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起，属于印欧语系①的雅利安人（Arya，“贵族”之意）游牧部落从西北方侵入印度。雅利安人最初过着游牧生活，驯养牛、羊、马、狗等牲畜，后来逐渐转入定居，从事农业，以牛耕生产为主。雅利安人入侵后，对原来的土著居民进行不断的战争。他们称一切土著居民为“达萨”（意即“敌人”）。经过无数次的战斗，先前的土著居民或遭杀戮，或被赶走，或沦为奴隶。
印度人宗教与社会生活的主要特点是种姓制度，这是自古以来最严格最严密的社会等级区分制度。种姓比一个民族分成若干社会或经济等级的典型结构要复杂得多，即使这些等级为世袭等级。英国学者埃利奥特说：“种姓制度是社会制度而不是宗教制度，并且是逐渐形成的。”②种姓，梵文作“瓦尔纳”（Varna），后又称“迦提”（Jati，亚种姓），葡萄牙人称之为“卡斯塔”（Casta），英译为“卡斯特”（Caste）。种姓的明确定义很简单，它是“为维护礼仪的纯洁性，而在内部一致遵守特殊规则（尤其是在饮食和婚姻方面）的一批家庭”。质言之，一个人必须在他或她自己的种姓内通婚，不得从较低种姓那里接受食物。前三者（婆罗门、刈帝利、吠舍）与首陀罗之间最为森严，甚至不能并坐、共食。这是一个庞大的等级制度，它把婆罗门尊为社会金字塔的顶峰，而把“不可接触者”——即“被剥夺种姓者”③，贬置底层。
从文字材料看来，种姓是经过长时间逐渐发展起来的。早期吠陀时代没有种姓，但到了史诗时代，种姓已被视为一种古老制度，可见这种制度存在于印度迄今大概已有3000年历史了。其起源成因复杂。最初起因与雅利安征服者的种族优越感有关①。他们决心不与被征服的“黑皮肤的”所谓下等民族通婚，以免受到污染。在这种情况下，区分的标准是肤色——瓦尔纳（Varna）；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一些因素也成了划分种姓的标准，包括职业、宗教偏离。尽管种姓的起源模糊不清，起因多种多样，但其发展与最后形成可能受到一种因素的影响，即婆罗门竭力争取控制其他集团，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毫不迟疑地使用了宗教武器来打败敌手。最激烈的是婆罗门与武士贵族（刹帝利）之间的争夺。佛教与耆那教的兴起标志着刹帝利向婆罗门的挑战，反映出这种斗争在哲学、宗教领域的激烈程度。这两教的创立者、领导人均为刹帝利成员，二者均否认祭司和吠陀的权威地位，要求抛弃一切宗教面具，代之以一种哲学体系：讲求伦理、提倡改革，以图其信徒的身心满足。二者均以印度的哲学传统为主。武士贵族的优势在于他们是公认的掌权者，并以武力为后盾；而婆罗门的优势则是在教育，对圣书枟吠陀枠的精通以及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奇力量等方面。在社会方面，婆罗门和贵族是势均力敌的，有时婆罗门占上风，有时则是通晓枟吠陀枠的王或贵族居首位。但最后是婆罗门被承认享有最高地位，贵族则被迫接受第二种姓——刹帝利。作为获得优先显赫地位的代价，婆罗门必须对宗教和教育更加尽责，教徒过着朴素的、节欲的生活，把政治统治留给刹帝利；然而作为认可的教师和谋士，婆罗门仍能保留相当的政治势力。
种姓制度起初在印度北部实行，随着雅利安势力渗入德干，它也扩大到达罗毗荼人和其他民族中。婆罗门只要不惹起其他等级的人的反感，可以从事各种职业，包括比较低微的职业；高等种姓的人要避免从事所谓不洁的活，如处理尸体、宰杀牲口或制造皮革等。首陀罗则被排斥在“再生族”（有权拜见神和礼诵吠陀，因而可以获得第二次生命）身份之外，这种排斥阻止了他们参加吠陀仪式，也使他们转而崇拜自己的诸神。种姓的确立无疑也是由其他因素所引起，首陀罗成为农耕者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些因素中所固有的。随着游牧社会向定居农耕经济的转变，劳动专门化逐渐成了雅利安社会的一项显著特征。关于共餐的禁忌变成了种姓的一项法律，这再转而成为通婚的限制，导致了关于族内婚与族外婚的复杂规则。
一些学者指出：“在所有简单的和复杂的社会中，吃喝都是创造和维系人际关系的主要方式……人类学家一旦查找出在何处、与何人一起进餐，那么关于该社会成员间各种关系的其他每一件事，都可以被推测出来……了解了人们在何时、在何处、与何人、吃什么、如何吃，就是在了解这些人的社会性的特征。”①“吃喝是一种象征着情感和关系的行为，它沟通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力量，表明了群体身份的界线。”②
印度社会的特点是婆罗门种姓在数量上、社会上和智力上的力量。梵文文献大多是婆罗门的作品。印度祭司家族获得最高的地位，影响了印度的全部社会政治历史，这是明显的。世界各国历史记载有祭士企图成为王的事实，印度则相反。对于一切宗教玄学、智力和沉思的事务的民族习性，使大家一致认为具有与来世交往的秘诀的人是最高类型的人，从而使祭士有成为世袭行业的倾向。他们保有秘密的本业知识。武士种姓对于这种垄断表示异议，希望以较少的学问但并非较差的能力来谋求相同的权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获得了某些成功。
从公元前500年起至公元后500年的1000年间，婆罗门在种族和性格上并无多大变化，但刹帝利则有所不同。有一时期，佛教、耆那教仿佛是争取首要地位的竞争者。但现在（1954年）在印度几乎没有印度籍的佛教徒（约有30多万边区侨民），耆那教徒不到150万，印度教徒则有2 。12亿之众（1993年统计为7 。5亿）。
祭士种姓表现的抗拒力量多半是由于他们都是俗人。他们并不集中在寺院中，而是散居在农村，专门从事有关心灵和灵魂的事，过一种简单的家庭生活。即使北印度遭到多次的扫荡性入侵，神庙、寺院遭破坏，王朝被灭亡，但对这些神学家的社会影响却较少。他们不是依靠团体和组织，而是依赖他们的世袭特性。现代婆罗门虽然在种族上并不纯，但他们在血缘关系和传统的延续性上仍然大于印度王室。许多王室属于印度教范围之外地区的游牧民族，只有少数王室能提出为刹帝利后裔的可靠证据。所以印度君主们从未获得像中国皇帝、日本天皇或土耳其苏丹那样有民族代表性的地位；他们从未被认为是国家的高级祭士，或者是具有民族性格的半神性的缩影。其中某些最伟大的君主在早期都是佛教徒，也有支持耆那教的君主，后来则多是伊斯兰教徒，他们没有得到祭士阶级的支持。
婆罗门不一定是祭士，虽然他们总的说来成功地垄断了宗教知识。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从事世俗的职业，虽然有许多宗教仪式只能由婆罗门举行。但神庙中的祭士不一定是婆罗门，而由其他人士充任。
婆罗门虽然没有教会纪律，但他们不能容忍国王的干涉。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帝王们并没有试图把婆罗门控制在他们自己的范围之内，或创立一个国家教会。而婆罗门则谨守自己的范围，他们诚然成功地提出了一套最严格的关于社会、法律和宗教的规章制度的法典——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法典——但他们没有追求世俗权力或想谋求高于大臣的地位；他们当然支持过虔诚的国王，也接受过国王的支持，但没有政教合一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