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同自传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体，自传是叙述自己生平的著作，它尊重事实，排斥虚构；小说则不同，它要倚仗虚构组织情节和刻画人物，离开虚构，它就寸步难行。拿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来说，它就离不开虚构，章学诚说它是“七实三虚”，离开这三分虚构，也就没有这部不朽巨著。《红楼梦》作为小说，曹家和曹雪芹的生活虽然是其主要素材之一，但它绝不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而是作家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运用虚构，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曹雪芹在第一回开头对此作了这样的说明：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这段话明确揭示了《红楼梦》的主题和作者所使用的创作方法。曹雪芹说，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使闺阁昭传”，他要歌颂“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女儿的品德和才华。这同他后边一再申说的要描写“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同他题写《金陵十二钗》的书名，同贾宝玉的泥水骨肉说，同对大观园众女儿才华的描写，同荣国府由女人来统治的实情完全一致。他怎么完成“使闺阁昭传”的主题的呢？他说他用了提炼生活，虚构故事的方法。“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指的是对生活素材的提炼；“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则是指用通俗语言虚构故事，以完成对主题的表现。
“将真事隐去”和“用假语村言”，是创作小说时不可分割的完整过程。所谓“真事”，就是指小说创作中所依赖的原始生活素材。生活素材有本质非本质的差别，摈弃非本质的，集中突现事物或人物的本质特点，反映在小说中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和原始生活素材就有了质的不同。甲戌本第十六回前有一条批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原来元春省亲的真事是康熙南巡，曹寅的四次接驾。将真事隐去，于是康熙化成了贵妃元春，难怪周汝昌先生在乾隆的妃嫔中找不到姓曹的贵妃。所谓“假语”，则是指文学创作中的虚构手法。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是描绘生活中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人和事件，浪漫主义既描绘生活中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人和事件，还可以描绘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人和事件。《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但又不乏浪漫主义描绘。写“真事”的小说离不开虚构，那么在小说中作家要根据艺术真实描绘可能发生的人和事件，或不可能发生的人和事件，就全得借重虚构了。艺术创作离开虚构就寸步难行。歌德说：“艺术并不完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律”，艺术家可以挥洒自如，“可以求助于虚构”。他进而说：“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歌德谈话录》第136—137页）歌德深刻揭示了自然升华为艺术美之后两者的不同。别林斯基说：“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识的陌生人。”（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别林斯基论文集》第120页）。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反映的艺术规律，同歌德、别林斯基所论完全一致。原始生活素材经过作家的提炼，再运用虚构手法“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上升为艺术的“故事”同原始生活素材即“真事”就有了质的不同。曹雪芹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将真事隐去”，歌德则把它称作“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别林斯基则称为“熟识的陌生人”。
显而易见，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在写家史，更不是写自传。匡亚明在《还〈红楼梦〉的本来面目》一文中说：
江苏曾经是曹雪芹生活过的地方。《红楼梦》里有许多内容涉及江苏。当然，作者不一定就是在“写实”那一处地方。他善于集中所见、所闻、所体验的各个方面的东西，予以精心加工、提炼、融合、剪裁、创造出书中的若干典型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如说书中的贾宝玉一定就是作者曹雪芹，不能这样讲；说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里面就一点也没有曹雪芹，也不见得。“大观园”也是这样，断定它是哪座名园，靠不住；但，其中曹雪芹自己亲历、接触过的“实景”，必然也不会少。（转引自严中《匡亚明与江苏红学》，见《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2期275页）
匡老精辟地解决了《红楼梦》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问题，他看到贾宝玉的形象中“有一点”曹雪芹的生活，但不能讲“贾宝玉一定就是作者曹雪芹”，这就把艺术人物贾宝玉从自传说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还了《红楼梦》的本来面目”。
三、脂砚斋否定了自传说
脂砚斋认为《红楼梦》从曹雪芹家的生活中汲取过不少素材，但从根本上否定贾宝玉是曹雪芹的自我写照，决不能在贾家和曹家、宝玉和雪芹之间画等号。
周汝昌先生是靠脂砚斋批语证成他的自传说的。他在《新证》第八章《从脂批看红楼梦之写实性》一节中说：
《石头记》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实写，那只是文学上手法技术的问题，而绝不是材料和立意上的虚伪。譬如大荒山下的顽石，宝玉梦中的警幻，秦钟临死时的鬼卒……等等，我虽至愚，也还不至于连这个真当作历史看。但除了这一类之外，我觉得若说曹雪芹的小说虽非流水账式的日记年表，却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这话并无语病。（《新证》第570页）
在这一部分，周先生选用六十多条脂批来证明荣府即曹家，宝玉即雪芹，“证明写实自传说之不误”。其实周先生的方法并不科学，所以他的结论缺乏说服力，很难站住脚。
第一，周先生所引脂砚斋的批语，说明贾宝玉形象中不仅含有曹雪芹幼年的生活，还含有其他几个人的生活，这不过是个“杂取种种人”塑造的典型，贾宝玉决非曹雪芹的“写实自传”。
在周先生所引六十余条脂批中同“写实自传说”关系密切的批语不足二十条，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十几条：
第二十回写贾环赖莺儿的钱，提及前日宝玉输了不急，还把余钱分给小丫头，旁批：“倒卷帘法，实写幼时往事，可伤。”第十七回写宝玉大观园遇贾政，躲之不及，只得一边站了，旁批：“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信笔书之，供诸大众同发一笑。”在第五回“生于末世运偏消”下批：“感叹句，自寓。”第三回在王夫人“孽根祸胎”话旁批：“四字是血泪盈面，不得已，无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第一回“无材补天，幻形入世”旁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渐恨！”第五回袭人册子上“谁知公子无缘”夹批：“骂死宝玉，却是自愧！”
第二十回凤姐申斥贾环：“亏你还是爷！输了一二百钱就这样！”旁批：“作者当记‘一大百’乎？叹叹！”第二十五回马道婆向贾母说鬼话，旁批：“一段无伦无理信口开河的浑话，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第二十八回写宝玉说王夫人叫金刚菩萨支使糊涂了，旁批：“是语甚对余幼时所闻之语合符，哀哉！伤哉！”第十七、十八回写贾妃与家人初见，眉批：“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壬午春。”同回写贾政帘外对元春启辞，有“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之句，旁批：“此语犹在耳！”
第二十三回宝玉被金钏一把拉住，问他口上胭脂可吃不吃，旁批：“有是事，有是人。”第二十八回写宝玉与人会饮，自作令官，饮酒发令之时，甲戌本旁批：“谁曾经过？叹叹！——西堂故事也。”同处庚辰本眉批：“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壬午重阳日。”第十七、十八回写宝玉未入学堂之先“已得贾妃手引口传”处批：“批书人领过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同回元春揽宝玉于怀，抚其头颈，一语未终，泪如雨下，旁批：“作书人将批书人哭坏了！”
主要根据以上脂批，周先生下结论说：“诸如此类，无一条不足证此书是雪芹自传”（《新证》第579页）。如果用这些脂批来说明《红楼梦》曾从雪芹身上和曹家汲取过一部分原始素材则可，若说小说是雪芹的“写实自传”则不可。这些脂批所涉及的只是八十回《红楼梦》中的十几处细节描写，其在作品中占的分量极小，决不能以偏概全，何况其中几条脂批对自传说还是很不利的。前两条批说明宝玉形象中有一点雪芹幼年的生活。紧接着的四条批则是说明成年雪芹创作时“自寓”“痛哭”“惭恨”“自愧”的思想。下来的五条批表明小说这五处细节描写取材于当年曹家生活。最后四条批则以铁的事实说明宝玉是杂取几个人的生活创造出的艺术典型，决不能把他当成雪芹的自我写照来看。
在宝玉吃胭脂的描写旁批：“有是事，有是人。”脂砚斋只是说吃胭脂的事和人是真有的，但没有说这是雪芹幼年的事，因此我们不能把宝玉的这个“下流毛病”栽在雪芹头上。吃姑娘口上的胭脂，这是表现宝玉在和女孩子接吻。不知哪家王孙公子有吃姑娘口上胭脂的韵事，被雪芹闻知，于是挪来用在宝玉身上。因此我们说宝玉吃胭脂的生活原型不是雪芹。周先生以此来证明自传说，显然没有说服力。
第二十八回写宝玉在冯紫英家与蒋玉菡等会饮，“先吃一大海”，于是自任令官，甲戌本脂砚斋在旁批道：“谁曾经过，叹叹！西堂故事也。”庚辰本于此处有一条眉批：“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壬午重阳日。”壬午是畸笏批语的系年，畸笏也认为宝玉“大海饮酒”写的是“西堂故事”。孤证不信。脂砚斋、畸笏叟二人均认为宝玉“大海饮酒”写的是“西堂故事”，其确凿性毋庸置疑。那么西堂是谁？西堂是曹雪芹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时的斋名，也是曹寅邀集同好题诗、饮酒之处。另外，曹寅又自号西堂、西堂扫花行者，因此他的友人还称他为西堂公。曹寅《楝亭集》有一首《栗花歌》，题下自注：“栗花，栗树所产菌，其大逾常，不时见偃，盖七重，色绀赤。友人云：即紫芝。”《辞海》“灵芝”词条指出紫芝是灵芝的一种（详见《红楼梦大辞典》第1062—1063页解释）。“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指曹寅生前之事，也确凿无疑。那么宝玉大海饮酒的生活原型取自曹寅生前在西堂饮酒题诗的事，宝玉形象中含有曹寅的生活，同样确凿无疑。唯其如此，畸笏才发出了“批书至此，宁不悲乎”的长叹。
第十七、十八回写宝玉未入学堂之前，“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脂砚斋在此处批道：“批书人领过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宝玉领受元春教授的生活原型原来是批书人领受先姊教诲的事。同回脂砚斋在元春揽宝玉入怀而哭处批“作书人将批书人哭坏了”，此时被揽入怀的宝玉分明是批书人。“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这条批说明宝玉形象中不仅有雪芹的生活，还有批者脂砚或畸笏的生活。
鲁迅在论典型的塑造时说：“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现切合的了。”（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那么贾宝玉是怎样塑造的典型？宝玉的形象中既有雪芹幼年的生活，又有脂砚、畸笏的生活，还有曹寅西堂大海饮酒的生活，宝玉显然是一个“杂取种种人”而塑造的典型。把这样成功的复杂典型硬说成是曹雪芹的自传，岂不是太简单化了！鲁迅还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鲁迅：《致徐懋庸信》，1933年12月20日夜）自传属历史，必须实有其人其事；小说属艺术，它可以缀合，抒写，于是才有了曹雪芹创造的贾宝玉。
六、对主题的误解与其他大量的错解
本文前两部分所谈的周汝昌对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转世人物贾宝玉与林黛玉关系的错解，以及他改变宝玉、黛玉相爱的事实，把“木石前盟”和“金玉姻缘”调换为史湘云与宝玉的爱情，第一步错了，后边就步步错，可以说周先生对《红楼梦》的错解到了俯拾即是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