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三五天短期的居住，我想是没有人会讨厌的。时间太久或人太多了，自然对于你的小家庭要发生许多不便，使得你的生活情绪不得宁静，对于家庭不仅没有爱好，甚至要发生嫌恶之感。夫妇的感情，也许要因此而淡薄起来。
你如果想娶到一个善良的妻室，来组织一个和乐的家庭，在选择上第一当然是要娶她能无条件的爱你，不是爱你有钱，也不是爱你有势，更不是爱你生得漂亮。要她身家清白又无那种“名门”的习惯。即令她娘家有钱，也不再闹阔小姐的脾气，只就你的现状为生，不与别人争长计短。如果她娘家穷苦，也不完全把你当作嫌钱的机器，将你劳力所得，大批的拿去送给一些游荡的人。要她以你为中心，不要以你为工具，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同时还要她对你有信仰，对你能尊敬。当然你也要对她始终敬爱着。彼此要以“恩爱”来互相结合。
根据这些条件去选择你的妻室，我相信在婚姻上一定可以得到圆满的。
巧妇难伴拙夫眠
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哪怕只是片面没有，也不应该存在。潘金莲不爱武大郎，爱西门庆，除了从封建道德的立场看，她没有错。她的本意，不过通通奸，调剂调剂生活的枯窘，后来因为武松的巨影威胁她，这才一不做，二不休，置武大郎于死地；终于自己也被杀掉。我们也许应该同情武大郎；但从旧世界的妇女生活的无边黑暗这一点看来，潘金莲是不是也值得寄予若干同情呢？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你所说的应作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爱情，不错，应该有它的崇高，圣洁，使人勇敢，使人趋向战斗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卑贱，丑恶，甚至渴血的一面。我们虽然不赞美用自己的血灌溉爱情的人，但有时也无法吝惜一掬同情之泪；至于倚仗恶势力，拿别人的血来培养自己的爱情，无论是什么威胁着她，都是可恨可耻的，纵然是无知到像潘金莲，也无法饶恕；除非由于战斗，在战场上流了敌人的血。因此潘金莲与人通奸，犹可恕也；像我们那里的姑娘买了“脱头”抱琵琶上别船去，犹可恕也。这自然也使人痛苦，但痛苦究竟不是直接的血；直接流人家的血，是又当别论的。
但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潘金莲这种人的爱情，永远无例外地向着西门庆，永远无例外地不向着武大郎。当然，武大郎穷，社会地位又低，样子又丑，人又老实，不会，也没有工夫温存老婆，有什么可爱呢？至于西门大官人，那太不相同了，怎样的一表人才，怎样的一身穿着，怎样的一派谈吐，怎样的知情解趣呀！“潘驴邓小闲”，尽管还有一些并非一望而知的，但只就可以一望而知的几点说，也多么足以使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情甘意得，死心塌地呀！
高尔基着的《二十六个与一个》，写二十六个面包师同时以一个少年女工为偶像，献给她无上纯洁的爱情。但那女工没有把她的爱情施予给二十六个中的任何一个，虽然每晨都来接受他们的走私的面包的供养——那面包里面有二十六颗心，她却一点也不觉得。另外一个较为高级的面包师，是一个流氓、大兵式的女性玩弄者，只把嘴向她一挑，她就纵身入抱了。
也许这还不够明显。莫泊桑的《莫南那公猪》，写一个小贩莫南在一次夜火车上邂逅了一位高贵的小姐，恰巧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个。那位小姐对莫南自然睬也没有睬。莫南这不揣冒昧的癞虾蟆却在旁贪馋地望那小姐，越望越爱，越爱越望，竟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跪在那小姐面前了，活像阿Q之于吴妈。以下怎样呢？
小姐大声呼救，惊动了别的车厢里的乘客和车上的警察，把小姐护送回家，莫南带到局里去问罪——他从此得到一个绰号：“公猪”，即专门传种的那种“公猪”；用《金瓶梅》上的话说，就是“属皮匠的——缝（逢）着就上”。消息传出去之后，小姐也成了名人，常有新闻记者来拜访，一个年轻绅士（即小说中的“我”）跟一个记者也来了。小姐和她的父亲一同出来招待，父亲陪记者，小姐陪绅士，都谈得十分融洽。天晚了，两位远客留在她家住宿（这人家是乡下），半夜，绅士去敲小姐的房门。“谁？”“我。”“做什么？”“借本书看看。”
门开开，绅士进去，她就献出了她的“书”的任何一个篇页！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爱情，那小姐的爱情，对于一个小贩，隔着山，隔着海，隔着钢墙铁壁；对于绅士，连空气也不隔！
想想简爱（《简·爱》）吧，她知道她的主人爱她的时候，她是怎样的衷心感激！想想贾瑞（《红楼梦》）吧，王熙凤对他是怎样残忍！想想宋蕙莲（《金瓶梅》），一被西门庆宠幸，是如何志得意满，趾高气扬！想想春梅（同上），对她的音乐老师李铭——勾栏里的王八，是如何“正色闲邪”，凛若冰霜！爱情，至少，在某些女性那里，是长着一双势利眼的！不错，潘金莲也爱过武松，那只能比之于梁红玉的爱韩世忠，识英雄于未遇时，料定或认为他将来会不错；武松其实是现在也不错，在碰到西门庆之前，他是无可比拟的。因之，仍旧含有势力的成分。
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这是一句好话。但在旧世界，在有着西门大官人和武大郎的分别，有着贫富贵贱的分别，你怕不怕吓人的字眼，有着阶级的分别的旧世界，爱情本身，这里专就女性方面说，永远长着势利眼。蛟龙不是池中物，美人儿绝不是贫贱人的被窝盖得住的，除非女性自己有了觉悟。
历史上有一个女词人朱淑贞，她的名句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嫁给一个木匠了，我们同情她；《西青散记》上有一个才女双卿，她的名句是“春容不是，秋容不是，只是双卿”！嫁给一个农夫了，我们又同情她！为什么呢？这样的美人佳人，本应该嫁给达官贵人英雄名士，今竟为贫贱的工农所有，未免太委屈了！关于潘金莲，欧阳予倩曾辩护于前，我在《论怕老婆》一文里也说她遇人不淑。这些意见，也许并非全无道理，但除了为既得利益阶级服务以外，毫无其他作用！而且如果朱淑贞、双卿、潘金莲值得同情，为什么她们的丈夫，讨了“人约黄昏后”的老婆的丈夫，尤其是惨死的武大郎，反而是不值得同情的？
亲爱的哟，把你的观念改变过来！
1948年9月29日香港
爱怨四人记——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我在1987年80岁生日时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写我的家庭生活。从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到王人美；写这四位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孙女说，这样公开写自己的私生活，岂不影响你的社会声誉？我说，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倒反而能破除社会上对我的猜疑。我花了两个月时间，为这四位女性立传。在这两个月执笔期间，我全神贯注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我打破了写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惯例，如实向读者介绍我的婚姻与家庭。
纸上谈兵第一课
1922年我十五岁时，从浙江桐庐老家到杭州读中学，开始接触新世界。我的堂姐叶佩菁比我早一年出来，已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她说我已长大成人，应该交个朋友，她愿意帮这个忙。我只从小说上读到过所谓男女之间的“爱”，倒也想探索一番。在我将近十七岁的时候，经堂姐介绍，与女朋友王文英在女子师范的会客室里见了面。会客室位于校门过厅的一侧，人来人往。我俩老老实实地坐着，本来就没有什么话说，又加众目睽睽，大有如坐针毡之感。不一会儿，我便起身告辞，倒是她开口问我：“下星期还见不见？”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边第二公园见面吧！”说罢匆匆走出校门，落荒而逃，心里却是又惊又喜：我竟然有了一个友朋友！
那以后，我们开始互写“情书”。她国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不得不到处去借现代文学作品，东抄西抄地对付。每逢星期天，我必去文具店买彩色的洋信纸洋信封——写“情书”用。
一来一回的情书，每星期可以两次。几个星期下来，表达情意的话多了起来，特别是几次游湖之后，似乎我俩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的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语句：“既然你那么对我有好感，我就承认，永远做你的……了。”这个是“私订终身”了吗！可实际上我并没当回事，认为这个不过是写情书照例要达到的“高峰”，犹如小孩玩“过家家”，用积木搭成一座房，搭到顶，推了，再重搭。因此，我回信并未表示接受还是不接受，竟然环顾左右而言他。
我交女朋友的事渐渐被学监发现，彩色的信封时常被截留。这学期末，我的“品行”被评了个“丙等”，学习成绩也降到“丙等”。这我倒不担心，因为我父亲是开南货店的生意人，对我的学业并不关心。但我总觉得在老师、同学面前太丢面子。正在这时，一位姓金的同学告诉我说，厦门大学正在招收江浙籍学生，他认识一位助教，可以介绍我们跳级报考。我把这事告诉了王文英，她不知中了什么邪，也许是要实行那“永远做你的……”的诺言，竟决定和我一起行动。
我们四男一女，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搭海轮到厦门。等到达厦门大学时，考期已过，幸亏那位助教说情，校方同意我们补考。
补考结果，只姓金的同学一人被录取，我们四人都进了“补习班”。混到寒假，父亲打听到我和女友结伴去厦门，急忙汇了一百元路费来催我回老家。我和王文英又回到杭州。我没脸去见父亲，一个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干着急。父亲怕在外面弄出什么丑事，亲自到杭州来押我回去。
进了家门，我父亲破口大骂。我一赌气，独自跑到县学前的一口井栏上坐着。母亲生怕发生意外，横拉竖扯把我拉回了家，哭着对我诉说：“你真糊涂，你阿爸的铺子蚀了本，关了门，从厦门赎你回来的那一百块大洋，还是拿两亩田抵押去借来的。以后读不起书了，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是正经……”
这一番话使我从梦中惊醒。什么交女朋友、读大学，都抛在脑后。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赶快找个谋生之道，填饱肚皮要紧！
王文英在那天我父亲去旅馆押我时，已看出情况不妙，赶快“撤退”。我俩从此断了联系。这“纸上谈兵”的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
父母之命第二课
天赐良机，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此时我已二十三岁，父母一心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便在桐庐老家给我定了一门亲，来信逼回去成亲。
当时，我已接受一些新思想的影响，懂得应该婚姻自由。但转念一想，婚姻自由，无非是找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终身伴侣，可我目前并没有一个这样合适的女友；再说，我周围的熟人中，也有不少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不见得家家都是怨偶。据父亲信上说，他给我订的这一家，与我家“门当户对”，说不定还是一桩美满婚姻哩。另外，我对按古礼办婚事的排场很感兴趣，颇想借此机会，像演戏一样尝尝当新郎的乐趣。这种种因素凑在一起，我的终身大事便儿戏般地定了下来。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绸缎庄置备了一身做新郎穿的长袍马褂，又为父亲筹措了一笔给我办喜事的用费，便喜气洋洋地回乡完婚。
婚礼完全按古法进行。叶家大厅照例由萧山县一家喜庆租赁行承包灯彩装潢；家里租来了迎亲花轿、凤冠霞帔、桌围椅垫；请来了厨师、艺人、轿夫和吹唱堂茗……从“吉期”前几天就开始忙起，什么起媒、发嫁妆、发轿迎新娘、拜堂、宴请女方送亲人、闹洞房、专席宴请新娘、行“三日入厨下”仪式、办“洗厨宴”……等等，五花八门，直忙了七八天才把婚事办完。
婚后，我原准备把新娘罗彩云留在家里侍奉公婆，哪知她坚决不干，非跟我去上海不可。为了这事吵吵闹闹，甚至寻死觅活。后来还是我母亲发了话，命我带着罗彩云去上海另组小家庭，我便遵命照办。
那时，我在《上海漫画》编辑部工作，兼做云裳公司服装设计员，收入不算太低。我们租了一个前楼居住，厨房在楼下，三家合用。房东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家务事便托房东太太照顾。
罗彩云从未穿过皮鞋，嫁妆里有双新皮鞋，她一到上海就穿上了。进出厨房要走楼梯，她起初还小心，扶着楼梯栏杆慢慢走，后来有点大意，竟滑了脚从半楼梯上摔下来，闪了腰。房东太太把她扶回屋里躺着。我下班回家，一听说，连忙请房东太太下了两碗面，送到床上招呼新娘子吃，罗彩云见我这当丈夫的，反过来侍候她，心里过意不去，只躺了半天就勉强起来料理家务。我心想，看来她还真是个贤妻，日后也必定是位良母。为了表示谢意，我特地陪她去三马路选购了一些衣料、鞋袜和胭脂花粉等，还到一家朋友开的照相馆中，由我设计，两人头顶头地拍了一张照片，这大约是我俩唯一的合影了。
我有了家，以为日子会这样和和美美地过下去，哪知道生活并不都这么如意。
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分娩。她生了个儿子，小名申，族名善衙。第四年又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期间，罗彩云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作风，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什么也不管，除了逛大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她从小没读过什么书，基本上是个文盲。别看不识字，打起麻将来可是精得很，什么“东西南北中”她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牌，绝不会错。她的心思全用在这上头了。
我呢，当时以画“王先生”为起点，漫画创作正在旺盛时期。我深知自己年小时没有好好读书，底子比较薄，要想在上海站住脚，特别是要想在漫画出版界混出点名堂来，非狠下苦工夫不可。因此我任劳任怨，全力以赴。白天办《上海漫画》周刊，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兼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信赖；晚上拼命读书，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忙碌，全部心思都用在事业上。
这样，我和罗彩云越来越谈不到一块儿，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的回答则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每天下班回到家，我觉得精神上总是空空荡荡的，一点生气都没有。我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去坐着，但看到人家成双成对，恩恩爱爱，我心里更不是滋味，更感到孤独。有时索性喝点酒，借酒浇愁：或是同朋友一起去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
就在我最苦恼的时候，女画家梁白波闯进了我的生活。关于白波，我后面还要细谈，现在只说和罗彩云有关的事。
罗彩云很快就发现了我和白波的私情，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记得1936年她“袭击”了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奶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罗彩云俨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当成姨太太来羞辱，我当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罗彩云把她的父亲也搬了来，当面逼我“定个名分”。我被牵着鼻子送他们父女回上海，还由律师作证。写下了保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