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到8月间，正是南方盛夏酷暑之际，父亲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坐上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赶赴广西。
此时的邓小平，已不是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邓希贤了。在国内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艰难困苦和白色恐怖之中的革命活动，使他增加了不少的革命斗争经历。自从在“八七”会议之前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以来，特别是在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后，他有机会列席党中央的各种最高会议，有机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有机会参加党的一些重大决策活动的技术性工作，这对于他增加工作经验，提高政治政策水平，了解全国革命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不啻是大有裨益。
此时的邓小平，已具有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更高的政治水平。
父亲乘船到香港后，立即与党的南方局取得联系。
当时党中央的南方局设立在香港，负责广西、广东两省的工作。因为香港和上海一样，是租借地，因此便于我党的工作掩护。
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贺昌和夫人黄木兰（定慧）、聂荣臻与夫人张瑞华两对夫妇住在香港跑马地的凤凰台附近。父亲一到香港，便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据黄定慧回忆：“那时我们夫妇和荣臻、瑞华住在一起，小平同志到香港后住在一个旅馆，他到我们住的那里来过一次，主要是与贺昌同志和聂荣臻同志一起谈广西的工作。他还在我们那里吃了晚饭，菜是我和瑞华烧的。后来贺昌曾去了广西，参加了广西省委的会议，还和你爸爸两个人都讲了话。贺昌在广西几天就回来了。”
为了保持和中央的联络，党中央还派了特科的龚饮冰与邓小平一道前往广西，并带着电报密码，负责机要工作。
与此同时，我党还陆续派了几十名军政干部，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进入俞作柏的省政府和李明瑞的军队中去工作。他们或是由人介绍，或是改换姓名，都未公开使用共产党员的身份。他们之中有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楚）、徐开先、李谦、冯达飞、叶季壮、李干辉、佘惠、李朴、沈静斋、许卓、许进、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袁振武（也烈）、史遽然等。
张云逸是粤军海军司令陈策写信介绍来的。袁任远是李明瑞的秘书、共产党员姜祖武介绍来的，而袁任远又介绍了佘惠这一湖南同乡。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一个又一个的共产党人，按照党给他们的指示，来到了广西。
大约在9月间，父亲和龚饮冰到达南宁。
到达南宁后，父亲首先和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了联系。9月10日，中央代表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南宁、梧州、左右江地区等三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父亲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会议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还通过了有关农村工作、宣传鼓动工作、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共青团等问题的文件，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斗争任务和策略，并选举了以雷经天为书记的广西特委。
父亲回忆：“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
父亲到广西后化名邓斌，公开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作为掩护，实际则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
在广西，父亲迅速和俞作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首先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这些政治犯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工会农会会员和进步青年，都是在“四·一二”以后被桂系逮捕关押的。早在5月份，李明瑞倒戈反桂的进军途中，在梧州就曾释放过被关押的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现在，广西军政大权均已在握，俞作柏和李明瑞便作出决定，释放全部在押“政治犯”。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轰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中共南宁区负责人罗少彦、工人运动领导人何健南、共产党员谢鹤筹、吴西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从狱中释放出来。这些人，特别是一批党团员干部，后来都成为建立广西红军的骨干。
李明瑞在掌握广西军事大权以后，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非常需要扩建军队，以充实力量。李明瑞由武汉带回的部队仅有三万余人，而旧桂系吕焕炎收编的桂系残部也有三万多人，这些桂系旧部名义上虽接受编遣，但实际上并不能为李明瑞所调用。因此，李明瑞急需建立一支自己能够掌握的部队。于是广西警备大队应运建立，下辖新编第四、第五两个大队。
在这种形势下，父亲等人通过俞作豫，向李明瑞提出建议，建立教导总队，以培训初级军官。用这种方式，我们党把一百多名干部学员安排进教导总队，培训和教育了近千名李明瑞旧部队中的进步青年，并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员。
在与共产党的协商下，一批共产党人被安排到新建立的警备大队中。四大队，共产党员张云逸为大队长，共产党员李谦任副大队长。五大队，共产党员俞作豫为大队长，共产党员史遽然为副大队长。按照中央代表邓小平的指示，张云逸等在四大队中安排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担任连排干部。他们还对士兵加强了革命思想教育，惩办了民愤极大的旧军官，吸收了大量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部队，使部队的成份和思想面貌都得到了改造。由于群众的踊跃参加，第四大队由一千人很快扩大到二千人。在第五大队，俞作豫也调来了一些农民运动分子充实军队，人数也迅速上升为二千人。而教导总队，也由共产党员徐光英担任负责人。这次扩充的新军，便成为以后建立红七、红八军的基本武装基础。
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在广西开放了进步的群众运动，省农协得到了恢复，而且召开了代表大会。工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相继恢复，整个广西，在短短的时间内，好像又回到了大革命前那种生气勃勃的革命热潮之中。
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着手在农村拔掉黄绍的旧势力，任命了一批大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农民运动领袖担任各县县长，其中就有东兰县的韦拔群。俞作柏还根据共产党的推荐，委任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致使左右江二十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所执掌。
在共产党支持下，俞作柏、李明瑞支持农民武装，给了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以“右江护商大队”的正式名义，并发拨几百支枪以示支持。
右江东兰的农民运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曾蜚声省内外，因为这里有一个卓越的广西农民运动领导人，韦拔群。
韦拔群出身富裕之家，早年即有爱国之志，曾参加讨袁护国，1925年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当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发展之时，广西右江地区由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等地农民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农民运动地区之一。韦拔群不但建立了农民协会，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农民自卫武装。他们反贪官、抗捐税、打土豪、毁契约，把农民运动搞得一派热火朝天。1926年春，桂系军阀慌忙派军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兰惨案”。韦拔群乃是真正的革命英雄，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率领农民军坚决打击敌人，占领了县城，迫使当时的桂系省政府承认了东兰农运的合法地位，取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四·一二”事变以后，广西革命斗争转入地下，而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独有东兰拔哥率领的这支农民队伍，始终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
韦拔群，拔哥，是广西广大农民群众的骄傲和英雄。他在右江地区创下的武装力量和建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今后红军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除了兵运工作以外，父亲和广西特委，针对原广西中共地方组织非常零乱的状况，抓紧恢复和发展各地方组织，使广西地方党的组织逐级建立了联系，同时还举办党员学习班，出版了党内刊物。
南宁变了！广西变了！
一个新的革命热潮在南宁，在广西，迅速发展了起来。
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反动派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唯独广西，出现了革命新高潮。这种局势，真是令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耳目一新，为之振奋。而桂系首领李宗仁则惊呼：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已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父亲到了广西后，在他的主持下，广西党的活动已积极活跃起来了，和俞作柏、李明瑞的合作已顺利开展起来了。他和其他党中央派来的同志们的工作，已迅速初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