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京师有一个惯例，“每年春秋赛神，各以本司余物贸易以具酒食，至其时吏史列坐，合乐终日”——每到春秋两季的赛神节，京城各单位都会将积下来的多余物资卖掉，换成酒食钱，大伙痛快吃喝一场。大概朝廷对这个惯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不能太过火，不要吃相太难看。
庆历四年的秋季赛神会，苏舜钦便依照惯例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钱，然后召集了一帮同僚与文友，到酒楼吃喝玩乐。因为预计卖报纸所得的公款不足消费，大家又凑份子补足，苏舜钦自己掏了十贯钱助席，其他“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换成现在的话，即AA制。酒酣之际，还叫了几名优伶、官妓陪饮助兴。不能不说，苏舜钦这次宴会，是搞得挺排场的，难免要授人以柄。
也活该苏舜钦倒霉。恰好有个叫李定的官员知道进奏院大办宴席，也想参加。但苏舜钦很瞧不起这个人，不但拒绝了，还将他讽刺了一番。李定衔恨在心，便托人探听苏舜钦聚饮的详情，再添油加醋描述出来，到处散布，“遂腾谤于都下”。消息很快就传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耳朵里——王拱辰在历史上的名气并不大，不过他有个曾外孙女，大家一定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这里我们更应该注意王拱辰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御史中丞，相当于议长，有监察、纠绳百官的权力；又是前宰相吕夷简的同情者，庆历四年朝廷正在推行由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而吕夷简则是新政的反对者，朝中隐然分成两个派系，明着暗着角力。现在新政阵营中的苏舜钦闹出“预妓乐宴会”的丑闻，正好给反对派王拱辰抓到了把柄。王拱辰便联合其他御史，以苏舜钦滥用公款、召妓宴乐为由，对苏舜钦等人提出弹劾案，指控苏舜钦已经构成“监主自盗”罪。
按宋朝的法律，官员如果在公务性接待之外“预妓乐宴会”，要处以“杖八十”乃至“徒二年”的刑责。宋代保留着官妓之制，但只可以在公宴上“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员私召官妓也是犯法的，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说：“乐天（白居易）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宋代），必以罪闻矣！”宋朝有不少官员就因为与官妓游宴、杂坐而被贬黜。“监主自盗”更是重罪，最高刑罚可以是死刑。不过宋朝很少以极刑对待士大夫，最后苏舜钦被“削籍为民”，一个大有前途的政治新秀从此结束了政治生命；参与进奏院聚饮的其他人，也“皆斥逐”。
对这个严厉的处罚结果，苏舜钦自然是愤愤不平的，他在致朋友欧阳修的书信上大发牢骚：进奏院卖旧报纸换钱聚饮，历年都这么做，况且这也京城各个单位的惯例，为什么要处理我？就算对我以“私贷官物”论罪，也不过是杖九十，“其法甚轻”。现在以重罪削了我官籍，“舜钦虽不足惜，为国计者岂不惜法乎”？欧阳修也为苏舜钦鸣不平：“嗟我子美（苏舜钦字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不过我们平心而论，苏舜钦也谈不上受冤枉，至少其公款吃喝、召妓作乐的责任是推脱不了的。
苏舜钦还在信中提起另一起“公款吃喝案”，大概想反衬自己遭遇的人情凉薄吧：“近者葛宗古、滕宗谅、张亢，所用官钱钜万，复有入己。范公横身当之，皆得末减，非范公私此三人，于朝廷大体，所补多矣。”这里说的是滕宗谅滥用“公用钱”的事情。
滕宗谅，即滕子京，著名的岳阳楼就是他重新修建的，他的好朋友范仲淹还给他写了一篇《岳阳楼记》，千古传诵。滕子京为人豪爽、好客，他知泾州时，“费公钱16万贯”，除了用于宴乐，还“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公钱”即我们前面说到的“公用钱”，是财政拨给地方官自由支配的特别费，“用尽续给，不限年月”，但长官也不能乱花这笔钱，需用于公务接待，用时也需要副职副署，且计入公账。
滕子京并没有以公用钱中饱私囊。平心说，滕子京也不是贪官，《宋史·滕宗谅传》称他“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但他涉嫌“挪用公款”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毫不意外地被御史弹劾了，罪名之一便是“盗用公用钱”。时为庆历三年（1043年），“苏舜钦案”的前一年。宋仁宗派人调查，滕子京“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竟然将冒领“公用费”的账簿烧掉了。看来确实够讲哥们义气。
如何处置这案子，朝中出现两种意见。宰相杜衍主张严查，“欲深罪滕宗谅”；范仲淹则“力救之”，说：“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大概是范仲淹的辩护起了作用吧，滕氏“止降一官，知虢州”。不过，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是他）认为这个处理太轻了，“论奏不已”，甚至以辞官相挟：如果不严加处罚，我就辞职不干了。最后，滕子京“复徙岳州”，即贬到荆楚南蛮之处。岳阳楼正是滕子京在岳州任上重修的，无独有偶，苏舜钦被罢官后，也在苏州修建了一座沧浪亭，并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沧浪亭记》。
苏舜钦在致友人书信中提起这件旧事，可能是觉得自己与滕子京同病相怜，也可能是借此埋怨范仲淹与杜衍没有对他施之援手。他对欧阳修说，“二相（范仲淹、杜衍）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言语中似乎有些怨气。
如果在官官相护的政治生态中，苏舜钦这点屁事完全不至于丢官，甚至连被调查的风险也不会有，要知道苏舜钦并非没有后台，而是后台很硬。但宋朝的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大体上能保持着制衡性与竞争性，首先是政府—台谏的二权分立，台谏完全独立于政府，台谏官有点像现代议会政治中的议员。宋人说，“本朝谏臣之盛，古未有也。”这不是吹牛，至少在仁宗朝，台谏“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在咄咄逼人的台谏官之前，身为宰相的范仲淹与杜衍也不敢庇护苏舜钦。范仲淹虽保护过滕子京，但御史中丞王拱辰不依不饶，逼着皇帝将滕子京贬到南荒之地。
另一个创造了政治制衡的机制，是表现为“异论相搅”的派系竞争。庆历四年的“进奏院狱”具有不必讳言的党争背景，据《东轩笔录》记载，王拱辰在扳倒苏舜钦等人之后，曾向前宰相吕夷简表功：“聊为相公一网打尽！”我们现在知道宋朝的党争导致了很多恶果，不过也应承认，那是党争恶化的衍生品，良性的党争则可以创造一种政治压力，让执政团队保持警醒，以免被反对派抓住把柄。苏舜钦若非公款吃喝，也不至于受到弹劾。进而言之，若非有“异论相搅”的政治竞争，大概也没有人敢打当朝宰相女婿这只“老虎”。
治理公款吃喝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需要建立严密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有一套使制度启动起来的机制。宋朝并未能根治公款挥霍之风，因为一套制度运行起来，免不了要打一个折扣。不过比之明清笔记所记录的触目惊心的官场吃喝风气（可参见《道咸宦海见闻录》、《官场现形记》等），宋朝的政治生态毕竟要健康得多。
商人的黄金时代
商业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人类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一跃进入彼此联系更紧密、分工更细致、生活更多样化的复杂社会形态，商业提供了最伟大的驱动力。有人说中国儒家传统有抑制商业的习惯，这话其实不对，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子贡因经商有道，家累万金，富可敌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孔子从来没有因为子贡的商人身份而对他有任何歧视，恰恰相反，孔子以“瑚琏”比喻子贡，认为子贡是国家社稷的大器、良器。
不过，后世的统治者，出于独尊皇权之需，对商人有可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潜在力量很是顾忌，所以历代王朝几乎都制订了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这一传统来自法家的思想），将商人列入市籍，视同贱民。秦朝曾将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及父母、祖父母为市籍的商人后代，发配戍边；汉朝立国，“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唐朝“禁工商不得乘马”；“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两代也均有抑商或贱商之政，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情结，他建立明王朝之后，即严禁农人弃耕从商，商人外出经商，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贩被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农抑商”思想，他说，“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应当劝农抑商。
但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不是说全无歧视），商业环境最为宽松。宋朝立国，即颁发一系列“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如太祖诏令：“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又如太宗诏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细碎交易不得收税）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滞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禁令也被突破，“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订过程中，商人还被政府邀为座上宾，参与修法。北宋太宗朝，陈恕为三司使（相当于国家发改委主任），他在制订茶法时，就邀请了茶商数十人协商讨论、“各条利害”。当时的争论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业利益尽归商人，商人“取利太深”；官方的方案是国家专营茶叶，利归官府，商人“灭裂无取”。最后朝廷采纳了折中的方案，“公私皆济”，换言之，即吸收了商人的意见。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不但给予商人表达利益的渠道，制订出来的法律也照顾了商人的利益，这在其他王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宋代因此也成了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说“全民皆商”或有些夸大，但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则是毫无疑问的。宋人非常有投资意识，“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所谓“舟舡往来兴贩”，是指长途贩运业，“解质”是放贷，“停塌”，是仓储业，总之有闲钱就拿出来投资。
北宋官员苏舜钦被罢官后，说：“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以前说古代的读书人只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途，但在宋代，读书人不当官也不会饿死，经商也是光明正大的职业。宋代读书人不以经商为耻，洪迈《夷坚志》记载，宋徽宗时，“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借着到京师参加科考的机会，顺便也做了一笔生意。
农人弃农从商，或者半耕半商更是寻常事了。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知州范寅敷大概为了避免田地抛荒，“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想收回外出经商的农人的产权。但朝廷最终没有同意，因为户部认为，“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许人请射。”保护了经商农人的产权，也承认农民兼业的现实。
就连方外之人的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去。北宋东京的大相国寺，乃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东京的建隆观，也有道人做生意，“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开设当铺、放货收息是寺院自南朝以来的惯常做法，宋时此风更盛，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今（南宋）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陆游虽觉得“鄙恶”，但在商海中弄潮的僧人必不会这么认为，很多僧人还因经商致富，庄绰《鸡肋编》说：“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
女性经商在宋代也不少见，临安名小吃“宋五嫂鱼羹”的创始人便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来是“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宋室南渡后，南下“侨寓苏堤”，因为手艺很好，“人竞市之，遂成富媪”。宋代设有专管征收商税的税务官，叫做“栏头”，由于男性“栏头”对女性收税多有不便，还出现了“女栏头”，从这里也可看出宋代经商女性之常见。
商业浪潮冲击之下，以前作为权力中心存在、似乎庄严不可侵犯的衙门，也被商民租来做生意，如南陵县的一名市民，“就邑治大门之内开酒店”；台州州衙“仪门之两庑”也是出租给商户做生意，“僦为贾久矣”。这样的图景颇具象征性——意味着权力对商业的包容与妥协。
得益于正在兴起的城市商品经济，宋代产生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大商人，北宋“都城之内，大商富贾，坐列贩卖，积贮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穑之艰难，而粱肉常余，乘坚策肥，履丝曳彩，羞具、屋室过于侯王。”南宋的临安城也多富商，“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
这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正在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在一些地方，富商跟地方官员可平起平坐。宋仁宗时，有个叫做苏缄的官员，调到广州南海当主簿，苏缄发现当地从事外贸的商人“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一日苏缄受上级委派，查验一樊姓大商人的货物，“樊氏辄升阶就席”，在当时，这是失礼的，所以苏缄命人“杖之”。樊姓商人不服，到州法院上诉，知州将苏缄召来斥责，苏缄辩解说：“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知州不知如何反驳。这里展现了一场新与旧的较量：新成长起来的商人力量与旧的等级秩序之间，正在角力。假以时日，商人阶层未必不能发育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可惜宋后的明清两代，又重回抑制商人的老路。
明末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许多人认为黄宗羲是批判“农本商末”、首倡“工商皆本”之第一人，其实，“工商皆本”的观点放在宋代，不算新奇，因为许多宋人都提出来了。北宋的郑至道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南宋的叶适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陈亮说：“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黄震也说，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
在宋代儒家已经明明白白提出“四民皆本”之后，明末的黄宗羲还发现了“世儒不察”的情形，说明宋后的儒家思想与政经制度出现了一轮倒退，重新回到“重本抑末”的老路，所以才需要黄氏提出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