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红五军取消团、连番号，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在三个多月的转战中，部队减员一千余人，张荣生、李力英等骨干牺牲，意志薄弱者或投机者也相继离队或叛变。四团团长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告辞还家。四大队长李玉华以打民团为由，拉着全队逃之夭夭。一大队长雷振辉在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时，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手枪，瞄准彭德怀就要开枪。
在众人皆惊呆的千钧一发之际，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
彭德怀面不改色，继续讲话。他说，我们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流血牺牲，今天谁还想走，可以走。又说，就是剩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
一声号令出发，无人离队。
彭德怀与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是在宁冈县茨坪一家中农的住房里。彭德怀走进屋内，看到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向他伸出手，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
从这句话起，开始了他们三十一年共同战斗的历史。
一直到1959年。
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揣着两本最宝贵的书：《共产党宣言》、《三国演义》。彭德怀也揣着两本最宝贵的书：《共产主义ABC》、《水浒传》。
有人说大智才能产生大勇，彭德怀则是大勇产生大智。
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猛攻长沙。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在城内出示布告，“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并亲到城外督战。后来见红军攻势如排山倒海，湘军溃兵似洪水决堤，想逃跑时两腿软得连马背都爬不上去了。最后由马弁架着扶着，才逃到湘江西岸。彭德怀率兵八千人，何键率兵三万人。三万人败于八千人，被彭德怀俘去四千多人，枪三千多支，轻重机枪二十八挺，迫击炮二十多门，山炮两门，还丢掉了省会长沙。从未如此狼狈的何键几乎精神崩溃，猫在船舱里见到岸上有胸系红兜的进香人，也以为是彭德怀部下，连连惊呼红军追来了，随从再三劝解也不能稍安。
此役彭德怀不仅创下红军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而且创造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斯诺说，此役“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从此一提彭德怀，便令何键胆寒。
大革命中对共产党人最恨的，除了蒋介石，便是何键。蒋介石反共最着名的，是“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何键反共最着名的，也有“五二一”马日事变和“六二九”通电“清党”，两湖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死于何键之手者，不计其数。对罗霄山脉的工农武装割据，何键比蒋介石早两年多就开始“清剿”。他对浏阳县长彭源瀚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对宁远清乡督察员欧冠说，“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
当时各省之中，唯何键在湖南设立“铲共法院”。
他甚至还专门派人挖了毛泽东的祖坟。
如此一个反共的凶神恶煞，却被彭德怀弄得魂飞魄散。
对何键这个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彭德怀却未完全解恨。三十多年后彭德怀自己身陷囹圄，挨完造反派拳打脚踢的批斗回到囚室，仍然用笔写下当年未了之恨“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一个人已经成了囚徒，却仍然令战场对手心惊胆寒，这该具有何等的人格力量和信念力量！勋章可以褪色，将星可以消磨，非凡的人格力量与信念力量却使彭德怀同志超越自身局限，在最深重的苦难与委屈之中，迸射出最耀眼的辉煌，成为一个撼天动地的真人。“文革”灾难中他被批斗审讯二百余次、打得遍体鳞伤，却留下这样的心迹：“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大将军雄风，气贯长虹！
在战争年代，蒋介石也很快认识了彭德怀。
1931年5月，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叔父黄汉湘为江西宣抚使，进驻南昌，想策反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的黄公略，再通过黄公略动摇彭德怀。黄汉湘派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黄梅庄，携蒋介石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人根据地。彭德怀与黄公略在湘军即情同手足，对黄梅庄摆宴招待。席间套出口风，知道其为蒋招降而来，随即下令将黄梅庄处决。砍下的脑袋用石灰腌上，盛在篮子内封严，交其随从带回。随从还以为黄梅庄到苏区会其弟去了，不知道带回了他的人头。
蒋介石从此除了提高对红军高级将领的缉拿价码外，再不搞什么“宣抚”。
对敌斗争狠、毫不留情，是彭德怀的一大特点。红三军团善攻坚，善打硬仗，在恶劣条件下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无一不打上彭德怀的烙印。他与何键血战，与蔡廷锴血战，与陈诚血战，与蒋鼎文血战，与每一个深人苏区的敌军将领血战。哪一个国民党将领，也没有被他放在眼里。
对自己的战友却不然。
例如对林彪。
1929年初，彭德怀率部坚守井冈山，部队损失很大。4月，与红四军会合后，根据彭德怀的要求，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调拨部分干部和枪支补充彭德怀部。
林彪调给彭德怀了一部分坏枪。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
彭德怀却并不念念不忘这类事情。对红四军中的八一南昌起义骨干，特别是前身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他充满敬佩。1928年12月11日，在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胜利会师大会上，彭德怀就提出红四军是五军的老大哥，号召自己率领的五军向四军学习。
一言九鼎。即使后来比自己小九岁的林彪出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对以红四军发展起来的一军团仍以大哥相称。
1933年底，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团村战斗，一军团执行其他任务未能参加，使战果不能扩大。带病参战的彭德怀万般遗憾，赋诗一首：
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大哥，即指红一军团。
作为一位着名战将，彭德怀还有一大特点：终生不改其本色。
师哲在其自述中有一段精彩回忆，记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彭德怀：“一个炎热的下午，押解一批俘虏军官的队伍在村边树下休息，从西边走来两个人：前者为青年，身背短枪，牵着马；数十步外为中年，50岁左右，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破烂不堪，用麻绳绑在脚面上，走路却非常稳健有力。一挑水农民正在树下歇息，中年人笑呵呵走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农民说：‘你尽量喝吧。’中年人便倾下身去，从桶里狠喝了几口水，然后谢过农民，继续赶路。路边坐的俘虏中有认出中年人者，指背影说：‘那就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其他国民党将校俘虏大惊失色，起来呆视半晌，直到背影不见，感慨万分地挤出一句话：他们怎能不胜利！我们怎能不失败！”
对彭德怀来说，爱他的、恨他的、敬他的、毁他的都应记住这句话：本色最无敌。
1974年彭德怀同志去世时，是那般的萧条零落，甚至连简陋的骨灰盒上也不能留下姓名。他死后却成为一座巍蛾的青山，历史记载下他的英名，承认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颗巨星。
含而不露的静水
林彪与彭德怀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林彪比彭德怀资格浅。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新城会师大会上，朱、毛、彭都在主席台上讲话，林彪还只能坐在台下听。听着听着，讲台塌了。台下人都说刚会师就坍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大声一句：不要紧，台坍了搭起来再干嘛！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热烈的情绪又恢复过来。
林彪也在台下鼓掌。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
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伤亡两千七百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个人署名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
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具体用何种形式，“主要的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
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
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在信的最后，林彪写道：“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了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情况汇报后决定：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
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领的连队。
耒阳被一举攻克。
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军事才能。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那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
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应该自己干的事情一定要亲自过目，亲自动手。比如，应该上去看的山头就要爬上去，应该了解的情况就要及时了解，应该检查的问题就要严格检查。不能懒，军事指挥员切忌懒，因为懒会带来危险，带来失败。比方说，一个军事指挥员，到了宿营地就进房子，搞水洗脸洗脚，搞鸡蛋煮面吃，吃饱了就睡大觉。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和打败仗，常常是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组织准备，工作没有做到家，懒的结果。因此，不论大小指挥员都要勤快，要不惜走路，不怕劳累，要多用脑子，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脚到、手到。事情没有做好以前，不能贪闲。贪闲就隐伏着犯错误的根子。什么事都要心中有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雷打不动的干部，牛皮糖式的干部，不管有多大本事，都不是好干部。
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认识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打破框框，有敢于和善于在新情况中找到新办法的创造性；才能有大勇，才能决心强、决心狠，敢于彻底胜利，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和雄心。指挥员的勇敢集中表现在歼敌决心的坚定顽强上面。指挥员的大勇建立在革命的最高自觉性和正确理解上级意图的基础上面。
三、要调查研究。对于敌情、地形、部队的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间断。这样做，不能看作是重复，实际上这不是重复，而是不断深化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平时积累掌握的情况越多，越系统，在战时，特别是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就越沉着，越有办法。急中生智的“智”，才有基础。因此，调查研究工作要贯串在各项工作中，要贯串在每一次战役、战斗的整个过程，反对打莽撞仗、糊涂仗，反对急性病，反对不亲自动手做调查研究的懒汉作风。特别是敌情，必须切实摸透。因为敌情是活的，敌人必然会极力隐蔽、伪装他们的真实企图和行动。要尽一切可能不间断地侦察，查清敌人的部署和动向，看他扮演什么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是主力还是非主力？是骄兵还是败兵？能集中多大兵力向我们进攻和阻挡我们的进攻。查明敌主官的特性，看他惯用和擅长用什么战法，根据他当前的企图判断他可能采用什么打法，等等。只要摸清了敌情、我情、地形的底，决心就快，就硬，就坚定。就不会被任何假象所迷惑，就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吓住。如果情况不清，就会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坐失良机，或者勉强下了决心，一遇风吹草动，听到畏难叫苦和不正确的建议，就容易动摇，可能一念之差，前功尽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