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帅孟奇
舒炜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花，唯独梅花傲霜战雪，给冬季大地送来芬芳，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一
从我记事起，无论是春暖花开或是严寒的隆冬，当我在街头巷尾看到许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抱着、牵着自己的小宝宝嬉戏、玩耍的时候，我总是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有一天，我问祖母：“奶奶，我的爸爸、妈妈呢？”祖母忽然一愣，没有答话，她那严峻的面上，流淌着眼泪。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我的问话会引起祖母的伤心呢？为使祖母不再难过，从此，我再没有问过祖母，只是让这个不解之谜，长时间地隐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1939年初春，日本鬼子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北和华北，武汉失守，殃及长沙。正当我和祖母在艰难的生活路口挣扎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突然见到一位妇人，她约摸40开外，身穿灰色旗袍，外面套着一件蓝色毛外套，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祖母一个箭步跑上前去，拉着这妇人的手，眼泪夺眶而出。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蒙住了，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我听见祖母哽咽着说：“可见到你了，这些年好找你们啊……”妇人也紧紧地握着祖母的手说：“我也正在找你们哩！”说完，抱起我问：“这就是沪子（我的乳名）吧？长这么大了。”祖母告诉她，我已快10周岁了。没等祖母再说什么，她接着说：“我今天还有急事，明天一定到家里去看你们。”接着，她问过我家的住址后，就匆匆地向大街东头走去。我和祖母还呆呆地站在那里，凝视着她远去的身影。回家的路上，我问祖母：“这人是谁呀？”祖母只轻声地告诉我：“这就是我常对你说的，你的干妈哇。”第二天，干妈真的来到我家，和祖母亲密地说了许多悄悄话。此后，干妈又多次来家看我，和祖母说悄悄话。还经常有个卖伞的、给祖母送什么东西的陌生人来我家。他们对我很亲热，每次来都送些食品或糖果，祖母对他们也十分亲切。这个时期，我看不到祖母的愁容，她总是精神焕发，面带笑容，我感到奇怪，便问祖母：“他们都是谁呀？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哇？”祖母说：“他们都是你的伯伯、叔叔、姨妈。”我真疑惑不解，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伯伯、叔叔、姨妈呀？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干妈名帅孟奇，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中心县委书记、湖南省工委秘书长。
就在当年的秋天，在祖母的请求下，党组织决定把我送往延安学习。有一天，干妈兴冲冲地到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祖母并对祖母说：“这次带沪子到‘那边’去的是任作民和他的夫人丁视华，沪子可称伯伯、丁华姑。同去的还有他们13岁的儿子任湘、1岁的小女儿庆庆及侄女任岳。我也到‘那边’去，到了‘那边’我会很好地照顾沪子，您老就放心吧。”果真，几天后，任伯伯来接我了。祖母虽然高兴，但也看得出老人内心的留恋之情。是啊，我是祖母唯一的亲孙女，她老已是50开外的人了，不是为了我的前途，怎么舍得我离开她的身边呢？我也舍不得祖母啊，从我记事开始，只知道祖母是带我、养我的唯一亲人。我拿着祖母给我准备好的一小包衣服对祖母说：“奶奶，我去了，您不要想我，等我学好本事就回来。”祖母强忍着分别时的难过，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出去要听话，好好读书，我就放心了。”“我记着哩。”说罢，就跟任伯伯走出家门，离开了度过艰苦童年岁月的家乡。
跟随任伯伯一家，经过长途跋涉，终于1940年的春节前夕，安全到达了干妈所说的“那边”——革命圣地延安。来后的第二天，我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窑洞前，见到了比我早到几天的干妈，她是作为湖南省的党代表到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干妈一见到我，十分高兴，紧紧搂着我，亲我，我也紧紧地偎依着她，心里美滋滋的。干妈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没等我先开口，就拉着我回窑洞里坐下，开始告诉我急于想知道的事。她说：“沪子，你长大了，该告诉你父母的情况了。那是民国十九年，我刚从苏联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完回国到上海和地下党接上关系后，由党派我到武汉和长江局做地下工作。”说到这里，我好像有些听不懂，马上打断了干妈的话问：“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地下工作呀？”干妈简明通俗地告诉我，共产党是为穷苦老百姓谋利益的，在国民党统治下，共产党不能公开为老百姓办事，公开了要抓去杀头，只有秘密地在地下办好事。干妈的这番解释，使我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她接着说：“当年7月底，我和关向应同志一起到武汉，当时，你爸爸沈绍藩接待的我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我非常激动地连声呼喊着父亲的名字。干妈也很激动地继续告诉我，他们在汉口中山路的一家中西药店的楼上租了几间房子，为了掩护地下工作，把我的祖母刘静、母亲舒亚先，还有不满周岁的我从长沙接到汉口，组成一个家庭。干妈装扮成我父亲的寡妇嫂嫂，是祖母的大儿媳。看起来是一个有老有少的一家人，实际上是当时武汉长江局秘书处机关。爸爸是处长，干妈的工作是书写秘密文件，每天把党中央来的指示抄写好送到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把苏区来的报告写好送到上海党中央。为防止敌人发现，写文件的纸、笔、药水等白天都隐藏起来，抄写用的纸很薄，写的字很小，写好后塞进已挖好洞的肥皂里，有时用药水写在有商标的包装袋、包装布上，或一本书的空白纸上，这些都是在晚上做。干妈还告诉我，当时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同志常来这里开会，大多是边吃饭、边讨论问题。这些要是被特务发现，是要抓去杀头的，所以整天心里都很紧张。我边听边想，仿佛看到了弼时伯伯和爸爸的高大形象，从心底敬佩他们。她记忆犹新地继续讲：“那是同年中秋节前后的一个下午，我和你父亲边玩骨牌边商量工作，突然你从床上摔下地，哇哇大哭，你爸爸把你抱起来，在房里踱步哄着你。这时，他看了看表，赶紧把你塞给了你妈妈，对我说，他马上要去一个客店和苏区来的人接头，晚上12点前回来。可是，当天晚上，我们焦急地等到凌晨一两点也不见人回来，我估计出了事，就赶紧把放在窗台上的花盆端下来，这是暗号，任弼时等同志看不见花盆就不会来了。第二天，我急忙上街打听你爸爸的下落。可是，一天、两天过去了，也没有打听到消息。第三天，我看到街上围了一堆人在看布告，我上前挤进去一看，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定了定神，再一看，果真是用白纸黑字写着你爸爸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枪决。我悲愤交集，强忍着眼泪回到家，并劝慰她们千万不要哭，更不要露半点声色。当时，我们娘仨只有把眼泪往肚里咽。第二天，我们哄骗房东说，老家来电报，有急事要回乡，于是，托房东变卖了家具作路费，我就和你祖母同去上海找党组织，你妈带你回长沙老家。”
干妈这一席话，解开了长期隐藏在我心中的谜，原来，我父亲是为革命、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而光荣牺牲的。后来，干妈为对我和后人进行实地教育，在1986年，我随同她老人家到武汉时，她请武汉市委组织部的同志陪同寻找过当时长江局秘书处的旧址，还请他们查阅了敌档和我党历史档案，更全面、确切地得知我父亲沈绍藩在那次和苏区来的同志接头时，被一个叫宋惠和的可耻叛徒带领国民党中央宪兵三团将父亲抓捕，关押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当时中共长江局关于沈绍藩牺牲经过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他并没有供出自己的住址，同时，他所晓得的几个机关亦未因此发生问题，这证明他对党是忠实的，其牺牲的事实更证明他为党斗争的决心。”1989年，长沙市革命烈士编纂委员会将父亲的革命业绩列入《长沙英烈传》第四卷，父亲和其他千万个烈士一样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死得光荣，我永远敬重他们，缅怀他们。
在得知父亲的牺牲情况后，干妈停顿了一会儿又继续告诉我，父亲牺牲后，她和我祖母到上海找到党组织，祖母在上海继续住机关，掩护地下工作，她被党派往上海浦东区搞工运工作，一面在纱厂做工，一面宣传抗日救国，团结、组织女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可是在1932年也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直至1937年，国共合作才被保释出狱回到家乡湖南汉寿。接着干妈又说：“我到长沙后，听你祖母讲，就在你妈妈带着你回到长沙的当天，你妈就被国民党警察局的人盯上并威逼她在三天之内交出你爸爸和地下党的情况，不交代的话，就要抓去坐牢。你妈为保卫党组织的安全，就在当天夜里，她用剃头刀割破了自己的喉结，悲愤地以死抗敌，献出了生命。可怜的你还扑伏在血泊里吸吮着妈妈的奶……”此时，干妈眼圈红了，哽咽得说不下去，我用发颤的手抱着她，泣不成声……妈妈呀！你死得好惨啊！你怎么能舍得丢下我离去呢？您是被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啊！这时，干妈镇静了一会儿，抚摸着我的头，深情地对我说：“你爸爸为革命光荣牺牲，你妈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而死，你要永远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继承父志。现在，党送你来延安，就要好好念书，学好本领，接好革命的班，将来为人民服务啊！”这语重心长、充满期望的话像一股暖流浸入我幼小的心灵，我生平第一次情不自禁地从心底迸发出人类最美丽的称呼：“妈妈”，扑向了她的怀抱。我感到和妈妈的心在一起跳动，血在一起沸腾，我多么渴望找回我所失去的爹妈啊。她深情地望着我，点了点头，接受了我这个女儿。是的，妈妈也曾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丈夫，有女儿，可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大众的解放，她在1932年被捕入狱后，丈夫得不到她的音信，另组织了家庭，唯一的女儿端一在湖南汉寿县家乡被当地的反动派毒死，才13岁啊。现在一个因革命失去妈妈的女儿，一个为革命失去女儿的妈妈，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相遇在一起，这能说只是一般的母女情吗？不！这是一种被升华的母女爱、阶级情啊！
二
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处处传遍高亢的抗战歌声，洋溢着欢乐。我来延安不久，就被送往离延安25公里的安塞县白家坪保育小学念书，后来升学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和延安中学学习。在这所革命的大家庭里，我得到党的培养教育，饱受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享受着人间的幸福和温暖而健康成长。
在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在长期与妈妈的接触中，妈妈在我心目中是活的榜样，是我最敬重的长辈之一。
妈妈是一位襟怀坦荡、对党赤胆忠心、对敌斗争坚决的真正的共产党人。1932年，妈妈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任江苏省委妇女部长时，因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蹲监狱长达五年之久。在狱中，敌人对她软硬兼施，先是用尽酷刑，给她压杠子、坐老虎凳，往鼻子里灌煤油水，致使她左眼失明，右腿骨折，但她守口如瓶，丝毫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敌人看这手不行，又用欺骗手段引诱，企图打开缺口，进而破坏更多的党组织。妈妈声色俱厉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斥责了可耻的叛徒，她的行为感动了同监狱的难友们，鼓舞了他们的斗志，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她为首的狱中政治犯的领导核心，在这个核心的领导下，团结狱中的全体难友进行了四次绝食斗争，都取得胜利。最后敌人只有判决妈妈为无期徒刑。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才被党营救、保释出狱。妈妈告诉我，这段历史在1944年党中央审查代表资格时，作过“表现坚决”的结论。革命老前辈徐特立曾刊文对妈妈有过这样的评价：帅孟奇同志对党、对人民、对工作的态度都是极忠实的、有经常性的，在革命胜利和失败中的20余年，有如一日，这是她老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她对敌人的态度则是顽强的、机智的，她曾经被捕下狱，敌人用过一切威胁、利诱的方法。她没有向敌人暴露党的组织，也没有向敌人说过失掉立场的言词，受尽各种非刑以致至今成半残废的状态，始终保持了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不屈性、最后的牺牲性……
妈妈和劳动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她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她出身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八岁就开始下地插秧、种田，参加劳动，后来进工厂纺纱、织布，饱尝过劳动人民的疾苦，在几十年的征途中，她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全国解放后，她的职位高了，地位变了，但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她经常对我说：“现在我们进城了，生活好了，但要牢记胜利来之不易，要牢记人民群众的疾苦，要爱劳动，处处要勤俭节约，对孩子不要娇惯，娇惯出不了人才。”她桌子上时常摆着一个七品芝麻官来鞭策自己，她说：“要像七品芝麻官所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妈妈一直在中央工作，但每年都要抽出很多时间到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基层干部促膝谈心，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回来后，将所调查的情况整理成文向中央、向毛主席做书面或口头汇报并提出建议，帮助解决基层存在的问题。有一年，她在广西南宁视察工作时，给我来信，写了一首打油诗。
爆竹一声迎新春，男女社员齐欢腾，
吃罢粽粑备春耕，抢先生产早收成。
僮族姑娘真勤劳，积肥铲草样样能，
田间劳动占大半，插秧堪称好本领。
妈妈有着宽厚博大的胸怀，最大公无私，最痛恶以权谋私。前几年，妈妈已是九旬以上的老人，身体依然健康，头脑清晰。有一次，我陪她漫步在林阴道上，问她：“您老一贯生活简朴，每天都是清茶淡饭，从不吃补药，身体还蛮好，您的长寿秘诀在哪里呀？”她笑着回答我：“秘诀就在于‘心底无私天地宽’嘛！一个人头脑里不要有私心杂念，不去考虑低级趣味的东西。和人家比房大小，比拿钱多少，比职位高低，这样一比较就要给自己增加许多不必要的烦恼，一烦恼势必影响工作，影响健康。”有一年，领导上决定给我提职，调到一个基层单位，可是因为种种原因调去后并没有提职，我有些想不通，向妈妈谈了这件事，她就给我讲了一个邓中夏同志的故事。她说：“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我在上海日华纱厂以做工为掩护，搞工人运动工作，这年三八节宣言，由于工人文化水平较低，写不好，党就派我到沪东区去找一位新来的宣传部长，请他帮助写。一见面，原来是邓中夏同志，我感到奇怪，邓中夏同志已是国际上有名的人士，早就担任过党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为什么还到基层来当宣传部长呢？中夏同志说：‘这是党的需要嘛，党的需要就是重要嘛。’”讲完这段故事后，妈妈对我说：“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工作要向上看，和好的比。报酬、待遇要向下看，这才是好同志，你要学习邓中夏同志的精神。”这一席话真像一把钥匙，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疙瘩。我真不计较什么提不提职的问题了。还有一件事，那是1986年，我陪同妈妈到广州医治她受伤的眼睛。一天下午，妈妈把我和秘书陈双璧及服务员小青同志叫到她房里，严肃地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过一次组织生活，由我来主持。现在国家正在搞改革开放，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你们谈谈学习的感想吧。”当我们每个人都发言后，妈妈很激动地说：“这次沪子去深圳玩了两天，没有给宾馆交住宿费，这是占公家便宜，自私的表现，一定要补上。”对这突如其来的批评，我真有些受不了，等她说完，我解释说：“我住了两天宾馆没有付钱，原因是我带的钱不够，买了一些东西，把钱用完了，我请陪同的同志垫钱交了，回来后，我已如数还给他们了。”妈妈听了解释后，才缓和下来，对我说：“现在社会上就是有些人搞以权谋私、借机用公款游山玩水，贪占国家便宜，这是一种侵吞人民血汗的行为。还有一些人，为自己的子女、亲属‘开后门’升学、出国、找好工作等，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儿女、亲人，而没有人民群众，这些不正之风，我最反对。今天，我再送你八个字：‘继承父志，切勿自私’。”那天晚上，我久久未能入眠，我想，我们党、我们国家多么需要更多的像妈妈这样无私无畏、廉洁奉公的领导干部啊！
妈妈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除养育过我这个烈士遗孤外，还用她那慈母般的心，关照过许多烈士和干部子女，其中有杨匏安烈士的儿子杨志，郭亮烈士的儿子郭志成，黄公略烈士的女儿黄岁就，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陆更夫烈士的女儿黄曼曼，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以及任作民同志的儿子任湘，陈赓将军的儿子陈智非，韩铁生同志的儿子韩模宁等。她都视我们是党的孩子，对我们寄予殷切的期望，这也是她对革命先烈无限崇敬、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对同志无比温暖的体现。
熟悉妈妈的人都知道她一生最爱梅花。确实，她走过的近70年的革命生涯，她那高尚的品格和革命情操，正如同盛开的梅花一样。所以，每当她的寿诞之日，许多老同志、老战友都将妈妈比作梅花来赞颂。1992年，康克清同志送妈妈一幅“红梅”画，上面题词“铁骨红心”，李坚贞同志曾赠诗一首：
山中无花必严寒，只是梅花独自开。
孤岛峻岭战风雪，笑立枝头唤春来。
黄甘英、张文松同志贺词：
莫为衰年志亦衰，霜劫历尽腊梅开。
祝嘏盛会齐称寿，更教雄鸡振翅来。
（此年是鸡年，老人属鸡，生日是腊月）
与妈妈同监的老战友杨克冰同志的贺词：
九十不老颂寿高，丹心铁骨显英豪。
高风亮节人人赞，一般正气冲九霄。
耄年孜孜问国事，关心后代不辞劳。
神州遍地开花时，傲雪老梅丛中笑。
这些热情洋溢的诗句，不正是妈妈一生的写照吗？我有这样一位好妈妈，我真幸福，我真爱她，永远学习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