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于治平四年（1067年）去世，年仅20岁的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即位之初，很想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他极力支持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与王安石私交甚好，当时人们称吕公著、韩维、王安石和司马光为"嘉祐四友"。司马光和王安石对于北宋的内忧外患都有着清醒的认识，面对北宋千疮百孔的社会现象，这对老朋友为了维持宋王朝的统治，都想变法。
王安石在得到神宗的支持以后，成为了变法的领袖，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司马光虽然很希望北宋进行改革，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急进而大胆的改革内容和方法。两人在"理财"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王安石主张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司马光主张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两人势如水火，从昔日相互尊重的好友，发展到对立、仇视对方，最后终成陌路。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之下，自上而下推行了数项改革措施。为了防止富商操纵垄断市场，于熙宁二年（1069年）推行"行均输法"，"稍收轻重敛散之权"。随后，又实施"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使北宋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王安石变法"既利于农民和生产发展，又不利于农民和生产发展。例如，青苗法打击了豪强地主依靠高利贷对农民进行的剥削，但本想以青苗法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却被官僚们用来剥削农民。虽然青苗法的利息要比高利贷者低很多，但仍没有彻底减轻农民的负担。
司马光看到实施青苗法的弊端，极力主张采用常平仓的办法。他认为免役法的推行没有顾及下层民众的疾苦，应采用雇役法。
司马光认为市易法与均输法是抽取商人的利润补充国家的财政收入，这种做法对商品流通不利。
认为保甲法使农民无法安心种地。
两人见解针锋相对，司马光的思想较为传统和保守；王安石的思想较为活跃激进。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操之过急，其用人不当是司马光极力反对变法的重要原因。
司马光对于王安石推荐的一心争权夺利的吕惠卿意见很大，他曾三次向王安石在信中阐述自己的观点，但王安石却拒不接受。
随着新法的不断推行，变法派和反对派之间势同水火，保守派的势力开始逐渐瓦解，王安石将反对变法的保守派纷纷赶出朝廷，作为保守派领袖的司马光被神宗罢免了翰林学士等职，到水兴军出任地方官。
司马光于熙宁四年（1071年）改任西京（现在的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远离朝廷的党派之争，在洛阳这个安定的环境下，在这个有职无权的闲散职位上，夜以继日地编写完成了辉煌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自幼喜欢史学，在研究史学的过程中，发现没有一部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历史的人感到非常困难。另外，北宋中期，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阶级矛盾尖锐，辽、夏的侵扰使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司马光想通过历史的编写，来总结政治经验，巩固北宋的政权。
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为此书写了一篇序文。《资治通鉴》的作者尽管只署有司马光，但此书并不是他单独编成的，其他人员主要有刘恕、刘放和范祖禹。刘恕博闻强记，对《资治通鉴》的讨论编次出力最多。刘放是汉史专家。范祖禹是著名的唐史专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分段编写丛目和长编。而全书的剪裁熔铸、文字锤炼和定稿，由司马光主持。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负责全书的文字校阅工作。
司马光等人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搜集的史料十分丰富。他们为了搜集史料，遍阅浩如烟海的旧史、小说。《资治通鉴》除了包含正史以外，还有杂史诸书共三百二十二家。
随着时间的流逝，《资治通鉴》所引用的书籍大多失传，因此，《资治通鉴》更具珍贵的史料价值。
《资治通鉴》是中国和世界史学上的不朽之作，全书共分为二百九十四卷，记述了古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到后周柴荣显德六年（959年），历代王朝统治中发生的事件、政治人物的言行、帝王的功过、农业的丰欠、人民的生活等，无所不包。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一书，将史与政相结合，成为了封建王朝执政者借鉴历史、解决社会生产生活中存在问题的教科书。
《资治通鉴》深受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学者们的推崇和重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既为封建统治者留下了宝贵的统治经验，也为后人留下了鉴古知今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