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在他的《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4）的长文中大力肯定了鲁迅的红学见解，但经过他“无中生有”的妙笔，鲁迅变成了“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他在文中说：
鲁迅也是个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除上述学术论著外，在杂文中他也风趣地写出了这样的话：“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曹雪芹整个儿地进了小说”。评论家们讳而不言，其实是最能代表先生的风趣的真实见解的“语录”。
针对周汝昌先生这里引用的两条鲁迅语录，应必诚先生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中说：“《鲁迅全集》我也曾读过几遍，但怎么也记不起找不到周汝昌先生所引的这两条语录。”“究竟是评论家对周汝昌先生认为的‘最能代表先生风趣的真实见解的“鲁迅语录”’讳而不言，还是根本就没有这样两条‘鲁迅语录’呢？如果我们的学者，为了获得对自己学术观点的支持，都去随意地虚构权威的语录言论，那还有什么学者的操守、学术的尊严、学术的规范可言。”⑦
周汝昌在他的《还“红学”以学》中一再说鲁迅坚决支持了他的“自传说”：
只要细读《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代人情小说——红楼梦》，就会看出，鲁迅在蔡胡两家之间，作出了毫不含混的抉择：弃蔡而取胡。并且昌言指明：“自传说”开端最早，而论定却最晚。
应当体会到，鲁迅下了“论定”二字是笔力千钧，他岂是轻言妄断之人？
“论定”根本不是鲁迅的话，而是经周汝昌篡改后强加给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原文为：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⑧
鲁迅创撰《中国小说史略》《红楼梦》部分时，借鉴吸收了胡适《红楼梦考证》取得的成果。鲁迅不掠人之美，在谈及“自叙传”说的时候，明确说这是胡适考证的结果，“确定反最后”也是由胡适“确定”的，“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而绝不是由鲁迅自己“确定”的，周汝昌在撰写《鲁迅大师》这节文字时，手头显然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不知他为什么不引证鲁迅的原话，反而将鲁迅说胡适的“确定”改为鲁迅自己的“论定”，还给他加上了“笔力千钧”的赞语？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赞鲁迅，实际上是周汝昌自己赞自己。
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法
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法”指以权威自居，随意发议论，我说东就是东，我说西就是西；不要客观标准，不管自相矛盾，总之我说的都是真理，以“霸气”来对待学术事业。
比如他在《还“红学”以学》中主要就用的是这个方法。你看他先说胡适的自叙传说“从严格意义上讲，所谓的‘旧红学’原来是一个不曾存在的假想名义。红学的实体，确自‘五四’期间胡氏肇始”。但是他又说：“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于《红楼梦》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紧接着他又把胡适的“新红学”否定了。这还没有完，你看他又说鲁迅“弃蔡而取胡。并且昌言指明：‘自传说开端最早，而论定却最晚”，“更应着重指出的，是鲁迅并非照抄别人的文字见解，他自己作了更多的探索，而且有超越别人的识见。这才真正够得上是‘学’的了”。这就让我们不明白，胡适的自传说没有“学”的品位，为什么鲁迅肯定胡适的“自传说”就突然有了“学”呢？大家要记住，自相矛盾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法”的最明白无误的表现。
周汝昌一生坚持《红楼梦》是曹雪芹“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是作家的自传，可他的论证却在否定自己的自传说。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的《人物考》里说：“这个曹尔正，便是《红楼梦》里的宁国公贾演”“曹玺是《红楼梦》里的荣国公贾源”（棠棣版《新证》第42、43页），宁荣二公兄弟关系就同曹玺、曹尔正兄弟关系不合了。众所周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辽东曹氏宗谱》准确记载曹玺为兄，曹尔正为弟，为什么到了小说中要弟作兄，兄变弟呢？这符合周先生“写实到底”的结论吗？为了迁就小说中宁荣二公的兄弟关系，生硬地修改历史，颠倒曹家兄弟的次序，这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法”的最为生动的表现。
一般作家写自己的自传，都要让人物生活在自己家里，这恐怕没有例外。但是周先生是个例外，他硬要曹雪芹一家生活在别人的园子里。在《红楼梦新证》中周先生说：“和大观园最相像的，我以为是果亲王的承泽园”，“进门之山水掩映，出门之深而反近，有专植卉草者，类蘅芜院；有梵寺，类栊翠庵；有潄流亭，类沁芳；‘藕花荇藻’，类藕香榭；‘修竹成林，构数楹读书其间’，大类潇湘馆；平田野蔬，则绝似稻香村”（棠棣版《新证》第150、151页）。现在周先生修正了大观园遗址的看法，他认为“恭王府就是大观园遗址”（周汝昌《恭王府考》第5页）。他不仅找到了大观园，还找到宁国府遗址。他在《恭王府考》中说：“所以，恭王府居巷西，俗称‘西府’，阿拉善王府居巷东，俗称‘东府’者因此”，“从种种迹象看，曹雪芹由于住处或别的原因，对这一带地势是非常之熟悉……很可以说明，他的以荣宁二府为背景的小说，要写出这个环境，就采取了他所熟悉的李广‘大第’遗址（按：即后来的恭王府）为主而运用了‘一墙之隔’东西两府的这个特点，以为小说布置上生色”（《恭王府考》第117、119页）。他认为这里的“西府”恭王府即荣国府，“东府”阿拉善王府即宁国府。假若曹雪芹真的把自己一家搬到恭王府生活，让叔祖公一家生活在阿拉善王府，《红楼梦》还能成为“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吗？没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能耐的人谁个敢如此大胆，以如此明显矛盾的说法欺哄读者大众？
周先生在《还“红学”以学》中说：“不悟学术天下之公，不是为哪个个人服务的。”很可惜，周先生话虽如此说，但他的作为却同此背道而驰。他彻底否定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成就，目的却是在树自己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出人意料之外地是周先生在这篇宏论中肯定了一位美国学者浦安迪。他说：
以我所见，他是一位难逢的扎实而正派的学者，功力深厚，也对中国文化下功夫研求理解，深造有得，又能从事叙事美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分析等角度提出值得重视的创见。我总以为，无论海外海内，多一些这样埋头治学、不务奔竞的真学者，那么“红学界”的情况方能逐步地好转起来。
我也知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教授是个治学严谨的有成就的学者。我这里无意评论他的学术成就，我这里想说的是周先生对他做这么高的评价却是事出有因的。周先生在《海外红友小记》中这样记载发生在他和浦安迪之间的交往：
另外他又曾称我为“红学院长”（Dean of Redology），这话的意思是：红学的学位首领，因为在学府里来讲，校长主要是个行政之长，而各个学系的院长才是学术品位的领头人。
我并无资格和“运气”在某校获一个“名誉博士”荣誉，但我却觉得：有浦教授这么一称呼我，代表了他对我的看法，这实在比“名誉博士”的头衔更为荣幸。⑨
这是否就是周先生把浦安迪教授树立为海内外红学家学习榜样的原因呢？我自然不敢肯定，只知道它确确实实是事实。
周汝昌先生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把上个世纪中国的所有研究《红楼梦》的著名学者，比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王利器、冯其庸等等的研究说得一钱不值，只推崇一个外国学者，这绝对不是科学的治学方法。
正因为周汝昌治学的方法不对，所以其终生研红的主要结论几乎都是错误的。
注释
①周汝昌.红楼夺目红[M].第92—9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②周汝昌.红楼夺目红[M].第120页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③周汝昌.红楼夺目红[M].第201—20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④周汝昌.红楼夺目红[M].第27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⑤周汝昌.红楼十二层[M].第6页.太原市：书海出版社，2005.
⑥周汝昌.献芹集[M].第41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⑦应必诚.红学何为[M].第265—26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1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⑨周汝昌.岁华晴影——周汝昌随笔[M].第265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