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30年的秋天，七千多红七军健儿，在他们的总指挥李明瑞、总政委邓斌、军长张云逸的带领下，到达了广西北部黔桂边境的河池地区。
10月10日，红七军前委在河池召开了全军党员代表大会。
在会上，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拔奇），坚持遵照立三中央的指示，让红七军首先攻打柳州。红七军的参谋长龚楚（鹤村）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积极支持这一主张。
而父亲，则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父亲说过，他这时的心理是，听到中央代表传达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中央精神，的确很兴奋，但他冷静地考虑到，当时的广西，已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复了统治，红七军虽在右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队伍，但军力只有几千人，当时打百色都已十分艰难，要想打下桂林、柳州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把握的。
但是，打柳州是中央的命令，又必须坚决执行。怎么办呢？
父亲曾和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发现大家的思想很不统一，有的认为不行，有的不表示意见。最后，在会上，父亲提出，由河池到东南的柳州，隔着一条大江，不好打，可以先打东北面的桂林，然后再打柳州。这一意见取得了多数代表的同意。
尽管父亲和其他的同志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由邓岗把持的河池会议，完全接受了立三路线，确定了红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以完成南方革命。会议上还批评了七军前委过去的“错误”，组织了一个由陈豪人为书记的“兵委”，并错误地免除了广西党的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主席雷经天的职务，以后又开除了他的党籍。
11月5日，红七军全体指战员在河池举行了阅兵典礼，七千多名红军将士情绪高昂，精神抖擞地接受了检阅。
11月9日，红七军整装出发，向东开进。
当这支革命队伍满怀豪情壮志奔赴战场，去执行党中央“左”倾决议之时，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出发的两个月前，也就是在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到达广西推行中央“左”倾路线不久，党中央在上海于9月底即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
在这次全会上，批评和纠正了李立三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次会议的召开，使得许多正在执行中的错误冒险行动得以停止，及时地减小了“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损失。
这次会议，对于中国革命不啻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可是，由于山高路远，消息隔绝，地处西南边陲地区的红七军，对于这么重要的一次党的会议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重要转变却毫不知晓，乃至在中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两个月后，他们仍然按照原“左”倾中央的指示方针，出发了。
他们身着军装，头戴红星，高举红旗，威武雄壮地出发了。
他们并不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系列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斗。
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未来的征途中，将要遭遇到多么大的艰难困苦和成败波折。
这并不是历史有意的嘲弄，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也改写不了。
红七军出发了，一路向东开进。
第二天，红七军打下小镇怀远，敌人退至河南大镇庆远（今宜山县城）。
这时，红七军前委内部产生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南下渡河打庆远，而政委邓小平和总指挥李明瑞则认为，庆远乃敌军重镇，不易攻打，应立即东进渡口。
部队放弃攻打庆远后，曾在四把与敌人接触，又在天河附近与敌人相持三日之久。此时离开河池已有数日，却才仅仅推进了五六十公里，战斗且有胜有败。七军乃转向北，到达三防。
三防在大苗山地区，没有敌军困扰，又因雨而得休息数日。这时中央代表邓岗和龚楚、陈豪人等指责邓小平违反中央命令，坚持要先打柳州的方案。于是在三防召集营以上干部会加以讨论，会上争论激烈，最后，大家表示服从中共南方局代表的指示。邓小平深感在会上的孤立，便提出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建议由中央代表或他人来担任这一职务的请求，而邓岗和龚楚、陈豪人又不同意，结果，邓小平只能服从了大家的决定。
在这个漫长而又艰苦的军旅途中，红七军前委内部，从未停止过争论，从未消除过分歧。按父亲的话说，就是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三防会议以后，红七军即向东南方向而下，准备攻打柳州。
行至中途，到了融江一岸的长安，发现敌人已有两个师的重兵驻防。
12月15日，红七军以主力攻打长安镇。李明瑞亲自指挥，一再向敌人发起攻击，但由于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密集，因此一直未能攻入镇内。仗越打越激烈，越打越粘着。红七军在这场战斗中打出了“北伐老兵”的威风，打得敌人丧胆，只有退缩在城内死守。桂军看到大事不妙，特派白崇禧亲到长安督战，而且斩断后退的浮桥以令其部队背水死守。同时，白崇禧向李宗仁要求增援，桂军便赶紧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前往长安。此时，这场战斗已打了整整五天，红七军也已伤亡数百人，在这种情况下，七军决定撤出战斗。由于红七军在战场上显示了的雄威，使得敌军眼看红七军撤走而不敢追出一步。
从长安撤出后，红七军终于为现实所迫放弃了攻打柳州的计划。但是，以邓岗为首的人，既未放弃立三路线，也未放弃攻打桂林的方针，只是因为当时敌人已有布防，所以红七军只好北上，想从湘南迂回广西继续攻打桂林。
红七军于是直线北进，越过崇山峻岭，穿过苗乡侗乡，取道湖南通道县，于12月21日占领了湖南西南小镇绥宁。
红七军进入湖南占领绥宁的消息，很快为敌人的报纸报道。我党的机关报《红旗报》对此也作了报道：“24日长沙讯：红军第七军由广西义宁三江一带，进攻湘南通道、绥宁各县……由李明瑞指挥，约三千余人，20日攻绥宁，继续向武冈、城步两县进攻，声势甚张。湖南军阀何键得知消息，十分紧张，急令王家烈由靖州派兵三个团倾击通道绥宁，令章亮基旅开赴武冈，与绥宁黔军取得联系，令段珩由广州派兵驻新宁，向武冈城步警戒，令湘乡新化各县团队开宝庆集中，以资抵抗，观此布置，可见湘南白军吃紧到如何形势了。”
敌我双方的报道，红七军并没有看到，对于敌军的各项军事部署，红七军也全然不知，在绥宁稍事休息后，又挥军向东北方向前进了。
从长安出发以来，经过二百余公里的跋涉，红七军终于到达了湖南西南边界重镇武冈。
红七军到武冈地区，原本只想筹点钱款，没有攻取武冈的意图，后来听说武冈城内只有民团驻守，并无正规军队，因此当即决定攻下武冈。结果不想一连攻了数日，仍未攻下。到了第四日，部队已有相当的伤亡，此时已经发觉不当，准备作出调整，不料湘军陈光中师赶到增援，红七军只好撤下来，攻城失败。
此次武冈一战，红七军伤亡二百余人，十九师五十五团团长何莽壮烈牺牲。部队的士气大受挫折，在撤退的途中部队又跑散不少。红七军收集了部队，决定立即继续向东南方向转移。途经湘桂交界之地的“八十山”时，又受到敌军一个小的打击。最后，红七军总算安全地回到了广西，到达湘桂边境城镇全州。
到了全州后，红七军的领导干部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红七军的前途。
自从10月初红七军从河池出发以来，经过四次与敌遭遇，长安攻城失利，武冈作战失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部队已由七千多人锐减到三四千人。此时，部队中士兵的失败情绪很深，逃兵也很多，虽然时入冬季，部队尚且衣食无着。而且，北有湘军虎视眈眈，南有桂军严阵以待，在这种困境下，再要打柳州、桂林，进而“饮马长江”，真是谈何容易！至此，红七军在严酷的现实和教训下，终于彻底放弃了“立三”冒险主义，再也不提攻打柳州、桂林的计划。
会后，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要求回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七军。而支持他的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随后离开了红七军。父亲说，陈豪人是在一次战斗后自己悄悄走了的，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他们走后，“立三”路线对红七军的指挥也从此丧失。红七军的指挥权，又重新回到了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手中。
邓岗和陈豪人，对于在红七军中推行“立三”冒险主义，对于红七军的一再失利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不是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只是坚定的推行者，因此，对于红七军的遭遇，他们要负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中央。
邓岗，又名邓拔奇，广西怀集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东的工农运动，参与领导过恢复广西党组织的工作和农民革命武装的游击战争，曾任广西特委书记。1931年初离开红七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途中，被留在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后去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牺牲，年二十八岁。
陈豪人，又名陈昭礼，福建福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福州地委书记，1929年8月被派往南宁，在俞作柏的广西省政府中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秘书，从事兵运工作，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和创建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初离开红七军后，曾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40年，在福建崇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而牺牲，年三十三岁。
人孰能无过，但求能改。邓岗、陈豪人二人在红七军的作为有过过错，但纵观其一生，仍是革命的一生，有功于党的一生，而且最后都为革命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红七军在全州会议以后，深切地感到部队急需休养和补充，他们在全州驻了三天，筹了点款，给全体官兵发了点零用钱。
这时得知桂系军队正在向全州进发，红七军便决定向东南越过桂湘边界，往湘西南边界道州地区开进。在途中经过与敌军的一些小的接触后，红七军又进入了湘南地界。
红七军占领道州后，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一方面为了教育群众，一方面鼓舞部队士气。
才驻两日，七军又得知湖南的湘军已派兵从三个方面向道州袭来，因此七军又不得不南下湖南边界的江华。这时，一路上正遇隆冬，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天气奇寒。九十里雪地行军，饥寒交迫。士兵缺衣少饷，有的身上还穿着单衣、草鞋，甚至只穿平膝的短裤，冻饿交加，凄苦不堪，一天之中，竟有多名红军战士被严寒夺走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