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郁彬
日寇占了北平以后，我们生活很苦，常吃窝窝头、白薯。当时，伯谛（我的老伴，原名王西徵，字伯谛，参加革命后改名纪新，共产党员）在燕京大学教书，又在辅仁大学兼课。
我恍惚记得，当时有位警察姓赵，他为了掩护伯谛顺利进城，将其改名元浩。后来伯谛老了，就自名为“元浩老人”。
伯谛进城（进西直门），一方面到辅仁上课，另一方面找何大叔（即何万生，地下工作者，党外布尔什维克。后被日寇逮捕，壮烈牺牲），联络去解放区（晋察冀边区）。
忽然有一天，伯谛进城，一夜未归。次日就是元宵节了（1943年元宵节）。他回来买了元宵，还有牙膏等日用品。我和孩子们都感到奇怪。这天晚间，他约来燕大的几位靠近的朋友，对大家说：“明早我就走了，可能往南方去。”我和孩子也莫名其妙。我问他路上你住在哪？他答道乡村住。我就更糊涂了，没有往下追问。他这是保密！这天晚上，元宵也没得好吃，我们都哭了！
次日，他和我们分别了。悦子（当时10岁的大女儿）小辫也没顾得梳，散着头发，急忙跟着爸爸跑到清华园车站送别。她一边跑一边哭，又哭着跑回来。
为了能和何大叔联系，不久我们就从燕大附近的枣树院搬到城里，住在于澄宇先生家的院里。何大叔常来常往，到于家小屋密谈。他表面上做敌人军分会工作，暗中做地下党的工作。他是联络交通员。
伯谛音信隔绝，偶尔捎来生活费，都由何大叔转交给我。后来我们一家人到晋察冀边区团聚，才知道元宵节伯谛走后的情况。他到保定下了火车，是刘忠（地下交通员）的儿子接他，到了蛮子营，当天夜里就过封锁线，他连饭也没顾得吃。到了晋察冀边区，伯谛先在联大工作。1943年6月27日，组织上决定我们娘儿四个投奔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这天夜晚，何大叔跑来跑去，累得他汗水顺着袖口流到手背，往下滴答。他再三叮咛了一路的接头方法和暗号，唯恐我们记错。这天晚上很紧张。次晨，院里的人全没起来，我们娘儿四个就早早准备，吃了点烧饼，每人都穿着蓝布褂，拿了个小包袱，丢下家，头也没回。就这样去了！
到保定下了火车，我领孩子分别坐了两辆三轮。到了蛮子营村口，果然有一位老头手拿芭蕉扇，坐在村口等我们，向我们打招呼。到了村里，不大工夫，刘忠回来了，相见很亲，如同家人。晚上，在村里常常换地方住，有时还登梯子，越墙头，再换另一家住，为的是不让敌人发现。
住了几天，开始80里的夜行军，老乡背着小惕（当时4岁的小女儿），大家冒着细雨，冲过敌人的封锁线。那天晚上，有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掩护。穿着土布衣服，头上缠着毛巾、腰里挎着盒子枪的武工队员给我们引路。看他们一个个英武气概，好不威风！有他们一路保护，我们就能冲破黑暗，奔向光明！一夜急行军，凌晨到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见到了杨成武和张大中、区萍（现名安捷）几位同志，真比亲人还要亲！
休息几天，又开始五天的行军，过沙河、唐河，到了边区政府，住在南湾。聂荣臻、姚依林等各位首长还准备了好菜好饭招待我们。给伯谛打电话，他从联大赶来。党的指引使我们全家参加革命，又在革命根据地团聚。
从边区政府到联大不久，恂到边区中学学习。从联大到边中，要跨涉200多里路。
忽然一天，李大叔小声和伯谛说：“鬼子要‘扫荡’了，得转移。”这时，阜平的枣已经红了，满山遍野都是红晶晶的大枣。老乡们忙着坚壁粮食、锅碗等，什么也不让敌人得着！连个人影也让敌人摸不着！
有了情况马上转移，深夜吃不下去饭，就用小手巾包上点小米饭，带在身边，留着中午吃。夜间常常是和衣而卧。
一次大雨天，住在桑铃沟，房东是妇救会主任。同志们挤在一间房里，炕上地下全是人。夜里没有灯亮，下地就会碰着人。妇救会主任给同志们烤淋湿的衣服，烤一件又换一件，柴火不多了，哪里会烤干呢。这一天做了八锅小米饭，炕烧得很热。
后来又转移到一个村，村名叫“大油瓶”，住在老乡家里。我们走得又累又饿，因为弄不到粮食，只煮的萝卜和倭瓜，又香又绵。
在山头上转来转去，天气渐渐冷起来。领导决定，叫我们转移到大黑山，又名神仙山，这在阜平一带是最高峰了。傍晚，清华、老安、陈玉和我们一家人，上到半山腰，因山路崎岖，实在难以攀登，到山顶已是拂晓了。
一个三面有矮墙的羊圈，就变成我们的“家”了。这座大山，是个坡形，好似房顶。我们割了些草和玉米秸，就在山崖下面搭了个窝，草铺在地下，玉米秸搭顶，谷草捆当门，顺着“门”边还流着细细的小水。羊圈之中一灯如豆，大家就睡在这儿。后来，伯谛一个人睡到看青老乡住过的小屋里。
时值隆冬腊月，可是大家不畏严寒，不怕艰苦。每天黄昏，野狼嚎叫，雪地上全是狼爪印。有一天，老安去背水，碰上狼也在那里喝水，老安没带武器，只好飞起水瓢打过去，狼跑了。我们深夜在大雪覆盖的梯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狼也没吃了我们。饭食，有什么吃什么，主要是玉米、小米，有时还能吃顿面片，偶然改善生活，包萝卜馅饺子。没有擀面棍，就用拧羊毛线的拨拉锤擀皮。老安一喝热面片汤，顺着脸往下流汗，越吃越高兴！就连四岁的小惕也不哭哭啼啼了。这里山高，空气稀薄，有时柴火点不着，饭也不好熟。我们就翻到另一个山头，弄来干柴烧，总算把饭做熟了。
我们在这一带打游击，住过龙王沟、结伴沟，还住过老君堂。有一次行军，警卫员梁清华保护我们，我抱着小惕坐在驮鞍上，骑着马走着走着，觉得绳子疙瘩硌得慌，伯谛从他的马上下来，帮我们捆绳子。就在这时，他那匹老马滑下山崖，摔死了。如果他不下来，就连人带马一块儿下去了。
我们在神仙山上打游击，整整有一个多月。有一天，我们遥望高空，忽然发现一架敌人飞机，屁股后面直冒烟。后来才知道，“扫荡”边区的日本鬼子滚蛋了。
李大叔通知我们下山，住在河西。不几天过新年。每人二两羊杂碎，还有萝卜。房东桂胭脂的爸爸准备过春节，拌的绿豆芽，还送给我们一盘。大家吃着说着笑着。残酷的反“扫荡”终于结束了。
次年（1944年）3月间，组织上考虑今后日本鬼子还要来“扫荡”，决定把我们老幼送往延安。伯谛还留在边区政府工作。恂和我们一块走。
3000里的长途跋涉，晓行夜宿，有时夜间行军。途中骑骡子，有时徒步走。陈凤桐是领队的队长，同行的还有宋老（宋劭文的父亲）、老阎、王成周、周平、李依、阮若琳、阮崇武、郑汝志、郑汝忠、包建章、张秀英、小韩、小傅、小田、小安等同志。还有四个交通员，两个打前站，两个紧跟随，领着我们绕着敌人的据点行军。交通员里有两个老王。其中一个，我们管他叫“好老王”，其实他也很凶，手里老拎着一个小筐，上面盖一块破抹布，小筐里装的不是吃的，而是对付敌人的手枪。另一个，我们管他叫“坏老王”，其实他并不坏，只是有点脾气。一路上长途跋涉，他们保护我们真是千辛万苦！事隔几十年的时光，我还常常想起他们的面孔。没有昔日的艰苦奋斗，哪会有今日的幸福生活！
每逢上山时，陈凤桐走在前面，他走得不紧也不慢，大家跟着他走，不累得慌。有时，转盘道，过悬崖，很惊险！我就下了骡子，徒步走几十里。小惕和仙玲骑一个骡子，恂跟在后面，保护他们别摔下来，一路真是辛苦！
有一天，气候寒冷，还下了雪，夜里要过滹沱河。李依第一队过河，她写回来一个纸条说：“老潘来例假，别河，最好叫人背。”我鼓起勇气自己过河。别的人还不好意思，不脱裤子。我不管那些，脱了裤子，上面只穿棉袄，就进冰冷的河水里。因为河底全是细泥沙，不顺河道，就会陷下去，很危险。还要过一道又一道小河岔，不是过一道河就完了。老乡背着小惕带路。河水很深，尽管背包背得很高，底还是湿了。雪后河，冰凉刺骨，冻得直流清鼻涕！一夜才过完滹沱河。
同蒲路是敌人的封锁线。过同蒲路前那天晚上，大家包饺子吃，改善伙食。我不料得了急性肠炎，一晚上大便11次，也没药吃。这天晚上还要继续行军，我虚弱得三步一走，五步一歇。14岁的恂儿搀扶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后来，他让我先在村里歇下，再来接我。我还是挣扎着和大家一块行军。这天晚上，正是敌人从山下路过。我们一连翻了五个山头，却不见敌人的踪影。下了山，进了山沟，大家才喘口气，痛饮清泉之水。我也顾不得拉肚子，喝了泉水，真是神了，从此肠炎止住了。一夜紧张的行军，大家都疲倦不堪！到了村里，谁也没吃小米饭，只喝点米汤就睡了。
小长征的路上，既有苦事，也有乐事。常青的松柏，遥望一片翠绿。野鸡在草丛中叫着，羽毛非常美丽。路上还遇到野猪。山西一带，有甜馅的烧饼，当地老乡叫“裹馅”，挺好吃。还有一种粉汤，米粉、羊肉丝、鸡蛋皮丝、精汤，味道挺美。主食是荞麦面、小米、土豆，山西人会做荞面、荞面、荞面卷，能做出好些样来。没有什么调料，就泡酸菜汤，挺好吃。但是不能吃多了，吃多了胀肚。那里山高严寒，土豆长得又大又面又甜。潮湿背阴的山地，还长一种“地皮”，黑色，绿木耳一样，也能当菜吃。只是太阳一出来，它就蔫巴了。
行到晋西北，军区司令部招待大家吃好菜好饭。休息休息，又接着行军。本打算翻过山去，继续前进，不料登上山头，寒风刺骨！只好住在山上一个村，叫“岗沟”，人家不多。
崞县是游击区，满山遍野长梨树。夜行军，“月照征途”。两位交通员照例前行探路，看有没有敌情。我们停在半路，等候消息。不多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后面两位交通员说：“可能登翻地雷了！”附近村里的狗也叫，人也喊，大概有情况了。我们这时候的想法：如果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跳崖！四岁的小惕也低声问我们：“是日本鬼子吗？”只是小安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还在笑。不多时，探情况的交通员回来了，原来村里放哨的，当我们是日本鬼子呢，扔了一颗手榴弹！所以村里人声嘈杂，狗叫不止。等我们进了村，老乡说：“原来是自己人呀！”这一场误会，一场虚惊，说明彼此的警惕性都很高！一夜过去，天将拂晓。老乡慰劳我们20斤梨，皆大欢喜！
到了兴县，就到黄河边了。黄河的水又黄又混，像黄泥浆似的浊浪奔腾。这天行在黄河边，仙玲骑在骡子上，小惕在同一头骡子的屁股上骑着，不慎就会掉进黄河，很危险！恂跟在骡子后边，托着小惕，真是辛苦！后来，用布缝了个兜，兜着小惕，避免掉下来。过黄河，有大木船，人、骡子、行李都上船。有撑船的，也有拉纤的。他们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破裤子，浑身风吹日晒，黝黑黝黑，只有老艄公的胡子又白又长。他们的水性好，有人会踩水，把东西顶在脑袋上，踩着黄浪就过了黄河。我们“不到黄河心不死”，延安在望了！
过了黄河，就到了陕甘宁边区。经过葭县、清涧、米脂、到了绥德，休息几天。长途跋涉，鞋没有磨穿，衣服倒破了，缝缝连连，没有线用。同志们说：“学会纺线，得糟蹋半斤棉花。”我想，这怎么办？于是，从恂的被里边寻出一块旧棉花，学着纺线，用纺车摇啊摇，居然学会了！很高兴！
这一天是1944年6月8日，再过两天就要到达目的地——延安了！整整三个月、3000里的小长征，我们终于坚持到胜利了！
我们住在杨家湾，总政干部招待所。山上山下都是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远看就像是高楼依山而建。我们住在山上一个老窑里，一个窗户一个门，里面有土炕，土炕上搭的木板床，住在窑洞里冬暖夏凉，真是好！比我小时候住在沈阳的破屋里，冬天墙上挂满了厚厚的霜，真是幸福多了！
初次见面，同志们对我们很关怀，很团结，非常平等，非常民主，就像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经过大家讨论，给我由大灶饭改为中灶饭；缺衣服，多发给我一件。中灶饭的伙房在山下，每顿饭有人挑着两个桶送上来，再给我们盛到盆、碗里。老赵头专做小孩饭，每次到开饭时，他就喊：“小孩开饭了！”
到延安不久，过中秋节。中央组织部宴请从晋察冀来的同志们。这天，听说彭真同志的身体欠安，由张洁清同志相陪。
成仿吾同志知道我们来到延安，特地来看望我们。他还关怀地问我：“在这里住可以不？如果不习惯，可以搬到别的地方（指交际处）去住。”我说：“很好，很好！就住在这儿吧。”后来，我领着小惕，常常去看望成仿吾同志和他的爱人。他们住在杨家岭。
组织上非常关心对孩子的培养教育。恂到延安中学学习，住在桥儿沟，一礼拜回家一次。悦到抗小，在小砭沟，韩作黎是班主任。
到延安不久，我们就参加了大生产运动。纺线、种菜、拧毛线、织毛衣、缝军装……什么活都学会了。纺车很多，一人一个，都会纺线。有的女同志，一边纺线，一边唱歌，哄着孩子，真有个乐趣！李月金自动借给我四两棉花，鼓励我学纺线。开始我没信心，怕纺不了头等线，只好耐心学着纺吧。一天到晚，纺车嗡嗡地响，越纺越有瘾，晚上点起小油灯，还在窑洞里纺呢！
头一次去卖线，李世民和我一块，路上她说：“潘大姐，你纺的线一定是头等的，我这次纺的许是二等的。”我还不相信，结果她说对了！我刚学会纺线，就卖了头等，信心增强了。用卖线的钱再买回棉花继续纺。后来，不知谁发明的，在纺车上安上个加速轮，只要转一下就能抽出一根线，比过去快多了！大家纺得更欢，劲头更足！
种菜，种茴茴白（洋白菜）、西红柿、萝卜、土豆、倭瓜。自己在山坡上创块荒地，从厕所里掏粪积肥，到山下往山上挑水，或用桶提水，用盆端水浇菜。这里山高，吃水、用水都很困难。每天用骡子往山上驮水，有时把骡子累死了。我为了节省水，有时用雪化水做饭，还上了黑板报，受到表扬。我还把节省下来的灯油给有吃奶孩子的妈妈，晚上好用，也受到表扬。
因为水很困难，打开水有一定的时间。烧开水的老杨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老长征”，工作认真负责，大公无私。有一次，何英不按时间去打开水，气得老杨把她的水壶仍到山崖底下去了。进北京以后，听说老杨在中南海工作。可惜没有和他再见面。
每到礼拜六，全家团聚。恂从延安中学回来。我到延河对面，买来羊肝、羊肺等，给孩子们做点好吃的。小惕的脸红红的、圆圆的，就像西红柿一样。恂还给她编写了看图识字课本，教她认字。恂也学会纺线，在寒假里纺了一斤头等线。过年时，恂还做了一个走马灯，上面贴几个戏里的人，转起来挺好看。同志们都来看走马灯，有的还抱着小孩来看。又热闹，又高兴！
1945年11月1日，恂在延安中学入了党。我们全家都感到无上光荣！
到了冬天，气候很冷。公家给我们发木炭取暖。这里的木炭很好，在炭火盆里点起来，红彤彤、暖洋洋的。木炭渣和成煤球，还可以做饭。
中央党校礼堂有时演平剧（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大名府》等等。我们全家最爱看戏。毛主席也常去看戏。我们既看了戏，又光荣地见到了毛主席！每次看戏，悦总往前边坐在首长席。有一次，遇见周副主席，他见了小惕，还把她抱起来坐在膝头，送给小惕一个烟盒玩。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宝贵的烟盒！
1945年8月15日夜晚，传来了惊人的喜讯——日寇无条件投降！整个延安城就像开了锅一样，锣鼓齐鸣，口号震天，到处点起火把，就像一条条火龙在延河两岸飞舞。有的人把草垫子也点着了，连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油都点了火把。扭秧歌，放鞭炮，狂欢竟夜。第二天，杀猪大会餐，山上山下摆了很多桌丰盛的菜肴。八年艰苦抗战，牺牲了多少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了！
1946年2月1日，旧历除夕。早上，刚打来黄米饭，还没等吃，就听窑洞外面有人一边跑、一边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大家一窝蜂似的跑下山去，果然有一辆汽车停在路边。一打听，原来毛主席是来探望关向应政委的病情。等了一会，毛主席从远处山沟里走来了。我们这一群男女老少迎了过去，夹道欢迎。小孩一边跑着、一边欢叫：“毛爷爷！”毛主席从我们身边走过，向我们微笑、招手；他坐进汽车以后，还隔着车窗向我们招手！我们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和毛主席握手，向毛主席拜年。事后想起，后悔莫及！更何况我们不久就要离别延安了。
这年春天，延河解冻，柳树发青。抗战胜利以后，不少同志又从延安回到前方。张家口、宣化解放了，成立了察哈尔省政府，伯谛调到察哈尔省政府工作。组织上让我们准备回宣化，和伯谛团聚。4月初，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告别了艰苦奋斗、团结友爱的同志们，又踏上了漫漫征途。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就发动内战，猖狂进攻解放区。
我们从张家口、宣化撤退，到蔚县的桃花堡暂住。因为前方的伤员运到这里，桃花堡就成了慰问站。我们参加了抢救伤员的工作。
没有医院，药也很缺，医疗非常困难。有的伤员伤势很重，悦和惕就给伤员喂饭、喂水、按脓血、接大小便。有一个名叫王奇的重伤员，流血过多，没有止血针，伤势恶化。小惕喂他葡萄，刚送到嘴边，眼看着他停止了呼吸！他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生命，烈士的英灵永垂不朽！后来，每年到了清明节，我们必献花圈，祭扫烈士墓。
初秋时节，我们又转移到涞源县马跑泉村。据传说，昔日杨六郎从此经过，马蹄子刨出来泉水，故名马跑泉，传为历史佳话。一进村，果然看到泉水清澈，川流不息，冬天还冒热气。泉里有鱼。这个季节，已是“霜叶红于二月花”。梨、桃、李子、柿子都结了果，景致很美。至今我还保存着马跑泉村画的风景写生。这里的老乡很骄傲，说自己村子是“全果木、全菜”，样样齐全。可是，却不认识西红柿。我从延安带来的西红柿子，给武成周种上，长得很壮，结了鲜红的柿子。他一边吃一边咂吧着嘴说：“吃一个一天也不渴！”就这样，西红柿传到全村。后来，武成周和他的老伴周富贵叫我们孩子认他们“干爹”、“干娘”，可亲近哩！
我们住傅荣家的房，住得久了，相处如一家人。傅荣见悦从学校回来，就到园子里摘下鲜红的李子，用衣襟兜着送到我们屋里。我做了月饼，也给傅荣送去。有一天，傅荣在泉边炸果子（油条），伤员们来围观，有个伤员问另一个伤员：“这玩意儿怎么吃！”那个伤员答：“人家都是先咬肚哩！”逗得我们都笑了。
老乡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准备过年了。家家户户推磨磨细玉米面，发了以后对上碱，里边还放上馅，在小铁铛上烙成饼，叫“黄”，做得很多，留着过春节吃。也有大米饭。菜是“条子”、“片子（就是萝卜条和萝卜片）”，或是肉汤白菜加点粉条。每户都送给我们“黄”，真是应接不暇！这一来，主食很丰富，吃也吃不完！我们也做饭菜，请村里年老的乡亲们来吃年饭。真是热闹极了！
前方下来的伤员，陆续转移到马跑泉。重伤员住在北城子、南城子，马跑泉住的是轻伤员。后方医院、汽车队都住在这里。我们到天齐庙去慰劳伤员，带了一条纸烟，还给伤员喂饭、喂水。有的轻伤员还在担架上唱着歌，真是革命乐观主义！我们和伤员们每天都生活在一起，泉边、地里、我们住的屋里，谈笑风生，如同亲人。有时和伤员们一块到地里捡花生，煮熟了共同吃，别有一番乐趣。有个伤员名叫牛克昌，还会做小胡琴，做得很精致。
汽车队里，有三个日本人，中国字写得很好。还有两个苏联人，年纪大点的叫“干巴拉金”，年轻的叫“阿料”。这些外国司机，也和我们相处得很熟。小惕和汽车队的叔叔们天天在一块，浑身都是汽油味。
为了慰问伤员，配合村里的土改，赵医生和孟校长领导排戏。先演《白毛女》，孟校长饰杨白劳，小惕能演全部的白毛女，有时李宝金演后部白毛女。第一次演，一个小庙台就是舞台，一把二胡，再用一把梳子，上面绷上薄纸，用嘴一吹就当口琴。老乡和伤员们就站在庙台下边看，剧终了，夜深了，大家还不想走。后来，又到北城子、马庄去演《白毛女》，老乡们最喜欢看小惕演。有些乡亲一边看戏，一边流下眼泪！他们还演出过《宝山参军》、《四女拜寿》、《大花碗》、《三个护士》、《四个伤员》等剧。伤员和村干部都参加演出，演得挺好。悦演刘多莲，小惕饰护士小李。
赵医生看护、治疗伤员很尽责任，还给老乡治病。武斌是忠厚、善良的贫农，他的老婆流产了。赵医生给她连续吃药，终于病愈。武斌两口子非常感谢，常给他送老玉米。
赵医生和我们也相处很亲，常常在我们屋里欢聚谈笑。他领导排戏，也参加演出。如果戏码不够，他吃完晚饭一会儿工夫就编一出，干劲非常足！有一天，黎明前，赵医生背起被包，和我们分别了。我们在泉边远远目送，不一会儿就望不见踪影了。他临别前还依依不舍地对我们说：“快回去吧！别着凉。”
我们从张家口撤退时，恂随着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转移，后来到了河北省平山县柏岑村。1946年底，他投笔从戎，自动报名参军，没有和家里商量。在军校学习后，先调到晋察冀画报社工作，后来上前方，在二纵队五旅（后改六七军一九九师）做编辑、记者。他到前方时，路过马跑泉，和我们见了面，就匆匆分别了。从此，他跋山涉水，枪林弹雨，经常行军、打仗。
我们在马跑泉住了两年之久。医院的任务完成，伤员都陆续走了。
1948年，我们也要和村里男女老少阔别了。临别时，老乡们都出来送我们，一直送到村口。武斌是村里忠厚老实的贫农，他跟着我们坐的大车，走一程又一程，依依不忍分别！还问我们：“路上有钱吗？”走在半路，我们暂住蔡村岗时，武成周又专程来看望我们，还住了一宿，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又回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北平。
包围北平，开国大典，恂和他们部队都参加了。我们能回到北平，也有恂的一份功劳。可是，他们又奔赴前线，驻守海防，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伯谛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和国务院内务部等单位工作。悦在师范大学，惕在美院附中学习。我操劳家务，支持老伴和儿女们的工作和学习。
建国不久，伯谛和我应邀到中南海，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盛会。周总理向大家举杯祝酒，还和我们碰杯。这一情景，牢牢记在我心中。这又使我回想起在延安看戏时，周副主席把小惕抱起来放在膝头的场面，往日情景，历历在目。
我一辈子没有别的嗜好，就喜欢养花、画画、看戏……我爱花如命，既爱养花，又爱画花。只要看见花，什么忧烦都忘记了。
1956年，伯谛告诉我，郭沫若先生要编写《百花齐放》的诗集，在报刊上广泛征求花名及花的习性。我听了非常高兴！一口气写了好几页信纸，推荐了很多种花的名字、习性，连培育方法我都写了。其中一种就是月光花，被郭老采用。
月光花本不是名花，它白白净净，平平常常，很像牵牛花，只是花朵略大，因为到了傍晚才开花，又名“夕颜”。二弟王促彦早年留学日本，是位农业专家。他在华南农学院任教时，把月光花与白薯嫁接，长出来的新品种又大又面又甜，变低产为高产。由于二弟在农业科学研究上作出成就，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我给郭老写信，作了介绍。
后来，我收到了郭老的回信：
“潘郁彬同志：
月光花，依照您的建议，加进去了。其他各花都有，谢谢您。
郭沫若
一九五八·五·九”
大名人能给我这个普通妇女写信，真是喜出望外！
郭老写的月光花，把我介绍的情况写进去了：
“我们和牵牛花有不少相同之点，
牵牛花开在早晨，我们开在晚间。
乳白色的花朵放出些香味清淡，
叶够肥阔，藤善攀缘，可直上屋檐。
科学家们把我们嫁接在白薯上面，
结出的白薯大如倭瓜，又多又甜。
白薯本以产量丰富而受人称赞，
咱们结了婚，保证着多产再多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