这三个字的。对于他们，我的民族完全是陌生的。我的讲述对于他们又意义何在呢？
更大的层面上说，哈萨克又给全体人类带来了什么意义呢？
我哈萨克的朋友们总是回答：“我们有1000多万人口，我们是游牧民族，我们的祖先能打仗。我们曾在金银饰品、马具制造方面领先于世界。我们是******，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我们哈萨克族有冬不拉，啊，那首《玛依拉》，还有《可爱的一朵玫瑰花》都是哈萨克人的。我们哈萨克有诗人阿拜，有穆哈哈利……”
是啊，确实如此。可接着还会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出现，那就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像母亲回答我出生时的问题一样，某个最关键的东西被落掉了。
所以我想写本书，试着去搜寻一些未知的答案。
我渴望着答案，因为其实一个民族不需要多伟大。
一个民族只要坠到地面能有声儿，就足够了。
对于我们所有的个体，也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