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和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真是祸不单行的年月。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外，面临着强大的敌人的更加疯狂残酷的“围剿”；内，困扰着王明“左”倾错误的愈益严重的发展。
1933年3月，北侵之敌寇日军占领了我热河省会承德。驻长城内外的中国守军，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自动奋起抵抗。宋哲元率领的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岭一线，与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获得了重大胜利。
但是3月上旬，身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下令“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命令取缔河北各地义勇军、救国军等抗日组织。在蒋介石的退让下，到了5月，日军轻取我察哈尔省的多伦、张北等七个县。在占领我长城各口后，又攻下玉田、通州等地，将北平、天津置于日军强大军事包围之中，唾手可得。
在北平、天津危急的形势下，5月31日，国民政府竟派员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规定：
一、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予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过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所属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政府已把我中华山河的四个省，拱手送给了日本侵略者，并使我华北的门户洞开，为贪得无厌的侵略者进一步扩大战争铺平了道路。
塘沽协定的签订，是继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英法美俄天津条约、中英法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中英烟台条约、中日马关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又一次出卖中国的可耻行径。
据统计，自1840年以后至1949年，中国与外国侵略者共签订了一千一百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封建王朝在签，民国政府也在签；旧军阀在签，新军阀还在签。
中国这长达整整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犹如一支悲歌，犹如一首哀曲，其悲惨凄楚，令人不忍倾听。
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紧侵略步伐所造成的民族危亡感和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的义愤，全国人民又一次掀起了高涨而又激昂的抗日反蒋浪潮。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人民群众，纷纷集会，发出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和一切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1933年5月，身为国民政府要员的冯玉祥将军，联合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发出通电，组成抗日同盟军，到7月份便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外。同年11月，被从上海抗日前线调往福建和红军作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与福建省政府在福建发动了抗日反蒋事变，推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组成福建人民政府，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签订了条约，共同反蒋抗日。
在这种抗日呼声不断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仍旧绝无反悔之心，照样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他一边继续对日妥协，制定了一个“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卖国外交方针，大谈“敦友睦邻之道”，表示要“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以示信义”；一边大肆弹压抗日行动。他首先对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实行分化瓦解和武力镇压，调集十五万军队对其“围剿”，致使冯玉祥腹背受敌，忍痛去职，抗日名将吉鸿昌也终为蒋介石所杀。11月，蒋介石又调集十五万兵力，对福建人民政府和抗日的十九路军进行“围剿”，到次年1月，终于将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镇压下去，迫使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相继离闽。
与此同时，蒋介石虽经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失败，但誓把共产党斩尽杀绝之心不死。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向各个苏区同时发起进攻，开始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并一改过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方法，企图逐步压缩苏区，消灭红军有生力量，以与红军主力进行决战，最后消灭红军于苏区。
第五次“围剿”之前，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土地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强大推动力下，红军迅速发展，已扩大到三十万人之多。苏区广大农民群众分到了土地，革命情绪和战斗热情也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战胜敌人第五次“围剿”的。
但是，由于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博古等人，仍旧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把毛泽东等排斥在中央和军事领导之外，致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却终于没有能够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于1934年10月，被迫转移。
王明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和排斥毛泽东呢？
第一，因为毛泽东在许多大的方针政策方面不赞成“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在军事路线和土地政策等方面。
第二，因为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是在毛泽东等一手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在苏区的党、政府、军队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左”倾错误的领导要彻底推行他们的冒险主义，就必先排除思想上的和组织上的障碍。俗话说，打蛇要打头，于是他们便首先夺去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内的权，把他架空，然后逐步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
1933年9月末，正当第五次“围剿”开始之际，中央苏区里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一个德国人，名字叫李德。
李德（LiTeh），本名叫奥托·布劳恩（OttoBraun），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8年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到达中国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任军事顾问。1933年，李德从北平经上海、汕头转福建，于9月末进入中央苏区。到达瑞金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
从此，中共临时中央依靠李德主管军事领导工作。
就这样，李德，这样一个只在苏联的军事学校中学过几年军事，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更不了解中央苏区的情况的外国人，独揽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大权，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
李德一来，就提出反对“游击主义”，不适当地要求红军部队要“正规化”，要求进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军队的“正规”战，要求进行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这些军事原则，既排斥了我军在多次战争中运用自如的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又完全忽视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一味地照搬军事教科书，是十足的军事上的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从来在中国就没有行之有效过，在政治上不能，在军事上同样不能。
当教条主义掌握了党权后，带来的只会是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挫折。当教条主义掌握了军权以后，带来的也只会是军事战争的重大失利。
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啊，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够正确而又独立地主导自己的命运啊！
1933年9月，蒋介石调用五十万兵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9月下旬，敌人首先占领了中央苏区北部的黎川，一下子摆开向南直捣的阵式。
李德等人首先采取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指挥红军实行“全线出击”，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并提出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们令红军攻打敌阵地硝石，不胜；再攻打资溪桥，又不胜，从此完全陷入战略战术上的被动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