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公众眼中，代表着法律存在的不是国家整个的法制系统，不是检察官，不是法官，而是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更多制衡作用的警察。我是这个庞大集合体中一个小小的分子，对于法律所代表的正义与理性当然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而在执法者眼中，公众却是一个潜藏着犯罪的冲动与萌芽的群体，是一个滋生罪犯的温床。但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最多的善良，最质朴的正义也存在于这个群体中间。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二重性，他们（我们？）与警察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微妙关系。一方面，警察在任何场合的出现，都给我们的心理一种强烈的有关安全的暗示。尤其是公众聚集的场所，警察的出现总会给大多数人带来一种安全感。警服的绿色就像一帖心M的抚慰剂。最近到某个警察已换了装的城市，被朋友请去看了一场足球，进了球场，作为一个外地人，面对本土球迷的疯狂，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朋友跟我大声嚷嚷的时候，我都不敢大声应答，因为怕露出外地口音来了。只是小声问：警察呢，怎么这里球场维持秩序的尽是保安？
朋友很惊讶：保安？傻吧，警察换装了。
后来看报纸，知道不止我一个人把换装的警察当成了保安。这也说明，那种警服的颜色带来的安全感有多么重要。这种关系的另一个微妙之处是，我们都不愿意单独地面对一个陌生的警察。怕他向你走来，怕他向你敬礼，怕他一双眼睛盯着你用了太久的时间。你干了什么有违法律的事情吗？你的回答是，我没干坏事呀！但是，坏事跟违法的事情之间，在一个法律法规完备的社会中也有了一些细致的区别。从单纯文学的眼光来看，这种微妙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它可以折射出许多的东西。
警察在我们生活中不再是一种有距离的存在。一种抽象的安抚或者威慑。每一个警察身边都有来自社会各方面或多或少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一些作为个体的警察，特别皇下了班的警察。区别只是数量不同与关系深浅的不同。
对于公众来说，我们会不会要求认识的这些警察，有着亥情的警察为我们做些什么？而作为个体的警察，又能如何面对这种公众中潜在的，随时可能小小越过界限的需求，这又是一个严重的课题。
也许，一个社会要维持法律的尊严，执法者与公众双方必须保持一种有安全感的距离。我是公众的一分子，无权也无法回答这个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是，当我在某些场合，看到警察同志与老百姓过分亲密无间，过分地不分彼此时，心里使有些隐隐的害怕。
永远的朝内大街166号
2000年岁末的某天早晨，北京，我从西边打车往市区的朝内大街166号。
刚刚走出饭店大门，便嗔到了在千冽的北京冬日难得的湿润洁净的空气，这才意识到这个早晨正不紧不慢地下着小雪。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好天气。车子启动了，虽然寒风割脸，扑面而来的却有水的芬芳。车到朝内大街，司机问具体位置，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说知道那是一座老房子。我说，对，是一座老房子。果然，一座老砖房子就出现在眼前。车在雪中小心靠边停下。付了车钱走到楼前，人却有些迷糊。我记得这条大街上就只这么一幢庄重却又有些寒伧的老房子，眼前这一幢却与我巳经去过几次的那幢有些异样。这点异样是我所喜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幢临街的青砖房子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大致的印象。对于中闻人来说，建筑的外形是不太需要细细考究观摩的，所以，没有人会对0己将去的一个机构所在的地方的建筑外观特别留意。但是，眼前这幢房子确实与我去过的那一幢有些异样。于是，我冒雪在楼前停了下来，先发现楼前的台阶有些宽大，更主要的是，楼房的墙上爬满了攀援植物。虽然是冬天，那些藤蔓仍然显得柔靭，树皮上也透出些隐忍的青绿，未落尽的枯叶在风中飞舞，即便如此，我也能想像出夏天里—派青碧幽深的景象。
直到踏上台阶，才发现认错了地方。这不是我以为的那幢楼房。退回到大街上，才发现，我要去的那幢楼房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庄严沉稳却显得有些老旧了。眼前的这一幢与之相比，除了那些攀在墙上的藤蔓，洁净的墙面更多显出了那些青砖的本色。
后来想一想这个误会，发现其实是因为那幢楼房更符合我第一次去这家出版社前的想像。此前，因为爱好文学，读过很多出自这蟑楼房里的文学精品。后来，我终—于因为自己的书而走近了这幢房子。走在楼内有些老旧的木头楼梯上，听见自己脚下发出太大的声音，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因为不想打破楼道里那幽深的宁静。而且，我要说，这幢房子用其老与旧符合了我的想像外，那种零乱又让我感到了一些失望。但是，就是在这里，我那本曾经四处飘飞的《尘埃落定》，终于在这些楼道里的某一间办公室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是这里的幽深与静谧，让这粒尘埃落定下来。但这些办公室都是一模一样，我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就在身边的一间屋子里，有电话声猛烈地响了起来。门打开，曾经在成都邓贤家见过一而的高贤均那张笑脸便显现在面前。接着，就在这个面街的窗户下，与这本书相关的这个出版社的人员都相继出现：脚印、周洪之洪、周洪之周，当时《当代》的主编何启治，还有拉着我到处见记者的张福海与王晓。大家一起谈天气，谈即将出版的《尘埃落定》。我在灰色布套的大沙发里越陷越深，慢慢地觉得这个房间此刻便是我的房间了。
我想像很多书从这些同样谦逊朴素的书桌上走下来，进了工厂，坐了汽车与火车流布到中国四面八方的书店，然后走向爱书人的案头。其中有一些书，就这样到了很遥远僻静的马尔康。马尔康如城边有一条河，是大渡河上游的一条支流，马尔康城靠着的那面山坡上有一座庙。我就在那金顶红墙之下，从书店里带回一本本书，放在桌上枕边，然后，又插进书柜，十多年时间过去，竟然是很大的L个柜子了。其中有很多就是从这幢楼里走出来的。其中有些是常常要温习的。比如《静静的顿河》、比如《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比如宽广自由的惠特曼和深情妙曼的泰戈尔。现在，我自己也要从这里出一本书，并且用与那些书同样的方式流布到四面八方。
于是，这幢老楼房对我便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我庆幸自己获得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机遇。最近有媒体访问，谈到文化市场化的问题。我说，文化人用文化赚钱，但一定是正当的文化。再何正当与非正当之间的界限。
我的回答就是看这个文化对于社会，对于世道人心是否有所助益。我的这个看法（也是做法）的形成，其中一个最最重要的动因，就是因为一些像人文社这样有责任感，有知识良心的机构的好的出版物的熏陶有关。今天我写书，或者编杂志都会本着这样一个原则。
所以，我感谢这家出版社，不是感谢它出了我的书，并且进行了比较成功的推广与有效的传播，而是感谢它此前让我读到的那么多好书。正是因为这些漫长的积累，才会出现篇首开始出现的那种有些美丽的误会。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人总是内敛的，注重修养与积淀的，这也使集中了很多优秀文化人的文化机构，也会呈现出这样的情形。人文社深厚的内在储备与简陋的外部景观其实疋是这种情形的一种况喻。所以，我才希望这座楼房永远是青砖的颜色，所以我才愿意青砖之上有繁盛大的青藤，永远在朝内大街166号，在喧嚣的市声中，显得清幽宁静而永远。
落不定的尘埃
差不多是两年前初秋的一个日子，我写完了这本小说最后一个字，并回到开头的地方，回到第一个小标题“野画眉”前，写下了大标题《尘埃落定》。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好题目。小说里曾经那样喧嚣与张扬的一切，随着必然的毁弃与遗忘趋于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