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梁归智先生撰写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以下称《泰斗传》),感慨良多。作者在《写作缘起》中申明:“我确定写传记的策略,只能以‘学术’为主体”;“我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只从周先生经历这一角度写,而且只从正面写”。本来一个学者的传记应该遵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原则,梁先生却要“只从正面写”,即只就“好处说好”这一面来写了。这自然是作者的自由,只要做到了真正的“好处”才“说好”,谁也不能干涉。遗憾的是这一点作者没有做到,反而多次利用歪曲******同志的观点来把周汝昌的“坏处”说成“好”,对读者起了误导的作用。这需要辨明。
一、在梁归智生花妙笔下******成了周汝昌的知己
梁归智在《泰斗传》中引证资料,说明在1954年批俞平伯和胡适的运动中,******曾经把周汝昌和俞、胡加以区别。邓拓和钟洛分别找周汝昌谈话,让他批评俞、胡,并作自我批评,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李希凡和蓝翎都说过当年自己只写过两篇奉命之作,第二篇就是《评〈红楼梦新证〉》,主要目的就是把周汝昌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予以保护。毋庸讳言,这是当年运动的事实。
但是,作者根本不顾《评〈红楼梦新证〉》对周汝昌的尖锐批评,毫无根据地说:“十分明显,******读俞平伯的书,对其观点、内容不认同是主要的;而读周汝昌的书,则欣赏是主要的,最低限度说,也是没有表达疑问和反感。”(《泰斗传》第183页)******欣赏周汝昌,这要拿出证据才行,否则就是空口说白话。
传的作者没有止步,继续前行,他说: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对红学家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
奥妙就在于遗漏。
遗漏,其实就是把周汝昌排除在被否定的行列之外,是一种无言的赞赏和肯定。这是******对周汝昌又一次无声的“保护”。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红学家中,******其实只肯定周汝昌一个人。(《泰斗传》,以下同,第183—184页)
******没有提到周汝昌,就是对他的保护和肯定,这种逻辑是很奇怪的。这里没有提到的红学家多了,比如王梦阮、沈瓶庵、邓狂言、寿鹏飞、景梅九、李辰冬、吴恩裕等等,何以看出“******其实只肯定周汝昌一个人”?这里只字没有提周汝昌,自然因为他深受胡、俞影响,是他的资格不够,他还太嫩,这里没有他的位置。蔡元培代表了索隐派,胡、俞代表了新红学派,插不下周汝昌的名字。“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周氏的《新证》是跑不掉的,李希凡和蓝翎的《评〈红楼梦新证〉》就是明证。
梁归智还有更过分的推测,他说:
二是******感到周汝昌的这本书其思想内涵与自己的趣味比较接近。(《泰斗传》第184页)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感受到《〈红楼梦〉新证》对《红楼梦》的思想评判与自己的革命价值观有相通之处。(同上第185页)
周汝昌虽然写的是考证性著作,笔触却又带着强烈的感情,如对高鹗后四十回续书的那种深恶痛绝的表述,即使******一时还没有领会其实在内涵,以******的个性而言,读这样一种风格的著作,是会感到有些过瘾的。(同上第185页)
对曹雪芹和《红楼梦》价值的认识,******也是与周汝昌相近,与俞平伯相远。(同上第187页)
******凭他的天才和直觉感受到了《〈红楼梦〉新证》的价值和分量,感受到了《〈红楼梦〉辨》和其他一些红学著作没有揭示出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真伟大。(同上196页)
这里******与周汝昌“趣味比较接近”,“价值观有相通之处”,读周氏深恶痛绝高续后四十回的表述“有些过瘾”,根据何在?这种无根之谈,在《泰斗传》中可以说比比皆是。事情还不止此,梁归智说:“客观地说,******关于《红楼梦》的谈话,其中不少内容和观点其实也都是来自《〈红楼梦〉新证》或受其启发的。”(《泰斗传》第268页)大家要注意,梁归智这里说的是******的红学谈话,“不少内容和观点”“也都是”来自《〈红楼梦〉新证》或受其启发!******成了读《新证》的受益者,在这里毛、周观点走到一起了。于是梁归智下结论说:
对******,周汝昌的确也有一份感激和怀念心情。君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用。(《泰斗传》第291页)
******“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用”,完成了******是周汝昌知己的论证。我认真阅读《泰斗传》,******对周汝昌没有做过任何评价,哪怕是一句话的评价也好,更没有记载******接见过周汝昌,哪怕是一秒钟的接见也好;这些统统都没有,周氏怎么会成为******眼中的国士呢?学术界都知道******欣赏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为此专门接见过他,一块谈文论艺,成为文坛佳话之一。那么周汝昌有此际会没有呢?没有!“君以国士遇我”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揆度当年批俞、批胡时******把周汝昌与俞平伯、胡适加以区分,可能因为周氏当时年纪还轻,属于解放后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还可以教育吧。《新证》的观点错误虽然很多,还是为研究《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曹雪芹家世提供了较为丰富资料。这大约就是当时有关领导让李希凡、蓝翎通过批判《新证》保护周氏过关的初衷吧。“我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用”,按理说周氏应该加紧学习******思想,以******的红学谈话为指导重新研究《红楼梦》;其实不然,在******同志去世后,周氏完全翻盘,恢复被批评过的旧观点,把胡适、俞平伯带有相对真理性的“自叙传”发展到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从而走向荒谬。这那里有一丝丝“我以国士报之”的影子!
二、在******眼里,周汝昌是“新红学派”中毒害青年的人物之一
******解读《红楼梦》的一贯的观点是要把这部小说当历史读,而且只有用阶级分析法阅读,才能读懂这部作品。
1964年8月18日******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
《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①
这个“还没有搞清楚”里显然是包括周汝昌的。******谈《红楼梦》多次讲到要拿阶级斗争观点去讲,要用阶级分析法去探讨,这才可能读懂这部作品。周汝昌如何呢?完全是南辕北辙。周氏研究的核心思想是他的严重的趣味主义,他喜欢史湘云,他就说贾宝玉真爱的不是林黛玉,“宝玉真爱的是湘云”②;《红楼梦》最精彩的全在迷失的稿子里的湘云嫁宝玉故事中③。难怪聂绀弩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④******的用阶级斗争观点解析《红楼梦》是“红学”一家言,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你要得到他的赞赏,你的解读必须和他的观点一致才成。周氏的错误,不在于没有采用******的阶级斗争观点,而是用主观唯心论的思想和繁琐考证的方法肢解《红楼梦》,将一部好端端的文学作品糟蹋成无聊的游戏,从而得出十分可笑的违背常识的结论。周氏有什么东西值得******欣赏呢?实在找不到。
******对谭启龙说:
《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里面有六条人命呢!冯渊、贾瑞、鲍二家的、尤三姐、司棋、晴雯……都白白地断送了性命。“(旧)红学”派、“新红学”派,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青年人……⑤
梁归智认为,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加以比较,《新证》不是前进了一大步,而是前进了几大步。“或者说,《考证》跑出了一百米,《新证》则跑出了一千五百米,而且还往前遥遥地指示了无数的‘路标’”,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观照的话,可以说:真正的‘新’红学,并不是从胡适开始的,而是从周汝昌开始的”。(《泰斗传》第159页)
如果梁归智的这段话是真实可靠的,那么******指出的“‘新红学’派,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青年人”就得全由周汝昌来承担;如果这只是吹捧而已,周汝昌也得承担一定的“毒害青年人”的责任。
在新红学派三大家中,以周汝昌的主观唯心论最严重,可以说,他的主要红学观无不是主观唯心论的表现。他的核心红学观湘云嫁宝玉即史湘云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他的神瑛侍者变甄宝玉、石头变贾宝玉说,他的“木石前盟”和“金玉姻缘”全是指的湘云和宝玉的爱情婚姻故事说,他的《红楼梦》9×12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说,他的一百零八钗说等等,都是他的主观唯心论的强烈表现。真是倾毕生的精力要把这些“假”的证明成“真”的,他用一生经历所为,证明曹雪芹“假作真时真亦假”概括的真实无误。“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青年人”,******这里批评的难道不是周汝昌,或者说不包括周汝昌只是指别人吗?在新红学派中,毒害天真青年人错误之重,无过于周汝昌了。
我们虽然不能说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新证〉》就是******红学观的反映,但却可以说这是******当年认可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指出周汝昌的错误:
由此可见,作者对社会政治背景与文学的社会意义的理解是错误的。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他究竟为什么进行那样多烦琐的考证。
《人物考》一章的错误,就在于作者较之胡、俞更加强调了曹、贾混合为一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