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父亲奉江西省委之命，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
会昌，在瑞金以南五十公里，与瑞金紧相毗邻。1930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来到会昌时，在这里发展了党的组织和建立了中共会昌县委会。在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后，会昌县农村许多地方已属红色区域，但会昌县城则仍是一个白点。1931年11月，红三军团攻克了会昌县城，12月，成立了中共会昌临时县委。1931年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这时，会昌全县已有党员六百六十人，区委十个，党支部六十六个。1932年5月，古柏调任江西省裁判部长，父亲由此到达会昌，领导会昌地方党政军工作。
父亲一到会昌，几天之内，首先处理了排除敌人“靖卫团”搔扰的事情。其时，由于会昌县城刚刚解放才几个月，城外一些小股的国民党地方“靖卫团”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父亲主持召开了会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赤卫队继续清剿“靖卫团”的残余，从而稳定了局面，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邓小平在和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等研究工作时提出，会昌是江西的重要门户，离“红都”瑞金只有五十公里，又是一个大县，有十四、五个区，应设立一个军事部，以适应斗争的需要。经罗屏汉介绍，决定由原红十一军独立团副团长钟亚庆出任军事部长。钟亚庆担心自己没有文化，怕不适应工作，在邓小平几次电话催促下，他才背起背包，步行到会昌。
钟亚庆回忆道：“碰巧，当我走到会昌县杉塘区苏维埃住址时，突然遇到邓小平同志，他一见我就问：‘你这个同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姓什么？’声音很大。
“‘从澄江来，叫钟亚庆，到会昌去。’”
“‘你叫钟亚庆，好啦，我是邓小平，走，到杉塘区苏维埃去坐坐。’”
“我向邓小平同志行了个礼，跟着他走到在大河排顶上的杉塘区苏维埃。苏维埃主席接待我们喝了茶。小平同志用带有批评的口吻对我说：‘你好调皮，老罗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你还不来。我又打电话批评罗贵波主任，你现在才来。你看看！’他手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件说：‘你任会昌县军事部长，文件都发了，你还敢不来！’接着，邓小平同志把话题一转，说：‘你不要走，今天我到罗塘区，你跟我去。’”
“我跟着小平同志，一路步行，到了罗塘区苏维埃。晚上，小平同志叫区委、区苏维埃领导开会，布置了扩大红军等任务。第二天早饭，区委领导款待我们吃猪肉，记得吃饭时，小平同志对区委书记说：‘猪肉，好是好，就是少了一项。’”区委书记问：‘少什么？’小平同志直率地说：‘辣子！’区委书记即起身去寻找，很快就抓了一把新番椒回来。小平同志拿了一个放进嘴里咬了一口，说：‘不太辣，也还可以。’”大家吃得非常愉快。
“在会昌，我们军事部的同志经常要下到各区去组织赤卫队。凡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为基干赤卫队，其他是普通赤卫队。要分别造册向小平同志汇报；还有扩大红军等任务都要同小平同志研究。小平同志对我的工作总是热情指导，生活上平易近人。”
钟亚庆的回忆，生动地勾画出了二十八岁的会昌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工作面貌和生活形象。
1932年，蒋介石仍然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绝不抵抗，而对抗日民主运动却大肆镇压的政策，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色革命根据地为心腹之患。在前三次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失败以后，于6月又调集十余万大军，向我湘鄂西苏区发动进攻。由于“左”倾错误的指挥，令红三军向荆州、沙市进攻，致使我军蒙受重大损失，丢失了湘鄂西根据地。
蒋介石一方得手，便又开始调集更大的兵力，向我中央苏区开进，誓欲扼死中国工农红军而后快。在南路，广东的陈济棠部占领了福建上杭和广东梅县一带。
会昌，和它南面的寻乌、安远两县，是我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三县毗邻，与福建、广东相接壤，东是武夷山，南有九连山，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是江西的重要南边门户，也是我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南面进攻，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革命斗争。
筠门岭，古称军门岭，距会昌县城五十五公里，系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交界点，同时，它又是通往福建、广东的咽喉重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这里离红色首都瑞金仅一百公里之遥，实可称为守卫中央苏区的南大门。
1932年7月，在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三县区以上的党员干部共一百多人参加，中央代表罗迈（李维汉）出席会议。会上，邓小平、罗屏汉等讲了话，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筠门岭坝笃下。
8月，以会昌边防游击队为主体的地方武装，成立了江西省军区第三分区，会昌县军事部长钟亚庆调任三分区指挥员，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任三分区政委。三分区的任务，主要是配合主力部队，在东留、桂坑一带牵制闽西敌人。
扩大红军，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各个革命根据地，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对于会昌中心县委，扩红同样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1932年，根据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精神，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对扩红工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布置，把任务落实到各区。当时扩红的对象主要是十六到二十五岁的农民和工人；方针是耐心进行政治动员，提高觉悟，反对强迫命令和欺骗、贿买；形式是干部、党员带头报名，亲劝亲，邻劝邻，父母劝儿子，妻子劝丈夫，轰轰烈烈，广泛宣传，在9月，还搞了一个扩红竞赛。由于工作深入，觉悟提高，广大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在1932年7月到9月的三个月中，仅会昌一县就扩大红军一千多名。
会昌中心县委，在扩大红军的同时，十分注意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会昌县还曾于1932年10月、11月连续召开两次党的代表会议。其时，会昌发展到党员二千五百多名，乡党支部八十二个，区委十三个；寻乌县党员二千多名，乡党支部四十五个，区委七个；安远县党员一千四百多名，乡党支部十六个，区委五个。三县共计党员近六千多，乡党支部一百四十三个，区委二十五个。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党的工作活跃，组织健全。
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由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多次三县苏维埃主席和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
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动员扩大红军，完成公债的推销任务，彻底地分配土地，健全城乡代表会议，反对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选举条例，开始在一些地方进行正式的选举活动。会、寻、安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所以苏维埃政权还加紧了肃反工作和赤色戒严，实行坚壁清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1932年间正处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时期，战火时刻威胁着苏区的生产。敌人对苏区实行了经济封锁，给苏区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原来的一些“左”的经济政策，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得许多商店关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群众的热情很高，生产积极性也空前高涨。1932年5月，会昌县委成立了县、区、乡的各级春耕生产委员会，组织群众积极投入春耕生产，当年，全县的粮食即获得了好收成。会昌中心县委还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在会昌等地还办了小型兵工厂。中心县委为了改善财政收入，在筠门岭设立了“关税处”，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并成立了“对外贸易局”，代表政府经营盐、布、药材、烟、纸、粮食等重要物品的进出口，利用各种方式冲破敌人封锁，使物资源源不断地进行交流。1932年还推销国家公债约十七万九千元。
会昌中心县委十分注意发展地方武装组织。当时在会、寻、安活动的红军正规部队主要是红军独立三师，师长王云桥，政委李井泉，政治部主任罗贵波，参谋长宋时轮，下辖两个团，三千余人，一千五百条枪。为了更有力地保卫苏维埃政权，会昌中心县委积极发展地方的武装组织，到了1932年11月，会昌共有赤卫军四千九百七十人，模范师二千五百二十九人，其主要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苏区，帮助红军运输和抬伤病员。除此以外还建立了赤少队，进行赤色戒严和站岗放哨。在各县，还各有一个二、三百人的独立团，各区还组织了游击队。
会昌中心县委注意发展各种组织。
1932年7月，召开了会昌县第一次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出席并讲了话。到了1932年8月，三县共有团员一千二百一十人。1932年9月，会昌县举办为期七天的县、区团的干部训练班，有四十多人参加，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亲自为训练班学员作了报告。
1932年下半年，会昌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同年12月，召开了全县工人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手工业、店员、木船等行业的工会组织。
1932年，会昌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还举办了妇女训练班，发动妇女群众，慰劳红军，支援前线。
会昌中心县委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到了1932年8月，三县共办起了七十三所小学，百分之九十的儿童都入了学。各区县还设有俱乐部和剧社，演出“送郎当红军”等深受群众欢迎的节目。
1932年11月，寻乌县城失守，根据这一情况，会昌中心县委在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邓小平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了新的军事行动和有关扩大地方武装问题。
会昌县的中心县委史稿上写道：“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1932年秋，邓小平在安远县视察工作时，出席了县委、县苏维埃在城南门坝举行的万人‘提灯会’，庆祝安远赤化一周年纪念，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扩大和巩固赤色区域，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提高警惕，随时打击和消灭来犯之敌。会后不久，安远县委、县苏维埃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领导本县独立团、模范营等地方武装，在正光一举打退了敌伪四十四师王赞彬的两次偷袭，并打退了伪民团匪的几次捣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赤色区域。”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那时他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一个区域内往来往去。他的那匹马，长征过雪山前死了。他的警卫员，也在长征之前换掉了。父亲这个人，最不讲排场，反对烦琐哲学。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在他就任更重要的职务后，他也是这样崇尚简朴。整个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没有私人秘书。解放后直到“文革”开始前的十七年中，他也只有一个秘书。对他来说，不在人多，重要的是效率要高。
父亲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他都能够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在广西左、右江，在江西的瑞金和会昌，他都是这样，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这种魄力和能力，不断地因时日和经验而增加。在几十年后，当整个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的时候，正是这种魄力和能力，加上那不同寻常的远见卓识，使得他能够为整个的中国，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从1932年到1933年，父亲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不但彻底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原在会昌的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钟亚庆回忆道：“1932年9月，我在福建东留同福建钟少奎部几百人打了一仗。在战斗中，我又负了伤。部队由参谋长带，我被抬到桂坑。由于出血过多，连夜又抬到会昌的罗塘区。第二天，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邓小平同志（其时任三分区政委）接了战报，知道我受了重伤，亲自打电话询问。我不能起来接，收容所所长罗天观接了电话说，小平同志再三叮嘱，要我第二天坐船到会昌去医治。我叫罗所长回话说，由于我伤势重，一动就流血，暂时不能去，要等候几天。那时，小平同志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我的伤情。我过意不去，在收容所住了四天，人比较精神了，就搭了一条小船到会昌去。次日下午，邓小平、罗屏汉同志就到医院看我。小平同志亲切地安慰我：‘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拿给我五十元，作营养费。我接了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小平同志工作繁忙，亲自来看望我，经济很困难，还给了我这么多钱，不觉流下了眼泪。
“我在会昌医院一直住到1933年3月。一出医院，我就去会昌县委，见到了罗屏汉同志，却没有见到邓小平同志，心里十分失望。一转眼，五十年过去了，五十年的变化真大啊！罗屏汉同志早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邓小平同志幸还健在，正带领我们搞四化建设。每当我想起往事，想起邓小平同志对革命事业深谋远虑、兢兢业业的精神，对同志体贴入微的言行举止，心里就非常激动。”
是的，当钟亚庆于1933年3月出院时，他没有见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已被调离会昌，原因是，他已经受到了“左”倾路线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