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缓解戴望舒的经济压力，施蛰存绞尽脑汁为他寻求发表和出版的途径，因为仅靠家人和朋友的资助，并不能长期稳定地解决经济来源，必须有一种“开源”的方式。对于文人，靠文字挣钱，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施蛰存和戴望舒约定，每个月他给戴望舒汇一笔钱，戴望舒也必须交给他一定数量的稿子，至于出版和发表，自然全部由他想办法解决。除了他主编的《现代》--这里曾是戴望舒最主要的阵地，开始的几期戴望舒的作品和译作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到法国后，发表的比例有所下降。此外，施蛰存还为戴望舒联系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现代书局、上海开明书店、上海天马书店等。他对戴望舒施以重压，“如果有二个月收不到你的文稿，则这里的能力也动摇了”。在不断的催逼之下，戴望舒只能不断去完成作品，不敢有丝毫松懈。
戴望舒在这段时间，翻译了数量惊人的西方文学作品和文论，但在诗歌创作方面，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留法三年，仅留下五首诗歌。这或许是因为在法国，阅读的兴趣和翻译的差事耗去了诗人太多的精力，令他无暇他顾吧。1933年，也就是他来到巴黎的第二年，他编定了自己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并交给了施蛰存，最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这本收录了四十一首诗歌的诗集，却竟然没有一首是在法国创作的。
原本施蛰存打算把《望舒草》做成戴望舒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的修订本，在原有诗作的基础上，增补一些新作即可。但最终戴望舒保留了“我底记忆”一辑中的八首诗，“旧锦囊”和“雨巷”两辑全部删除，增加了集外新诗三十三首，使得这本诗集变成了“大幅度的改编本”。戴望舒在创作上的严谨可见一斑，甚至就连广为传诵的《雨巷》也被他割舍了。在四十一首诗歌之外，《望舒草》还附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诗论零札》，这是戴望舒思考诗歌创作的一些碎片式的札记，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经济状况稍稍得到改善的戴望舒很快便找到了休闲的方式。对戴望舒来说，还有什么比逛塞纳河左岸的书摊更惬意的？这里成为了戴望舒和同样留法的好友罗大冈时常出没的区域。“就是摩挲观赏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满足的，况且薄暮的塞纳河又是这样地窈窕多姿！”但说归说，现实中的戴望舒可不是省油的灯，看到那么多好书，他怎么可能忍住不买？他去左岸可绝不仅仅是为了欣赏风景。施蛰存对此极为羡慕，也时常托他代为购书。
生活在不断的翻译和阅读中得到充实，但每到夜深人静，戴望舒寂寞的脑中，却只浮现着施绛年的影子，戴望舒每每不能自已，那颗思念爱人的心几乎要从胸腔跳出来。施绛年的一切都是如此令他牵挂，令他神伤。但还不止于此，他对爱情的担忧也时刻折磨着他的心，他害怕施绛年放弃对他的爱情。施绛年的来信频率渐渐减少，语气也渐渐冷漠起来，戴望舒感到当时勉强在施绛年心中激起的那一丁点热情已经消退了。不久，施绛年移情别恋的消息传到戴望舒的耳朵里，他大为愤怒，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施绛年写信，他甚至迁怒于施蛰存，也暂时中断了两人的通信。恼怒的戴望舒甚至威胁说要提前回国，后来在施蛰存的极力劝阻下，他终于还是留在了法国。
也是在施蛰存的劝说下，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戴望舒终于向里昂中法大学提出了转学申请。因为当时戴望舒在中国文学界已经有了很高的名声，又是重要的法语翻译家，学校很乐意接收这样的学生。1933年9月，在法国小说家马尔洛的担保下，二十八岁的戴望舒进入了里昂中法大学。他选修了法国文学史，但没过多久，他又感到了厌倦。阅读和翻译依然是他生活的重心，课堂于他而言则无足轻重，于是他选择了逃课。
戴望舒喜爱西班牙文学，因此一直渴望去西班牙游历一番。计划几度失败之后，戴望舒终于如愿以偿。1934年8月，他从里昂贝拉式车站出发，前往梦想中的西班牙，做了一次将近三个月的旅行。戴望舒在西班牙游览了许多人文古迹，不断访书买书，并发现了珍贵的中国古籍。他还参加了西班牙革命游行活动。
对于革命的激情，戴望舒是向往的，但革命的暴力，却不是他愿意看见的。另外，对自由创作的要求，也使他和革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但当他身处一座城市，看见游行的队伍，他便会毫不犹疑地加入其中。1934年初，在法国便是如此，年底，在西班牙是如此，甚至更早的时候，当年他在上海时，也是如此。在西班牙的这次游行，戴望舒被警方逮捕，并移交给法国警方，这件事情，促使学校开除了他的学籍。而在校期间，不上课、没有学分也成了学校开除他的重要依据。1935年春天，他辗转马赛，乘船回国，送别他的，仅有罗大冈一人。因为是被遣返的，他只能得到四等舱的船票，他不得不忍受恶劣的条件，熬过这艰苦的行程。
对于戴望舒来说，法国的岁月是喜忧参半的。
买书和阅读的乐趣自不必说，在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游历成为了他珍贵的财富，而在施蛰存的不断催促之下，他的翻译工作也得以保质保量地完成，他还出版了第二本诗集《望舒草》，也创作了一些诗歌，遗憾的是数量太少不尽如人意。在法国，他交了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如许拜维艾尔、马尔洛、杜贝莱、艾登伯等。艾登伯甚至还请求戴望舒把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张天翼《仇恨》）翻译为法语，介绍给法国读者。戴望舒或许是受其启发，把自己的一些诗歌如《游子谣》、《夜行者》、《深闭的园子》等译介到了法国的刊物《南方文钞》上。
而他的烦忧也是显而易见的。生活的窘迫曾使他喘不过气来，学校严谨枯燥的教学又使他无法忍受，最终他在法国三年，并未获得学位，还因为参加游行和没有学分而被开除学籍。当然最令他倍感煎熬的还是施绛年，虽然他并未认真履行对施绛年的承诺，但不可否认，施绛年确实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戴望舒在对施绛年的思念、担忧、怀疑、恼怒中，痛苦地度过了两年半的法国时光。
上海之三：新婚和《新诗》
1935年春天，戴望舒一回到上海，就匆匆直奔松江，要去施家探个究竟。
在法国期间，施绛年的逐渐冷淡和移情别恋的传言令诗人难以承受，当他来到松江，施家父母不住的道歉证明了一切。原来施绛年在戴望舒去法国一年之后，便爱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而施蛰存因为一边是好友、一边是妹妹，左右为难，同时也因为希望老友完成学业，而对他隐瞒了事实。戴望舒一气之下，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耳光。至此，戴望舒与施绛年的爱情宣告彻底终结，两人登报正式解除了婚约。
在法国时，戴望舒已预料到了这一切，对爱情也逐渐死心，因此回国得知真相后，戴望舒虽然因为感到被欺骗而恼怒，但却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心痛。而周围的朋友们也尽力陪伴和安慰他，使他的情绪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在众人欢聚时，戴望舒会突然陷入伤感，但却并未做出冲动的举动。
有一天，戴望舒的好友穆时英对他说：“施蛰存的妹妹算得什么，我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我给你介绍。”穆时英和施蛰存、刘呐鸥一起，被称为“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他对戴望舒的才华十分钦慕，在戴望舒处于失恋的痛苦中时，便打定了主意，要撮合他与自己的妹妹穆丽娟。
穆丽娟生于1917年，那时刚刚十八岁，正处于美好的少女年华。受到哥哥的影响，她颇喜爱文学，对诗名卓着的戴望舒更是满心仰慕，时常到戴望舒住处，帮助誊抄文稿。面容姣好、知书达理的穆丽娟很快便吸引了戴望舒的目光，戴望舒每每约她跳舞、看电影，她也从不拒绝。戴望舒第一次真正获得了爱情的乐趣，不久二人便坠入爱河。相比于施绛年的忽冷忽热，穆丽娟却是以百分之百的热情来向戴望舒发出爱的讯号，戴望舒怎么可能不陶醉于其间？
到了1935年底，戴望舒便委托杜衡向穆家提亲。当时，穆丽娟的父亲去世不久，她的母亲则是一位开明的女士，和孩子平等相处，因此便根据穆丽娟的意愿，同意了婚事，并确定了婚期。
次年5月，戴望舒的父亲戴立诚不幸因脑出血去世，但到了7月，三十一岁的戴望舒与十九岁的穆丽娟的婚礼还是如期在上海新亚酒家举行，徐迟和穆时英的妻妹分别担任了伴郎和伴娘。
婚后，戴望舒一家搬到亨利路永利村30号居住。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一楼是书房和客厅，戴望舒夫妇和他的老母亲住在二楼，三楼是杜衡的哥哥居住，他搬走后，叶灵凤夫妇住了进来。
这或许是戴望舒生平最为快乐的日子。爱情的美好让他写出了“而我是你，因而我是我”，他所表现的正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互相交融而不可分割的爱情，因为有了爱人的存在，自己的存在才变得有意义起来。这是对爱人和爱情的极高的颂词。
写作之余，戴望舒的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文艺沙龙，文学家、艺术家们都非常乐意到他家来聚会，围坐在大桌子旁，高谈阔论。也有很多时髦的女士来拜访，多是文艺家们的崇拜者，或文艺圈的新秀。男主人的文艺修养和女主人的热情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一时间，戴望舒的家里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有时因为客人太多，主人甚至开起了舞会。闲暇的时候，戴望舒夫妇便相拥着出去散步，或者去看场电影。那时戴望舒的心是如此安宁，他全心享受着爱情带来的欢愉，享受着大上海的繁华和时尚。
在这段时期，戴望舒的译作不断问世，西班牙之行的系列游记散文也陆续发表出来，但诗歌创作的数量依然并不乐观。从新婚燕尔到逃往香港，诗人总共只写了七首诗，可喜的是，这些诗歌都展现了戴望舒新的艺术追求。戴望舒渐渐把东方和西方的诗学融汇起来，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终于在戴望舒的作品中融为一体。第三本诗集《望舒诗稿》也在1937年初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这本诗集基本算得上是《我底记忆》和《望舒草》的合编本，附有《诗论零札》和《法文诗六首》。在编《望舒草》时，被割舍掉的《雨巷》等诗歌又重新收录进来了，这或许是因为戴望舒已经获得了安定美好的爱情，而过去曾令他痛彻心扉的“绛色的沉哀”、“天青色的爱情”，他也已经渐渐能够去面对了。
而戴望舒不仅仅是把东西诗学融汇起来了，他更希望能够把南方和北方的诗歌真正统一起来。中国诗歌历来有分“南派”、“北派”的传统，到了20世纪30年代，依然如此。当时的“北派”，主要是“新月派”、“后期新月派”，包括卞之琳、何其芳等；“南派”则以“现代派诗群”为主。两派之间时常会有一些关于诗歌的争论，为了把双方统一起来，使这种争论变成良性的、有益的争论，戴望舒拿定了主意要创办一本专门的诗歌刊物。之前，戴望舒曾经主编过一本《现代诗风》杂志，在那本杂志上，中国“现代派”诗人们第一次集体亮相了。然而那本杂志实际是施蛰存策划的，戴望舒是后来才参与进来，主编一栏最后用上戴望舒的名字，更多的是希望靠他在诗歌界的影响力，邀集成名的诗人们参与，并引起读者们的关注。这次则不同了，一是要整合南北诗歌，二是由戴望舒真正主编。他把编辑部设在自己家里，由卞之琳、冯至、梁宗岱、孙大雨和他本人担任编委。他拿出一百元作为开办经费，徐迟和纪弦也分别拿出了五十元，就这样，《新诗》诞生了。1936年10月，第一期《新诗》出版，立刻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直到1937年8月停刊，其间共出刊十期，发表诗歌四百余首，译介了许多欧美着名诗人的作品，还有一些文论。
编《新诗》的过程中，因为不认同左翼作家提出的“国防诗歌”，戴望舒认为一首诗，首先必须是“诗”，“一首有国防意识的情绪的诗可能是一首好诗，唯一的条件是它本身是诗……但是反观现在所谓的‘国防诗歌’呢，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脚韵的浅薄而庸俗的学说辞而已”。这样，诗人便遭到了左翼作家们的讥讽和攻击，但他始终坚持了自己的诗学立场，毫不妥协。而《新诗》也并未因此对左翼诗人关上大门，戴望舒看重的是诗歌质量，因此像艾青这样的左翼阵营诗人能够多次在《新诗》发表作品，戴望舒的胸襟，由此也可见一斑。
以往来到上海，戴望舒或囊中羞涩，或事务繁多，总是处于动荡漂泊之中，且又为情所困，因此并未能够仔细感受上海的华彩。这次则不然，身心安定的戴望舒终于真正享受了上海的都市风情，此时的他生活平静安乐，爱情美满，新婚燕尔，自然能够全心投入到生活中，体味生活的甜蜜。但在安乐之中，诗人并未放弃他的事业，他主编的《新诗》正式发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文本。
香港：炼狱
然而安乐的时光总是不能长久。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攻击，许多大城市都先后被侵占，作为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日本人垂涎已久，自然也不能幸免。
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
日本人的炮火使得出版了十期的《新诗》不得不宣告停刊。在惨烈的抵抗之后，上海终于在1937年11月12日沦陷。同月，在这动荡的时局中，戴望舒和穆丽娟的女儿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便是戴望舒的长女--戴咏素。
日军占领上海后，在舆论宣传方面实行高压政策，疯狂压制报纸、杂志，不少出版机构最终都只能关门停业，就算暂时还在运作的，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最终，戴望舒只能带着妻儿，于1938年5月乘船远赴香港，同去的还有叶灵凤夫妇和徐迟一家三口。
那时英国与日本在外交上关系还算良好，因此英国治理下的香港得以偏安一隅，一时国内许多文人如穆时英、丁聪、杜衡、胡兰成、纪弦、叶浅予、袁水拍、冯亦代等，都纷纷奔赴香港。
戴望舒得以成行，一是为寻求安稳，二是受到香港大学法籍教师马尔蒂女士的邀请。马尔蒂女士曾经读到过戴望舒用法语翻译的他自己的诗作，对戴望舒的才华非常欣赏。当她得知上海的时局和戴望舒的处境后，便写信邀请戴望舒赴港避难。
到香港后不久，戴望舒一家便从暂时居住的西环薄扶林道学士台，搬进了马尔蒂女士所住的花园洋房，这洋房的名字叫Woodbrook Villa，戴望舒便把它译为“林泉居”。这里背山面海，绿树成林，旁边又有小溪流水，对戴望舒来说，这样的环境是再好不过了。后来戴望舒所写的《过旧居》和《示长女》中，“旧居”和“安乐的家”指的也正是这“林泉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