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结束了。
自抗战胜利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一直是在和谈和局部作战的两重战线上相替交手的。
共产党在上党、邯郸和绥远地区，粉碎了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歼敌七万余人。到了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二百三十九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亿四千九百万人口，以及五百零六座城市。共产党在重重围困之中都没有被日本侵略军所消灭，更不会惧怕国民党蒋介石的进犯。
而国民党呢？
国民党除了忙于和共产党较量以外，在日本投降以后，马上加紧抢占地盘和进行所谓的“接收”。
国民党是怎样接收的呢？
在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热、鲁豫晋、东北和台湾七个区，国民党共接收日伪工厂二千四百一十一个，价值二十亿美元；接收了大量的物资、金银、房地产等，价值十亿美元。
在接收过程中，各色各样的国民党接收大员满天飞，各大员、各机构竞相抢掠各地的金条、房屋、汽车，竞相瓜分日伪资产。他们假公济私，名为接收实则私吞。仅北平一地被接收的物资，就有五分之四没有入库。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利用职权侵占日伪房产一千余幢，汽车八百余辆，金条一万多条。上海市长钱大钧竟然盗卖日伪物资四十二亿法币。这些都是国民党官员以“接收”之名，堂堂皇皇地劫掠而得。
在国民党官员贪得无厌地劫收钱财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达到扩大财政和维持巨额军事费用的目的，一是大大压低在沦陷区流通的伪币的价值，以便用官发法币进行收换；二是大量印发纸币，以应急用；三是增加捐税。这些措施，使得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上升，人民手中财产贬值，原敌占区三分之二的敌伪工矿企业不能开工，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城市失业人数日增，农村经济凋敝。
当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中国人民曾经是多么高兴呀！他们盼望着和平，盼望着安宁，盼望着过上有希望的生活。可是才时过半年不到，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他们“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他们惊呼：“这一带无数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众不得聊生。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时还痛苦。”
1945年11月，重庆各界代表五百余人举行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1月25日，昆明六千余大、中学生集会反对内战，国民党军队包围校舍，鸣枪恫吓。
11月26日，昆明三万余名大、中学生宣布总罢课。
12月1日，国民党当局组织大批军警特务闯入西南联合大学，殴打师生，甚至投掷手榴弹，致使四人死难，数十人受伤。
12月2日至20日，昆明公祭四位烈士，十五万人到灵堂进行祭奠，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残暴行径的极大愤怒。
国土收复了，但民心却失去了！
这是国民党政权最终覆亡的根本原因。
对于国民党的作为，美国人并不是没有看在眼里。在几年以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致函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他明言道：“国民党文武官员在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
哀叹虽然如此，但美国政府却生怕国民党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镇压共产党，生怕如中国发生内战将会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同时，美国也为了维持同苏联之间所达成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妥协，便派遣美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赴华。
马歇尔的使命，一是“调解”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争端，二是继续全力支持国民党，帮助其将军队运往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美国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亲美国的，能够不战而得控制的中国。
此即是美国的如意打算。
在这种种背景因素的制约和促进之下，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1月7日，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一个“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其他有关事项。
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定停战协定。
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派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问题。31日，会议闭幕，在共产党和各民主人士的敦促下，会议基本上达到了符合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等协议。
与此同时，“三人小组”也在郑重其事地进行会内、会外的协商活动，并达成了《关于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纵观一个多月以来的形势，似乎时局已开始向着有利于停止内战和和平民主的大方向行进。
但是，偏偏事与愿违。国民党蒋介石，的的确确不能容忍，也不能经受真正的民主改革。蒋介石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共产党对此也有足够清醒的估计，认为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据此，中共中央部署，必须注意保持阵地，把练兵、减租与生产当作目前解放区的三大任务。
人们良好的愿望是一回事，而事实却往往是另一回事。
国民党签定停战协议是假，备战是真。
美国调停停战是虚，帮助国民党备战是实。
从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美国用飞机、军舰将国民党军队十四个军约五十四万人，由西南、西北大后方运送至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美军海军陆战队九万人进入中国，驻华美军多时竟达十一万三千人。美国政府还不惜拨出巨额经费，为国民党军队武装了四十五个师的兵力，训练了十五万军事人员，装备了空军飞机九百三十六架。美国政府还给予国民党政府以大量的经援和军援，仅1946年上半年，美国即提供了价值五千一百七十万美元的军用品。美国还正式组成了二千人的军事顾问团，实际作为直接参与策划和指挥中国内战的一个军事机构。
美国政府当时是志在必得的。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美国政府正处在辉煌的顶峰，似乎，他们怎样策划，目的就可以怎样实现；仿佛，中国的内政，完全可以按照美国的指挥棒来运行进展。
也是天不从人愿，事态的发展最终将会证明，美国人想错了。
什么是天意，天意就是民意。
中国人民已经受得太多太多，他们不想再由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而美国政府，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们选择了一个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政权，选择了一个“扶不起来的天子”，选择了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前途。
停战协定是签定了，但战争却从未停止。
1946年1月到6月，国民党军队对各解放区的大小进攻达四千三百六十五次，用兵总计二百七十万人次，侵占解放区城市四十座，村镇二千五百七十七个。其中，蒋介石本人及各高级将领，曾频繁坐着飞机，前往各战场亲自督战。
1946年3月，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国民党军占领东北重镇沈阳，此后即用五个军的兵力向南面本溪、四平的共产党军队发起进攻。经过激烈鏖战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控制了松花江以南地区。
东北之战，一是使国民党军队控制了大片国土，二是使美国达到了遏制苏联的目的。其结果，东北内战的加剧，加深了全国内战的危机。
在晋冀鲁豫区，从1946年1月14日至4月底，国民党军队对该解放区进行了大小九百二十余次的进攻，也就是说，每日平均有八次之多。其中万人以上的进攻四次，千人以上的四十次，百人以上的一百一十多次。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当仁不让，在刘邓率领下，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同时又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虽然签定了停战协定，虽然美国人的调停还在继续，但是，解放区人民的心里雪亮雪亮的。面对国民党的频繁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丢掉幻想，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迎战来犯之敌。
这是一段没有平静的相对“平静”时期。
自从1945年12月间，刘邓司令部迁至武安县以后，父亲、母亲在武安暂居下来。这时，母亲把三个孩子都接回了身边。这是自1939年这个家庭建立以来，自有了三个孩子以来，全家五口人第一次团聚在一起。
妈妈和爸爸结婚以后离开延安，一晃，竟过去了五年多的时间。
这五年，妈妈过得可真不容易啊！
她这个原来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这个刚刚迈入革命殿堂为时不长的青年革命者，一下子走进了太行山脉，一下子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她毫不犹豫、毫无畏惧地接受了战争的洗礼。虽然她一直在机关工作，但在太行山上，根本就没有后方。她和部队一起行军，一起转战，一起跑“扫荡”。她先是驻在辽县麻田的八路军总部，这里是前方中的小“后方”。不久，她卷起铺盖卷儿，到涉县赤岸，和父亲一起留在了一二九师前线指挥部。
第一个孩子生下以后，妈妈本可以把孩子留在身边，但那时正值敌人频繁“扫荡”，如要行动起来，带着孩子将会很不方便。妈妈说：“我不愿意为了我和孩子，动用一些战士来专门保护我们。”她忍痛把孩子送到老乡家，只身一人，随部队去行军、去转移。一年以后，他们的部队路过孩子住地的附近，妈妈才得一机会去看望了孩子。妈妈是和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的妻子陈书莲一起去的，他们一进屋，只见孩子又瘦又小，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简直不成样子！妈妈忍住心酸，把眼泪咽进肚里，和陈书莲一起赶快给孩子洗了澡，做了衣服和被子。
部队停留了三四天，就又出发了。妈妈舍不得孩子，但她还是走了。
我的大姐林儿一岁半时，她的奶娘怀孩子了，妈妈就把她接了回来。妈妈说，刚回来时，林儿身体极弱，连用手赶苍蝇的劲儿都没有。那时，还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部队里带个孩子，又要经常跑“扫荡”，可实在是辛苦的，所以妈妈又把林儿送到另一个老乡家中寄养。次年，蔡树藩去延安开会，妈妈正好让他把林儿送到延安进入保育院。1944年我哥哥胖胖出生后，1945年我的二姐南南出生后，也同样被送到老乡家中去喂养。
妈妈的头三个孩子，就是这么样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在战争的残酷进行中成长的。他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没有过一天的太平日子，没有任何的基本生活享受，他们是由太行山老百姓的奶水和太行山的小米粥喂养起来的。就这么着，在战火中，在各种天灾人祸中，他们都活了下来，而且长大了。
到武安后，三个孩子都接回来了。爸爸高兴极了，妈妈却愁死了。
为什么愁呢？原来，大孩子刚从延安回来，不说话，不张口吃饭，手里拿着个苹果都不会吃，人瘦瘦的，一看就是营养不良。二孩子拉肚子，晚上睡觉也不得安生。第三个孩子才一岁半，妈妈又没奶，喂小米粥又喂不进去。妈妈找了一个农村小姑娘和一个老太婆来帮忙，结果她们非但帮不上什么忙，连火都生不着。这可真把妈妈急坏了。工作再忙，军情再急，行军再苦，都没有把妈妈急坏过，这下子，她可是真正的着急了。
生活嘛，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看似重要的问题未必难倒人，看似简单的平常小事儿，却反而可以使人手足无措。
好在，生活总归是会进行下去的，什么事情，惯了，也就好了。在武安的这个家，终于慢慢地安顿了下来，平稳了下来。三个孩子开始欢欢喜喜地一块儿玩耍了。太阳把他们照得黑黑的，他们人长胖了，个儿长高了，围着爸爸妈妈团团转了。爸爸极爱孩子，他虽然没时间管孩子，但依我看，天底下像他这么爱孩子的，那样不言不语地，却是全心全意地爱孩子的，也是少有的。
1946年3月2日，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由武安迁往邯郸市。
从此，邯郸，这个古代赵国的都城，便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成为刘邓的指挥中心，成为华北解放区的南大门。
爸爸、妈妈带着我的三个哥哥姐姐也驻进了邯郸。孩子们当然什么也不懂，每日照样嬉笑玩耍，可大人们却都十分高兴，要知道，这是军区机关第一次进驻较大城市呀！
妈妈忙着照看三个吵吵闹闹的孩子，爸爸则是每日忙着他的军政大事。
进城了，邓政委指示，所有直属机关部队要少住民房，多住货栈。司令部也是驻在原日本军队的一个兵营里面。
进城后，部队开始进行政治整训。邓政委讲，一要认清时局，二要整顿纪律。认清时局，就是认清大规模内战的危机严重存在，而坚决斗争是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保证。整顿纪律，就是要执行政策法令，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还特别强调了遵守城市政策的重要性。
5月份，部队在政治整训的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练兵。整个部队上下一致，强调以临战姿态进行练兵，各种形式的练兵，把部队的军事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与政训、练兵的同时，全区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在解放区腹心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6月中旬，由邓小平主持，在邯郸召开了土地会议，决定放手发动广大贫苦农民自己救自己，通过清算、退租等方式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中，坚决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团结中农，同时注意不侵犯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广大解放区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热情高涨，支援人民子弟兵进行革命战争的力量大大增强。
到1946年6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区不断地壮大和发展，全区军队二十七万人，民兵发展到六十万人，人口增加到三千余万，所辖县城由八十多座增加至一百一十多座。
在半年之中，国民党军队，调集了十一个整编师和三个军的兵力，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行了频繁的“蚕食”、袭扰和进犯。
战争的阴云，已愈益密集地在中国大地上空翻滚。
1946年6月中旬，晋冀鲁豫区在邯郸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邓指出：内战的危险已十分严重，部队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以应付全面内战的爆发。
美国人的调停活动仍在进行，但是，不管这是真调也好假调也好，反正中国全面内战的爆发，已经迫在眉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