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廷望着排字工人保尔的象蜡一般的枯黄画孔，现在保尔的身体比以前更加虚弱了，他已经决心要与不正常的现象作斗争。贝尔廷的脑子里展开了思想斗争：克罗辛从右边来拉我，保尔从左边来拉我，他们到底为什么都来拉我呢？为什么不让我安静下来，听一听我的心底里究竟想些什么呢？他痛苦地攥紧拳头，胳膊向下垂着。让我自己行动起来吧！但是，保尔理会错了他的手势。
“好，”他小声耳语道，“好极了！”
女护士玛莉恒来到了身后边，贝尔廷站起来了。
“若是你办妥了，威廉……”贝尔廷笑着说。
“你快些再来，”保尔要求说，唇边也露出笑容。
贝尔廷心里想：他的笑是多么美呀。女护土挥了挥手里拿着的一个小包，向他表示感谢。
“两块白面包夹着一块肥肉，”她解释说。
“对这样的面包，任何人都不会有反抗情绪的，”贝尔廷感激地说，“我带着在路上吃吧！”
“这是你做好事的报酬，”保尔开玩笑地说。
三、人和法律
军法官波斯南斯基博士，学问渊博，善于空谈，马斯河西区的军官先生们因为听了他的高论，竟一星期一星期地越来越感到绝望。例如，他们听了他的高论曾疑惑，难道真是他们的驻地蒙福昆向诗人海涅提供了材料因而他才能在，《蒙福昆的山妇约翰娜》中嘲笑自己的同行福凯·乌兰德和提克吗？实际上，善心的波斯南斯基并不期待他们这样深刻地理解他的谈话。但是，人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不学无术的蠢材，具体地来说，像副官温弗列德上尉这样不和蔼的军官，简直是曲解了军法官的高论。
“我不反对犹太人，”谈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旅长海斯塔将军（他是一八三五年出生于一个由匈牙利迁移到普鲁士来做事的官吏家庭里的）说，“只要犹太人老老实实地呆在那里，不声不响，我当然绝不反对他们。假若他们象狗一样蹲在沙堆前面，摆开几本破书，卖弄他们的学问，那就非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可！”
波斯南斯基博士听到了这样的话以后，他那特大的嘴的两个嘴角不由地抽动了几下。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半侧着头斜望着天空，十分冷淡地说：
“这是在新的习惯和我们布兰登堡的习惯相混合的情况下产生的。让他们这些高个子普鲁士人先象我们一样以前一样地跳吧舞吧！他们没有参加费尔贝林之战。在莫尔维茨到托尔加乌的战线上，他们是站在敌人那方面的，滑铁卢之战我也没有看到过象他们这样的鸡雏还敢大言不惭地发表议论。”
而且，波斯南斯基博士清楚地认识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而在这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中人们的意识却以蜗牛式的步伐在改变着。由于他的这种认识所产生的哲学家的独有风格，朋友们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假若我认为在有盈亏变化的月亮下边，一切都象现在这样永恒不变，那么我在早饭时把耗子药吃下去，等到晚上你就能替我举行葬礼了。”
这些话是一天中午，波斯南斯基眼温弗列德上尉说的。他俩因为到恩村村公所的地下室里来办紧急公务时碰到一起，就坐在那里聊起来了。谈话中，他们还涉及到了师的换防这一类重大的问题。李霍夫的师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三○四高地和阵亡的士兵都可以说明这一点。现在，这个师又要调回对俄国作战的战线上去了。从战争一开始，这个师就经常在对俄国人作战的战线上。索姆河战役的许多地名也可以写在这个师的功劳簿上。在这个时期，该师已经凿了好几条石头隧道——拉宾隧道，加尔维茨隧道、俾斯麦隧道、李霍夫隧道。这个师要使马斯河西岸地区永远保持优势。师长冯·李霍夫许可他所指挥的全体官兵进行种种活动，但不得越轨。从步兵到时常喜欢对师长有单独看法的师部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知道师长的这项要求。的确，就是今天，老李霍夫还在官兵之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八月十七日，法军占领了马斯河左岸，隧道里躺满了德国官兵的尸体，然而皇太子左右的一些将领还认为，李霍夫所扼守的阵地上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时，波斯南斯基和温弗列德两位先生做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温弗列德上尉想报告一下即将撤离的地区的优势，而波斯南斯基则想要调查恩村粮秣库的破坏事件。参谋部里正在对粮秣库的破坏活动相互推卸责任，谁都不肯承认曾经参加过这一活动。
“尽管他们都是因为饥饿才去参加这种破坏的，”波斯南斯基很严肃地说，“主要的责任仍然应该归咎于这个地方的地名因为法国人虽然顽固地把这个地方叫做‘祖先’，而我们德国人仍把这个地名读如‘吃’，因此他们是根据这个地方的地名采取行动的。”
“波斯南斯基，”温弗列德很悲痛地说，“难道你就连一点隐之心都没有吗？”
“怎么能没有恻隐之心呢！譬如说，我很怜悯我的书记官阿德勒，因为他害怕被弄走，吓得直哆嗦。”
温弗列德抬起头来说道：
“他会被弄走吗！简直是糟糕。”
波斯南斯基很愁闷地摇摇低垂的秃头。
“可惜失去一位善良的法律家，尤其可惜的是，失去了这样一个精通业务的法律家。那么，我不得不再找一个新的书记官啦？”
“找这样的人有的是，”温弗列德上尉一面说，一面翻阅某一个营的作战日志，他想要命令这个营的营长，让他担负掩护任务。
“实际上并不象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很难物色到这样的人。我要求我的书记官要具有一定的道德品质，而且不是在街头上成长起来的。”
“找吧，一定会找到的，”副官一面嘟嚷，一面用橡皮擦掉用铅笔写在报告上的日期：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二至十八日——非常危急的几天。……
“不过你大概也注意到最后的几句话了吧，”波斯南斯基说着，准备要走。
“那几句话是怎样写的呢？”温弗列德抬起头求问道。他的两只明亮的目光正好跟这位肥胖的朋友的暗灰色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上面写着敲过门以后，就应该把门打开。”
温弗列德笑了，他说：
“我知道。请你跟蓬特下士坦率地说，我可以做后盾。”
“多谢你，”波斯南斯基很高兴地说，“你简直是太善良了。
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辆漂亮的汽车，用它作一次短期的旅行呢？从丹渥战地医院传出奇妙的歌声来了。”
“不会是别人，这永远是洛林茨·蓬特唱的。”
“再见吧，”波斯南斯基彬彬有礼地说。
波斯南斯基踏上窄狭的楼梯，他的眼睛近视得很厉害，加上散光，在半黑暗中不敢放开步子走。他决心硬着头皮去对付这一令人苦恼的会谈：他的书记官阿德勒正在楼上等他，他是律师，还在柏林最高法院作过法官……。但波斯南斯基很快就抛开了这些思想。奇怪的是，事情的发生总成双成对，连着两天他接到了从同一个战地医院寄来的两封控诉信。第一封是野战医院院长寄来的，他控诉某一个杂役兵大队关于鞋子的情况，并且希望通知该大队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第二封是一个受伤的少尉寄来的，他控诉谋杀他年轻弟弟的严重违法罪行。波斯南斯基扶着栏杆，走上周围都是废墟的楼房，他十分突然地想到，人类对正义的追求是永恒的；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人类的文明早已遭到摧毁，房屋都被破坏了，就象这里的村公所一样，人们依然严酷地、顽强地反抗一切非正义的行为，并且向在和平时期大吵大闹、而在战争的年月里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耻的违法行径作坚决的斗争。实际上，这是可喜的好现象。因为只有这种果决的行为，才能在这个罪恶的深渊上搭起一座正直的桥梁，创造出有意义的生活。
“你好，阿德勒先生。”
军法官波斯南斯基穿着高领军服，制服上带着蓝边红地的领章、军官的肩章，佩着军官的短剑。他也象斯泰因上校一样，军服上身紧紧地贴在腆着的大肚子上，皮裹腿紧紧地包着小腿肚子。因此，他一出现，就把贝尔廷吓呆了，以致给波斯南斯基博士留下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战地医院院长慕尼赫博士，五十来岁，乱蓬蓬的满头灰发象毛刷子一样，淡黄色的眼珠子。他把杂役兵保尔穿的那双皮鞋拿来给军法官看，所以也不用多费言辞。保尔的那双皮鞋，左脚的一只，鞋底中央已给磨穿了一个洞，右脚的一只，鞋尖完全破了。慕尼赫博士对于这种情况很气愤。当伤员伤口流血的时候，他尽量抑制着自己，一声不响，但是他下定决心要根除这使人感到气愤的现象。人们认为慕尼赫博士的这种性格终将对自己不利，但他周围的人们都因此对他产生了一种尊敬，和平时期他在里格尼茨和施累新，战时他在自己的师里和他所驻过的地区到处都受到尊敬。他说：负伤的多，野战医院的伤员也必然随之增多，何况这类的杂役兵大队长为数也不少，所以他坚决要求提醒军官先生们注意这件事。但是，这个杂役兵大队目前属于“马斯河另一岸”驻在达姆维勒的那个师。怎样才能在这个深渊上架起一条桥梁呢？
波斯南斯基微笑了一下。在东岸军区和西岸军区的两个师之间，自从冯·李霍夫宣布他的优势以来，两师的关系一直处在紧张状态。李霍夫认为，尽管有的团长还想宣布，他们的“布兰登堡人”可以进行某种单独行动，但是属于“总司令部”指挥的上尉绝没有一个敢把攻击只限在马斯河右岸。象官兵中间传说的一样，皮耶蓬夜间军事会议上的这种尖锐的议论，马上传到了东岸军区司令的耳朵里。他只是很轻蔑地哼了一声，并且问道：这个老兔子对东岸军区在对法国作战上的看法到底怎样呢？自从那时以后，东西两岸的军官们便断绝了联系，避免见面，并且喜欢相互制造不愉快的微小事件。
波斯南斯基博士很好交朋友，他很清楚什么样的人是有权势的。趁冯·李霍夫由于自己占了优势正在高兴的时候，很可以去请求他收回派书记官阿德勒去担任遭受死亡威胁的命令，这样一定能毫不费力就把他挽救回来。他只能在作战部队的司令部里担任通讯兵和电讯兵之类的工作。趁着目前师长由于占上风而大开仁慈之门的时候，赶紧抓住时机办，谁也不会愿意把这位善良的同事往虎口里送的。用开玩笑的方式，把这双皮鞋交给他们，有权势的军官也许会下一道命令，把靴子和呈文一齐交给右岸的骄傲的军官们。因此，波斯南斯基叫人把作控诉证物的皮鞋包起来，以便他随时提取。
波斯南斯基要求给他找一个安静地方，跟克罗辛少尉谈一谈。
“找安静的地方不容易，”战地医院院长说，“这个医院里简直没有一点空地方。”
但是，以后他忽然想起来，有一个很能干的女护士，曾经要求给她一间房子——很小的一间房子，只有一扇窗户，房里仅能放一张床，她常常单独住在那里，完全是她一个人，免得别人打扰她。因为这位女护士是一位中校的妻子，喜欢享受特殊的待遇，其他的护士们就把放水桶和笤帚的那间小房腾给了她。在这间房子的墙上挖了一个窗户，女护士克列尔感到很愉快，已经满脸带笑地搬进去了。
“这位女护士虽然沉默寡言，人倒十分热心，非常能体贴人，因为她自己吃过许多苦，知道别人需要什么。”慕尼赫博士解释说。
现在是野战医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工作的时候，所以这间小房子里没有人，可以借用一下。还好，近几天的天气正象日历上所写的那样，变暖和了一些，因此波斯南斯基和克罗辛两位先生在这间小房子里谈话不至于太冷（当然小房子里没有生炉子）。
当他们提出向克列尔护土借用她的小房子的时候，她似乎也不是很乐意，不过她仍点头答应了。她首先走进小房子里，把挂在床头墙上的一张照片反转过去，不过她并没有动床头的十字架。受伤的军官克罗辛应该安静地躺在床上，另一位先生波斯南斯基可以坐在床边上，还有一位客人不得不站在床前。这位客人当然是贝尔廷了。他们给贝尔廷打电话的时间很适当，刚好他才收工回来。贝尔廷这时又困又饿。他对军法官波斯南斯基这位高级军官的驾临感到有些害怕，所以最初说不出话来，以后才结结巴巴地要求给他几片面包，许可他坐下。贝尔廷的一些举动给波斯南斯基造成了不好的印象。他这个同行在这里狠吞虎咽地吃东西，很肮脏，令人可怜地坐在地板上，伸开两条腿，毫不文雅地用匙子喝一大盆汤，把面包撕碎，泡到汤里，这样一来，另外两位高级人员也不便舒舒服服地坐着抽烟。他的两个耳朵竖着，门牙残缺不全，简直一点也没有普鲁士人的绅土仪表。克罗辛十分重视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见，而且贝尔廷的出席作证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位是我的朋友贝尔廷，他在我弟弟被害的前夕，还跟我弟弟在一起谈过话，他想讲一讲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情况……”）。波斯南斯基博士对人名字很健忘，他已经把贝尔廷这三个字早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克罗辛少尉从一开始就使波斯南斯基产生了同情感。克罗辛讲述着一切经过情况，律师先生在倾听着。波斯南斯基作一个请别人抽烟的姿态，把他的雪茄盒放在护士克列尔的床头桌上，等证人刚把匙子一放下，这个象船舱一样窄小的白色的小房子里立刻充满了雪茄的烟雾。克罗辛的低沉的谈话声在雪茄的烟雾中震荡着。波斯南斯基开始询问，贝尔廷静静听着。的确，这是克罗辛下士的被害经过情况，是他的弟弟，埃贝哈尔德，克罗辛少尉的弟弟的被害经过情况。克罗辛少尉已经跟那个矮子尼格尔在多阿乌山的战壕和山洞里进行过斗争。那个狡猾的矮子由于法军的进击、借紧急命令和云雾的光，才算从克罗辛少尉的手里挣脱了。
这时，贝尔廷也抽起烟来了，就好象他从结婚以来再也没有抽过烟似的，而且这次婚礼是在冥河的彼岸举行的，在那边他的美丽而妩媚娇柔的妻子越来越瘦了，因为在这钢铁一般冷酷的时代里，就连男女神仙也不例外地处于饥饿状态中。正象他从前在大学课堂练习时，读着那描写悲惨命运的老北国伊达的一些诗篇里所吟咏的情景一样。现在难道正在步上这悲惨命运的途程吗？
雨淋着我；
露水滴在身上；
我早已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