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新学的张之洞，他办的尊经书院的“经”，并非是汉学的《四书五经》的“经”，而是所谓“经济特科”的“经”，这“经济特科”是采纳维新派人士的意见，仿照康熙开博学词科之例，为朝廷举荐人才，以策论取代八股的相当于中央文官选人机构。
但“传闻张氏见卷中有‘卢梭’字样者一概‘出榜’，某君出榜后叹日：‘博得南皮唤奈何，不该考试用卢梭。’”张之洞在新政期间，推荐过后来大出风头的梁启超、张謇、郑孝胥等到中央部门工作，因戊戌政变，慈禧太后对张之洞以“经济特科”名誉在各地举办的“尊经书院”产生怀疑。不少官员说经济特科“其中多革命党人”，慈禧太后也认可“外间言特科品流庞杂，心术不端”。她担心“康、梁党徒借机混入朝廷”，“致使‘经济特科’如同儿戏般收场”。
其实，张之洞是讲忠孝的。晚清那个时候，很像道家老子说的“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局面。他并没有接受方兴未艾的欧化民权思想，他觉得这有违儒家的伦理纲常之道。
前面讲过，在康、梁搞维新变法时，张之洞当初和他们是有过“蜜月期”的，他曾捐钱支持他们办的强学会。
1896年，北京强学会被查封，他也立即查封湖广的强学会，可他在次年又暗中再支持梁启超另搞《时务报》。他自从晓得梁是个民权主义者后，便疏远他，甚至不往来了。
当康梁他们成了光绪帝的左右臂时，他也敬而远之，站在了慈禧的这一边。
而且，1898年3月，他撰写《劝学篇》，9月，慈禧太后先于康、梁发动政变，张之洞惊悉康、梁因犯“围园杀后”而逃亡外国后，也认定他们无疑是犯上作乱之举，一面赶紧将迟迟不肯拿出来的《劝学篇》，献给太后，以表明自己与康、梁分道扬镳；一面执行最高指示，向日本政府施压，配合大清追杀亡命日本的康、梁。
1900年7月，亡命海外的康有为等人策划唐才常武装自立军“勤王”，企图驱逐慈禧后党，也被张之洞一举扑熄。他现在搞的那一套，既然被太后质疑有“混进来的康、梁党”，虽有些惶恐，到底坦然得很。何况因为他在太后治下搞的“经济特科”，是有过效忠的表白诗：
国势须凭杰士扶，大科非比选鸿儒；阮文兆武吾何敢，忠孝专求郑毅夫。
1904年，当张之洞重回湖北接任端方的湖广总督后，第一件事就是和满官端方对着干，把端方有西方欧文、傅立叶意味的“幼稚园”砍掉，改用带传统色彩浓厚的“敬节堂”和“育婴堂”，并用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妇女、儿童。实践他“中体西用”的学说。
我们回头再来讲他这部三万多字的《劝学篇》。这本小册子，深受当时光绪赞扬，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而慈禧太后更是十分欣赏，命军机处各省学政务必“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厄言（指康、梁维新变法言论）”。本书择举如下重点：
1．“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即西汉武帝时的博士）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之义本也；
2．《札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
3．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涎之辞章，非孔门之学也；
4．簿书文法，以吏为师，此韩非、李斯之学，暴秦之政所出也，俗吏用之；
5．以避事为老成，以偷惰为息民，以不除弊为养元气，此老氏之学，历代末造之政所从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门之政也；
6．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
7．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8．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9．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艰抵，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10．尝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议院之权。若国君总统不以议院为然，则罢散之，更举议员再议。君主民主之国略同；
11．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
12．每见旅华西人，遇其国有吉凶事，贺吊忧乐，视如切身。
饮食服玩，闺门习尚，无一不模仿西人，西人每讥笑之。甚至中士文学聚会之事，亦以七日礼拜之期为节日。
张之洞这一初具规模的深入思考的政见，遭到李鸿章的幕僚何启的反对，他批评张之洞此论是为“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以顾一家”。
何启的批评虽然只看到张的问题表面，但得出了张的观点虽秉承儒家伦理纲常，仍会导致“亡一国”、“倾天下”的结论。张之洞是折中地推动立宪的话语权威者，慈禧饱读儒学，也支持过变法维新，但最能令她消受的正是《劝学篇》。当代清史学者孔祥吉认为：“张氏对立宪改革非持消极态度，而是积极劝导慈禧加速立宪改革的步伐”。
没有张之洞这样的客观的中庸论道思想观点，不可能让慈禧太后同意废除科举制度，而且她也似乎不曾料到给予清王朝带来致命的硬伤正是科举。无疑，《劝学篇》是废科举倡立宪的前奏。
由于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就是成万上亿的知识分子走上不满与革命之路，从根本上动摇了满清的帝国政体。
当张之洞辞世后、当枪声从湖北武昌打响后、当帝制崩溃后，人们方才恍然大悟：“养成今日非常之惨剧”的，正是这位两度坐镇武昌的都督，并在武昌写下《劝学篇》的人。
其实，早在1909年，摄政王载津就看出问题来了。他对慈禧太后的宠臣张之洞的忠心已生疑忌甚至反感：张之洞认为载沣委任的载洵并不懂得海军事务，载涛训练禁卫军并管理军咨处也用非得当，因此建议让他们“改畀他项优差”，结果被摄政王好生斥责了一顿。
张之洞羞愧难当，回到公寓吐血不止，病榻中写下遗诗：
诚感人心心乃归，
君民末世自乖离；
岂知人感天方感，
泪洒香山讽喻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