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胡适与国际汉学界联系的起点，得到当时在国际上声誉不高的美国文化的熏陶，又为其引以自豪，但他与美国汉学及中国学界的关系却最为尴尬。所撰博士论文，至少是得不到美国汉学权威的赏识。而一旦在中国暴得大名，母校又屡屡对他投以青睐，包括1922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出面请他讲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史，1934年中国部的傅路德教授请他讲学半年，胡适几番不领情。1928年哈佛燕京合办中国学院邀其加入，亦被婉拒。但1933年他却答应到芝加哥大学讲学一月并且成行，借以躲避国内政务的烦扰。
20世纪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陆续来华进修，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也前来调查资料，如魏特夫、毕格（Cyrus Henderson Peake）、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曾任长沙雅礼学校教员）、费正清、顾立雅、卜德、毕乃德（K。Biggerstaff）等，多与胡适相识，胡对其中如宾板桥等印象颇佳。而几度赴美，并担任大使，获得过中国历史上最多名誉博士头衔的胡适，在各种场合也不免与同行专家接触交往，不过均属泛泛。他在纽约时因无人可与讨论考证文字，只好和王重民通信交换意见，因而特别留恋1944年至1945年在哈佛大学讲中国哲学史时结识的一批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后辈。对有志研究中国科学史而努力学习中文，一度来访的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也印象深刻。胡适的学问路子与美国新旧两班学者均有所距离，于是反而对大学圈子外的恒慕义大加赞誉。
恒慕义原是来华传教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胡适“我的朋友”之列。顾颉刚的《古史辨》第1册自序发表后，恒慕义读过，写信给顾，希望译成英文，“因为这虽是一个人三十年中的历史，却又是中国近三十年中思潮变迁的最好的记载”。胡适得知，表示“很赞同这个意思”，并在1926年旅欧途中所写书评特地引以为证，说明《古史辨》的重要。而恒慕义在1926年和1928年写的书评与论文中，又引胡适的书评，并将胡适作为重点介绍对象，称：“现在中国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一种重要趋向，就是坚决地要求用科学方法把本国文化的遗产从新估价一次。”而“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生机，就是对于过去所持的新的怀疑态度和最近学者之醉心于新的假设”。疑古辨伪虽然自清代始，但“最近十年里面，胡适博士和曾经留学西方的其他学者，在研究史学的方法方面发表了许多著作，顿使这种运动骤添一种新的力量”。他进而希望中国将这块“新大陆”公开，“使各国学者带他的文化背景所供给的特有知识来到此地通力合作”。这番话似乎为他和胡适的关系定下基调。恒慕义后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1934年5月还在北京与胡适会面交谈。
1936年，恒氏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十几万美元的资助，邀集众多水准参差的学人编撰《清代名人传略》，并借以培训人才，费时八九年成书，通过王重民请胡适看清样并作序。不知是有意回报还是无心巧合，胡适的评价令人感到像是20年前恒慕义关于新文化运动之言的翻版。王重民批评此书不曾做到第一流传记，胡适则认为王悬的过高，称此书“可算是‘国际学者合作的研究’的第一次大成功”。为了不使将来做书评者吹毛求疵而令八九年的苦功埋没，胡适称赞它有选题公道、兼收中西记载、用新材料新成果、立论客观等6大好处，“看作三百年的中国名人辞典，在今日全世界无一书可比此书的完备而有用”。同时特别指出这种学术合作事业，最重要的“在领袖者能与人合作，使人人能尽其所长，使人人各自负责任”，并将恒慕义与魏特夫比较，推崇其“必有大过人的领袖风度，始能有此成绩也”。
该书的价值水平如何，自有定评，胡适或有个人偏爱。至于组织领导，照参与其事的费正清看，“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外来者以及那些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受训的特别研究生共约50人所作的贡献，尚远远逊于恒慕义博士请来的两位高级助理”，即中国学者房兆楹、杜联喆夫妇。胡适这篇序言不仅使参与者“人人喜悦”，主编恒慕义还破例允许他将一篇关于《水经注》公案的札记作为该书的附录。
等到胡适流落美国作寓公时，便颇受冷落了。夏志清和唐德刚都解释过胡适未得善待的原因，前者称中日文系的主管人没有度量，胡适（及林语堂）来了，“那些美国汉学教授岂不相形见绌？所以美国著名学府乐于聘用赵元任、李方桂这等专门人才（语言学比较冷门，吸引的学生较少），而不敢聘用胡适、林语堂这样的通才”。后者说他曾向正罗致人才充实汉学教研的当轴一位新进建议请胡适，“他微笑一下说：‘胡适能教些什么呢？’事实上，我也完全了解他这句话是反映了当时美国文教界对华人学者在美国学府插足的整个态度。那就是只许狗摇尾巴，决不许尾巴摇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怎能作摇尾之才呢？所以对他只好敬而远之了”。
夏、唐是过来人，自然深知个中滋味。因战争和政局变化，许多华人学者滞留美国，令本土同行顿生排外之心。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陈受颐就感到“近来美国的所谓汉学家，似乎有点‘排华’的趋势”。抗战胜利之初，托胡适疏通关系的罗常培也说：“以最近所闻，我很知道所谓‘东方学者’对于中国人不大欢迎的情形，先生对于我前几封信未置一词的苦衷，我十分谅解。”1955年胡适致函赵元任，表示自己故意不教书，不热心向人要教书讲演的机会以避嫌，“一面是许多所谓‘汉学’、‘支那学’家总有点怕我们打入他们的圈子里去；一面是这种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前进’分子，气味也不合。所以我总有点神经过敏的感觉，觉得还是‘敬而远之’为上策，切不可同他们抢饭吃”。其实那时美国汉学及中国学界除魏特夫外，真正“左派”不见得多，主要是对国民党的表现失望，而倾向于接受既成事实。
胡适不能见纳于美国汉学界，其自身原因或许刚好是所谓通才。他还在康奈尔大学时就有“博士”的诨名，尽管此尊号前有学位疑案，后有讽刺挖苦，胡博士之博还是有口皆碑的。但近代学术进入专家时代，学者须既博且精，博为治学之基，精为成就之道，不在具体领域出类拔萃，所谓通不过是半桶水的别称。公开主张学术方法不能强同的陈垣偶露真言道：“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啖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当代日本学者丸山真男也认为学术上无所不通的“君子”时代已经过去。近人多误解顾炎武为通儒说，其实作为清学开山，他在若干方面都不仅创始，而且居首。所主张的“博学于文”，乃指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且能贯通，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而被林语堂封为“最好的上卷书作者”的胡适，后来连“最好”二字的桂冠也不得不摘下。他为《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 Historical Review）撰文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看了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所以着重指出其根本弱点，即冯自以为得意的“正统派”观点。但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哲学者已是“近皆读冯友兰所著书，不复及胡适矣”。据说冯著现仍为美国大学中国哲学史的必备参考书，胡著上卷却不在其选。
梁启超逝世时，胡适于日记中写道：“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用于胡适自己，颇有一语成谶之感。他自留学时代起对于博与专就感到临歧之难，知道“学问之道两面而已，一曰广大（博），一曰高深（精），两者相辅而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余失之浅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但始终未能根本解决。不少朋友劝胡适不要重蹈梁启超的覆辙，胡自己也不无觉悟，他曾公开声称：“有人谓彼博，但彼以为博乃是无用的，惟出言每句有根据，乃始成佳作耳。”可惜后来并未改观。他用心写的政论文章，时过境迁，失去效用，而别人认为站得住的考据文章，胡适则感到最容易写，视为“玩意儿”拿来“消遣”。待到他试图认真研究《水经注》公案时，又误入歧途，力不从心，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与所获结果悬殊太大，以至后来长校北京大学时，引起向达等人的当面质问。哥大那位当轴新进怀疑他能教什么，正是胡适悬空“无根”（章炳麟语）的写照。
反对胡适的黄侃曾讥讽其“品核古今，裁量人物，殆非所任”，其实胡适纵论古今或许力有不逮，裁量同时人物却往往独具慧眼，即所谓虽做不出，却看得出。尽管有时也不免为成见所蔽。其识人之长，不仅对本国学者，也反映于他和国际汉学界的交往。这对中外学术交流毕竟起到积极作用，为他人难以替代。而见多识广又弥补了胡适学术上的先天不足与后劲不够，使之即使在论政从政之际，也能保持相应的学术评判力。这在胡适本人乃至近代中国学术界，又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占据主流的要角，他所担负的使命正是裁量人物及其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