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北威尔士人马克·基多（Mark Kitto）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攻读他的第二年中文学位，那一年他决定到北京去，在对语言、对写作、对远东、对王维和中国田园山水诗无限着迷的基多看来，到北京去，就像是在寻找心中的故乡。
紧随基多之后来到中国的还有商人克里斯·德文什·埃里斯（Chris Devonshire-Ellis）。1989年，名不见经传的他只带着随身必备的几件行李只身来到上海。那时的埃里斯并不知道，就在他来到中国的那一年，江泽民被选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任中央总书记，百废待兴的经济局面没过多久，邓小平便也南巡去到上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调整下，埃里斯刚好赶上了中国经济蓬勃变革的20世纪90年代。
2005年，当基多已经完成了他穿行中国无数省份的旅程，而埃里斯创办的对亚洲的海外投资进行商业咨询的Dezan Shira &；Associates公司已经有相当规模，在京沪深等多地建立了办事处的时候，欧逸文（Evan Osnos）也来到了北京。在哈佛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他刚刚为《芝加哥论坛报》报道完伊拉克战争，但在那之后的八年里，北京有更多值得报道的精彩故事在等着他。
丁三白（George Ding）在五年前来到北京，和基多、埃里斯以及欧逸文不同的是，丁三白的抵达，更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归。从小在美国长大，父母却都是道地北京人的他，在修完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制作学位之后决定作别好莱坞，来到既该熟悉却又充满新鲜感的北京，初入这座是故土，也是异乡的城市，他说，在北京，你可以尝试很多。
在基多、埃里斯、欧逸文和丁三白陆续来到中国的外部环境里，苏联走向休克式解体的最终命运，美苏冷战成为历史名词，意识形态分歧退居为次要矛盾，而他们来到的中国则恰逢其时地冲着国家现代化快马加鞭，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无论是在社会阶层、经济结构、思想观点或是国际政策上，整个中国社会都进入了焕然勃发的帕累托改进中去。基多、埃里斯、欧逸文和丁三白这些离开海外故土来到中国打算长期生活的外国人，刚好在现代中国急剧转型、社会阶层流动最频繁的这段时期踏入这片土地，享有了相较于海外本国更为丰裕的工作机会，在中国经济从贫瘠到腾飞的罅隙里发掘到这块最具潜力的商业处女地，见证、分享、甚至共谋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巅峰状态。
而今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多年旅居中国之后，为自己购买了一张离开中国的机票。对于这样决绝的离开，《俄罗斯之声》评论说，许多外国人的’中国梦‘正在一个接着一个地破碎。
据《中国涉外产业峰会2013》统计，2012年全年外籍人士出入境5700万人次，在华常住外国人近70万人，其中登记就业24万人。这70万名长期居留于中国的外国人的构成来自于三资企业工作人员、留学生、教师、外企驻华机构代表以及家属、亲属团聚人员。除去4752名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以及超过29万的外国在华留学生之外，在剩下的40余万常住中国的外国人里，到底有多少，打算或已经购买了离开中国的机票？据英国驻华使馆统计，每年有37万英国公民赴中国旅游，有1.7万英国公民在中国合法生活和工作，而美国也在2010年推出了十万强计划，以促使2014年在华美国学生人数可以提高到10万。不过，虽然包括《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在内的海外媒体都认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正在从中国逃离，但从来没有一个媒体给出过明确客观的统计数字。
这种几乎是来自于直觉的逃离感，来自于媒体关于中国本土富豪大规模迁居海外长篇累牍的报道：据2011年对中国18个城市的千万富豪调查，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约27%身价过亿的企业主已经完成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的人占比也高达47%。混杂着不安全感和不可预测的恐慌，这些数据让人很容易做出感性推理，相较于生活更优渥舒适的发达国家，中国发展里的诸多沉积弊病已经到了箭在弦上的转捩点，且正是它们，已经让国内富豪移民选择逃离故乡，而居住于中国的外国人也不堪其忧，顺理成章走上回程的路。
真正的议程井喷是在马克·基多的一篇文章被英国《展望》杂志刊载传播之后。在这篇叫作《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为什么我要离开我深爱的中国》的文章里，他说：我希望中国是一个我可以工作跟生活的地方。在过去的16年里，它也的确是这样的。然而现在，我就要离开了（I wanted China to be the place where I made a career and lived my life.For the past 16years it has been precisely that.But now I will be leaving）。这篇文章引发了侨居中国的外国人甚至是中国民众持续数月的激烈讨论。以基多的这篇文章作为线索，人们发现在基多之外，还有那么多和基多一样出于类似或截然不同的原因，在近十年来选择离开中国的外国人。
在中国，基多拥有了人生里最难以磨灭的成功经历，但也同时遭遇了最毁灭性的事业惨败。到了2004年，基多创办的That’s，一本立足北京、上海等城市，以在华外国人为读者群的英文杂志，成了千禧年后在中国境内出版过最成功的英语出版物，最鼎盛的时期里，中国定居的外国人几乎人手一册，将其奉为在中国生活的必看圣经，而基多自己也被《金融时报》称作是微媒体大亨（a mini media mogul）。对于那段时光，基多几乎是唏嘘感慨地回忆说，我才30岁，已经在做一辈子都想做的事业。
就像基多创办英文杂志That‘s，埃里斯从他已经小有成就的海外投资咨询公司借力创办著名的博客China Expat（中国老外）一样，查理·卡斯特（Charlie Kast）在来到中国之后，也创办了自己的博客ChinaGeeks（中国极客）。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长大的卡斯特在美国时就已经知道《论语》《老子》，甚至还养了一只叫作mencius（译为孟子）的猫。在选择来中国之后，他开始读王克勤、李银河和韩寒，还迎娶了他的中国妻子，而他的ChinaGeeks博客也达到了月点击量数万的高流量，成为了在华外国人了解当今中国的重要工具。
然而和媒体直觉里的外国人一样，尽管在中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名声与财富，基多和卡斯特却都为自己订好了离开中国的机票。
虽然也抱怨着中国的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严峻、子女教育问题让人忧心忡忡，但基多和卡斯特却还共有另一个更为特殊的离开动机。基多最引以为骄傲的事业That’s杂志只延续了不足几年的辉煌光景，根据纪平写作的《三个老外离开中国的故事》里描述，在中国‘涉世未深’的基多对于外国人从事出版业的风险和禁忌预估不足。2003年，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他和中方合伙人闹翻了，最宝贵的That‘s商标也被剥夺使用。他跌入了人生的谷底。据当时的市值估价，That’s的系列商标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基多觉得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他吃了一个哑巴亏。他说：在我办杂志的过程中，这个行业里的国营竞争者暗自告诉我他们研究了我的每一期杂志，然后借鉴了我。他们感谢我为中国传媒行业所做出的贡献，接着就竭尽全力毁掉了我的事业。在基多的告别信里，他伤心又带着一点愤懑地讲，你永远无法成为中国人，不论你多么努力、多么渴望、多么自命不凡。而卡斯特，和基多理由相似地，尽管对外宣称他选择离开中国，与他和某杨姓中国主持人公开争吵后所受到的丑恶威胁没有直接关系，但的确对中国缺乏充分的出版自由与完善的法律制度的环境感到压抑，甚至会时常受到惊吓与威胁。
基多和卡斯特显然对中国的社会现状与文化关系缺乏认识。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五年里，中国刚刚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工与生产等基础性行业呈现疯狂井喷的态势，填补GDP的耀眼数字，然而文化创意产业却并未同步地迎来黄金时期，因为缺少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更为条分缕析的法律制度，恶意竞争、保护主义、盗版翻版的行为至今仍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作为来到中国试图发展文化产业的外国人，基多和卡斯特发觉自己力量微末，在惯于熟人关系传统和对本土不完善的环境有强大适应力的中国竞争者面前，他们不免更易遭到失败、欺骗和其他事业危机。是时候该启程了，卡斯特说。
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同样是外国人离开北京的一个惯用理由。的确，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在竭力改善北京等一线城市愈发恶化的空气质量，据北京卫生部官员称，即使排除吸烟率增加的因素，在过去十年里，北京的肺癌患病率依旧提高了60%。2012年末，绿色和平组织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同发布的《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中说：PM2.5污染对公众健康有致命危害，而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因PM2.5污染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达857人，因超额死亡而导致的经济损失逾68亿人民币。
抛去这些枯燥的数字不谈，只是看一看北京终日笼罩的深深雾霾就可以窥见近年来空气的污染程度。这样的污染性雾霾，被《金融时报》称作是空气末日。中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头100天里，北京雾霾日数46天，为近60年最多。就连《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3》的主编也承认，可以理解为什么有报道说一些外国人离开北京去寻找更清洁的空气。
俄罗斯商人麦凯威（Makagway）夫妇刚刚拥有了一个女儿，因为担心北京的空气污染会影响女儿的健康，已经订好了今年夏天离开中国的机票；曾经参与创办土豆网的马克（Marc van der Chijs）在生活于中国的第十三年后，为了找一个能让孩子健康成长的环境，订好了离开中国去温哥华的机票；佩特里（Petteri Piirinen），芬兰科技公司Okmetic的亚洲销售总监发觉自己的孩子比别的孩子更容易疲劳，呼吸困难，担心之下带着一家四口订好了离开中国回到芬兰的机票。
2013年1月，美国驻北京使馆测量的微小颗粒物浓度水平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35倍。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外企已经开始为赴华员工开出危险津贴，并提供环境污染防范方面的培训和课程。就像健康博客的外籍作者理查德医生（Dr.Richard）对《第一财经周刊》讲的那样，当PM值超过700时，大家都在头疼、咳嗽，任何一个有点理性的人都会问自己，我的天，我还在这个地方干吗？我的孩子们在这儿干吗？这太可怕了，太不健康了。除此之外，随着中国经济基础已经稳固、跃升幅度逐渐趋于平稳，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外背景中国留学生剧增而就业机会紧缩，外国人不仅要同中国的70万其他外国人竞争，而且还要同具备同样专业素养，且同样精通中英双语的中国留学生竞争；而对于埃里斯和欧逸文来说，离开中国却只是人生不同阶段的选择，事业达到一个突破的临界点，换一个新的环境这么简单而已，欧逸文在他离开中国的告别信《十亿个故事》里说，中国情结将永存我的生命中，期间我还会回来……向人们呈现与我相隔万里的中国。而埃里斯也郑重地讲道：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不适合停留的话，他们错了。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有了另一个精彩的去处。
然而在丁三白看来，回去的问题并不见得比离开会更少一些，他也一样地买好了离开中国的机票，然而特别的是，他买的，却是一张往返票。在他引起轰动与网络大争辩的文章《为什么我要回到中国》里，丁三白讲述了他在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生活之后回到美国，却遭遇了反向文化休克的问题，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反而产生陌生和疏离感的故事，在这篇充满讥诮和嘲讽幽默的文章最后，他说，我想说的是，中国呀，其他别的国家对我而言都算不上什么，显然，我们还需要彼此。我不再四处游荡了，我保证。这一次，我要留下来（What I‘m trying to say，China，is that those other countries didn’t mean a thing.It‘s obvious we still need each other.No more running around，I promise.No sir -this time，I’m here to stay）。
清单
马克·基多（Mark Kitto）
克里斯·德文什·埃里斯（Chris Devonshire-Ellis）
欧逸文（Evan Osnos）
丁三白（George Ding）
查理·卡斯特（Charlie Kast）
俄罗斯商人麦凯威（Makagway）
马克（Marc van der Chijs）
佩特里（Petteri Piirinen）
理查德医生（Dr.Rich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