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浪漫、有趣、暧昧、晦涩、神秘、莫衷一是的公案。
就连当事人对“围园杀后”一案，也很难自圆其说。
先说说戊戌政变的幸存者，但并非是当事人的梁启超在《谭嗣同传》的一段高端纪要，这个“纪要”极具戏剧化：
（谭嗣同）直奔主题，诘问袁世凯：“阁下认为皇上是什么样的人呀？”
袁说：“旷代的圣主啊。”
谭君说：“天津阅兵的阴谋，阁下知道了吗？”
袁道：“是，是听说有这事。”
谭君这才拿出皇上密诏给袁看，接着说：“今日可以救我圣主的，只有阁下了，阁下想救那就救。”说着用手做自割颈子的架势，因道：
“如果不想救，请到颐和园向太后自首，说是我的主意，先杀掉我。你就可以得富贵啦。”
袁正色厉声道：“谭君以为我袁某是那种人吗？圣主当然是我们一起共事的主人，我与足下，同样受到他的非比寻常的恩遇，救护的责任，并不独独是你一个人的事，如果有什么见教，我是很愿意听取的。”
谭君道：“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的一举，阁下和董、聂三军，都受到荣的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但在我看来，董、聂二人都是不足道的平常老将军了啦，天下的健将，只有阁下。如果生变起事，阁下以一军敌他们二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这是不世之业啊。”
袁说：“要是皇上在阅兵时候奔到我的军营里来，然后传布号令诛杀奸贼，那我必定能够跟在各位君子之后，拼死拼活地补救。”
谭君说：“荣禄有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等待这样的机会恐怕不容易对付。”
袁怒目对谭君说：“要是皇上在我营房，那我杀荣禄就好比杀一条狗子了。”
之后彼此把救主的计划讨论得很详细。
袁世凯还说：“现在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贼手上，而我的营哨各军官，也多半是他手下的旧人，事情这么紧急，今又定下了计策，那我就必须回天津军营去，把荣贼的将官撤换，再设法准备弹药，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谭嗣同）还向袁叮咛了几句，彼此才分手。这已经是八月初三夜的三更时候了，到了初五这天，袁世凯又被皇上见过一次，到初六这天，政变就发生了。
但梁启超没有提到“围园杀后”的事。
但“到初六这天，政变就发生了”，这显然是指袁世凯出卖了谭。
“六君子”被杀。对此，逃亡到日本的王照受到时任文部大臣犬养毅的厚待，他与犬养毅有过笔谈，为光绪帝慈禧不和深表遗憾，为其中四军机之死十分抱屈，他写道：
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诸逆贼杀军机四卿以灭口，而太后与皇上遂终古不能复合。今虽欲表明皇上密诏之实语而无证矣。惟袁世凯亦曾见之，四军机之家属亦必有能证者。然荣（禄）、刚（毅）谮皇上以拥太后，此时无人敢代皇上剖白作证，天下竟有此不白之事。
袁世凯似有代“皇上剖白作证”，也有洗刷自己忠心与清白的意思。因为“围园杀后”一语，出之袁记。他的幕僚张一摩（1867—1943，江苏吴县人，字仲仁、峥角，号么绂、民佣、大圜居士。自1903年录取经济特科，同年入时任直隶总督袁幕，1908年与袁共进退）也听袁说过此事。但看袁所写的《戊戌纪略》，其真实性也是个疑问。正如写传记的真实性程度有多大，这在中外古今历史上来讲，有许多不切实的地方。
梁启超不是当事人，他只是听谭的复述，而谭作古，但袁世凯是当事人，或许可靠一些。那当谭嗣同夜访袁，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杨天石在《晚清史事》说“袁世凯的《纪略》主要情节可靠，而粱启超则有意隐瞒”，梁“隐瞒”了什么呢？袁的“主要情节可靠”，又“可靠”到什么程度呢？杨写道：“袁世凯《戊戌纪略》的主要情节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带兵包围颐和园，除掉西太后。”
袁的《纪略》说，谭嗣同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拟上光绪皇帝的奏章给他看，内容是：
（谭嗣同）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
这是一份谭事先拟好的在光绪皇帝面前死谏的奏章。袁世凯看了后说：
“余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谭）：‘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袁世凯说：“要除太后，部下恐不会听命。”谭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而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夜必定议，我即进宫请旨。”袁说：“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能决定。你今杀了我，我也不能决定。纵然你今进宫请旨，皇上也未必允准。”谭说：“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明日皇上定有朱谕一道，当面交你。”袁说：“北洋宋庆、董福成、聂士成各军有四五万人，淮练各军有七十多营，京内有旗兵数万，本军不过七千人，真动兵的话，大约才六千人，如何能办事？恐怕外面军队一动，京内立刻设防，皇上的处境就危险了。”谭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旦动兵，将皇帝的朱谕分发给各军，同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公不足虑。”袁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先将粮弹领足，方可用兵。”谭说：“可以请皇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待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袁道：“我万不敢惜死，担心的是万一泄露必将累及皇上，则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
谭说：“皇上很焦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谭言毕，方拿出光绪帝的密诏给袁看，袁发现是用墨笔写的，立即诘问：“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旨。”
谭说：“朱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的，确有此朱谕，三天前密诣，林旭极可恶，不即刻交我，几误大事，谕内所称‘良策’，即有二事在内。”
袁见谭“声色俱厉”，“疑其藏有暗器”，因说：“青天在上，我袁某人不敢负天恩，但恐连累皇上，以期万全。九月皇上即将视察天津，到时军队汇集，只要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
谭说：“报皇上之恩，救皇上之难，建立奇伟业，掌握天下事，在公此举。”说着用手拍了拍脖子，“如公到颐和园告变，杀我，害及皇上，可得富贵。”
袁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代受国家深恩，断不致丧心病狂，误了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阅兵时，如皇上到了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条狗。”
谭说：“非流血不能变法，须将一群老朽全行除去。”
袁以上对谭的激昂表示，实出于虚与委蛇。他在《纪略》上记得很清楚：“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抿变脸，恐激生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故李洁在《文武北洋》称：“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骗取了冒险赶来求援的谭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车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火速晋京面见慈禧太后。于是，戊戌政变发生。”
按理，袁的版本最具权威性，但人们宁可相信的除梁启超的外，另有不提“围园杀后”的版本，而且是幕后的首席策划师康有为写的关于那天谭袁夜话的记录，而且更加生动的文采：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的字）持密诏来，跪诵痛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今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此时，几位党人赶来筹划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即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即谭嗣同字）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日：“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就是说，从康梁的记述中，都只闻“杀荣禄”而未“围园杀后”的事。
但另据冯自由在《毕永年削发记》云：
毕永年曾建议发电湖南，催唐才常入京同谋，得到康、梁、谭三人赞同，连发两电催促。
毕永年（1868—1901，湖南长沙人，字松甫，拔贡生出身，少读王船山遗书）是何许人？他是个长沙著名的“梁山好汉”。上节提到的《诡谋直纪》即是他写的日记。毕八岁就跟父叔辈生活在军营，练就一身过人的胆识和武艺。毕在1897年和唐才常同时考取拔贡，取得了入京参加朝考的资格。在京期间，即和唐才常、谭嗣同结为生死之交，三人经常商讨救国大计。晚清那时候，会党丛生，它是中国下层社会的一支有组织的秘密力量。毕永年为了联络会党，他亲自加入了哥老会。因他身体高大，文武双全，轻财仗义，很快受到哥老会里的那些山堂龙头老大的赏识。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他从湖南来京，是为追随谭嗣同的。次且，他拜访了康有为，被康留住南海会馆。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夜9时，据毕永年在日记《诡谋直纪》称：康将毕召到自己的房间，向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形势危急，太后想在九月天津阅兵时谋废皇上，怎么办？我想学唐朝张柬之废除武后之举，但皇上手头无兵，实难举事。我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让他当李多祚。”
李多祚是时任武周神龙元年（705）间的羽林大将军，在武则天病重时，宰相张柬之依靠李的兵力杀人宫内，将武则天的宠臣张宗昌兄弟杀死，恢复了唐中宗的帝位。康讲的这个历史宫廷政变，是想重演此幕。然而，毕永年对袁世凯抱怀疑态度，认为“袁是李鸿章一党，李是太后一党，恐不可用”。但康认定“袁极可用”。
八月初一午后一时，康有为找他，毕写道：
“我要命令你到袁幕中为参谋，好监督他，如何？”
我答：“我一个人在他的幕中有何用，袁世凯如真的有异志，不是我一个人能制伏他的。”
康说：“或者这样，我派百来号人交给你率领，怎么样？等到袁统兵包围颐和园时，你就率这些敢死队奉皇上密诏冲进园去抓西后，然后把她废掉就可以了。”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好像事态十分忙。吃中饭时，钱君告诉我说：“康先生欲杀太后怎么办？”我说：“老兄怎么也知这事？”钱说：“刚才梁君对我讲：康先生的意思，他在奏知皇上时，只说废之，但等你到围颐和园时，再执而杀之啊。但不知毕君肯不肯担任此事？仁兄何不去探探是废还是杀的话。然而，我看这件事就是不问也是明白的了，这样的话，哪该如何是好？”我说：“我早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他们是想要我成全他们的事业，老兄你就姑且等着这事的发生吧。”
八月初四晨，毕永年从谭嗣同处获悉谭已将密谋向袁世凯和盘托出时，立即预感到事情不妙，表示“不愿同罹斯难”，并劝告谭“自谋，不可与之同尽”。因此在当天下午迁到附近的宁乡馆去住。
据毕的日记说，次日，康广仁、梁启超还准备推荐他为李提摩太的秘书，被毕拒绝，当夜，毕永年写信给谭嗣同，劝他尽快做出离京的决定，不要白白送死。又另修书给梁启超作别。
八月初六，毕永年急急离京。
同日，慈禧太后下令逮捕康有为，查抄南海会馆。
从上述可见毕永年空有“好汉”美誉，也空负康有为器重。在毕永年早早逃到上海后，得悉谭嗣同已经殉难，当即断了辫发。秦力山在《毕永年传》中说，这是他“发誓不再隶属于满清统治之下”。另据《宫崎滔天全集》载，毕永年后来应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广东三水人，字君勉，号庠生，康有为弟子）之邀，随日人安永东之助东渡，在横滨与孙中山相见，彼此意气相投，于是加入兴中会，后参加惠州三州田起义，失败后，入广东罗浮寺为僧。由此可见，毕在《诡谋直纪》中有言之凿凿的“围园”“废后”或“杀后”的事，毕与康矛盾日深，最后分道扬镀，故语多“轻贱”康有为之语，也就不言而喻了。那么，他这个关于“围园杀后”的日记，当然也有可疑之处。
1900年，康有为在写给英人濮兰德的书信中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他声明：
自前年八月，庆、荣、刚诸逆贼欲弑皇上，而假托于仆，诬以进毒丸，欲杀弟而即弑皇上，一起两得，既而足下见救，弟不可杀，则改诬以围颐和园。
康说他们诬陷他“进毒丸”一事，这是发生在戊戌政变之前的四月份，当时北京谣言极多，都说皇上病重原因，是因为有人给他进有毒的红丸，这个要么是张荫桓，要么是康有为。梁启超后来也站出辟谣，说这是“西后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以为他日弑害皇上，及坐康、张等罪名之地”。
“围园杀后”一案，仍是疑窦重生。围绕着“围园杀后”以及袁世凯告密问题持续不断地争执，直到十年后又忽然掀起轩然大波。
1908年9月18日（八月初四），正好是戊戌政变十周年。而在这一年的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辞世。宣统元年，光绪的胞弟载沣摄政。这为康、梁视为“讨贼复仇”的大好机会。康在他《上摄政王书》中，力辩“谋围颐和园”一案，纯粹出于袁世凯捏造的“无根浮言”，简直“至狠极毒”，康先生要求载沣应该像康熙诛鳌拜、嘉庆诛和坤、西后杀肃顺一样处决袁世凯，“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袁世凯为什么对他与谭的内幕一直保持沉默？他忌讳什么？为什么要在二十八年后，他任民国总统期间才在上海《申报》公布《戊戌纪略》的内幕呢？没别的，他不想自己挑起来臭名。但袁必定会付出出卖的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