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相如“客游梁”是梁王第四次入朝时，即前150年下半年。前面已论，相如“客游梁”时当为21岁，生年便为前171年。
3关于目前较流行的几种出生年之辩驳。对于司马相如出生年的推定，主要有生于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76年、公元前170年或169年等数种。
（1）生于公元前179年之辩驳。此论几乎已被作为定论。最早推定相如生年在前179年的是姜亮夫1937年初版的《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司马相如，长卿，成都，60余，汉文帝，初，壬戌，前179”。其后影响广泛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社科院《中国文学史》、朱东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皆取相如生于前179年之说。《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取之相如游梁年代这个关键点来自《资治通鉴》卷十五景帝二年（前155年）下有司马相如游梁之记载：“孝景皇帝二年（丙戌，公元前155年）……秋……梁孝王以窦太后少子故，有宠……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吴人枚乘、严忌，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人司马相如之属皆从之游。”以相如游梁之年为前155年，入仕到游梁为1年计，并依据23岁而傅的制度（这本身就有误，理由见下一段文字），推算司马相如在前155年为24岁，出生年故推敲为前179年。辩驳理由：《资治通鉴》的记述多属经筛选后的汇总之言，其筛选、汇总时并不严守《史记》、《汉书》的系年，仅以《通鉴》景帝二年（前155年）下之文字即可证明。如梁王本传中明明系于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和七年（前150年）的史实，都被《通鉴》纳入景帝二年之下了。又如“每入朝，上使使持节以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真是“每入朝”吗？而至少第四次入朝时梁王本传说：“然景帝益疏王，不与同车辇矣！”《通鉴》中“如吴人枚乘、严忌，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人司马相如之属皆从之游”，此乃追述性的概述，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在前155年同时游梁（《史记》各人物传记也证明这些人并非同年入梁）。故，《通鉴》的文字乃为汇总概述之言，绝非准确的系年，若以此作为考订司马相如生年的依据是绝对不确切的！以至于当今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再赞成司马相如生于前179年之“定论”，并且相如若真生于此年，则在前143年见到卓文君已经36岁，36岁尚未有家室，亦不合乎情理。
（2）生于公元前176年之辩驳。其依据和推论与上同，只是依据新出土的汉简材料将原来的23岁为傅更正为20岁为傅。孝景本纪曰：“景帝二年…男子二十而得傅。”故，以前的学者一致认为此年之前须23岁为傅，此后为20而傅。但1982年开始陆续在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明确记载了汉初傅籍标准：“不更以下子年廿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及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岁……”所谓“不更以下”属于低爵位和无爵位平民，二十岁傅籍。只是景帝二年以后不分等级全部统一为20岁而傅。司马相如父辈从农，不可能有爵位或较高爵位，所以不论景帝二年之前之后，司马相如皆应为20岁傅籍。于是前推3年，认为司马相如生于前176年。辩驳理由同上。
（3）生于公元前170年或169年之辩驳。此论也认为是前150年游梁，前推20年故生于前170年或169年。辩驳理由：相如20岁入仕为郎的过程到升武骑常侍再到游梁之间的时间段被忽略了，或被认定为短短的数月，其间应在1‐2年间方合乎情理。且前169年至前144年梁王卒仅25年，相如若24岁左右着《子虚赋》，若21岁游梁，则又与“居数岁，乃着子虚之赋”亦有所悖。
（二）司马相如卒于孝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夏4月，封禅泰山，大赦天下。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后汉书·郊祀志》：“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禅器以示诸儒，多言不合古。于是置诸儒不用。三月，上车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颠，遂东巡海上，求仙人，无所见而还。四月，封泰山。”《史记》相如本传：“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禅肃然。”前110年前推8年即为相如卒年。
二、司马相如出生地：巴郡安汉，得卓王孙分钱后户籍迁至成都
（一）以其故宅为县名之佐证。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划安汉县地增置新县--相如县，明初省入蓬州，县名存在近900年。《周地图记》：“相如县有相如坪、相如故宅，因以名县（郡）。”《元和郡县志》记：“相如故宅在县南二十五里，居滨嘉陵水，有台名相如琴台，水北有相如坪。”《旧唐书·地理志》记：“相如，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台。”《宋史·地理志》“相如县”记云：“望以南有司马相如故宅而名。”
（二）古诗文众多之佐证。清人王培荀的《听雨楼随笔》：“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梁简文帝萧纲的《琴台诗》、唐初相如县令陈子良的《祭司马相如文》、唐人李商隐《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明人卢雍《谒长卿祠》等等。
（三）古迹众多之佐证。今蓬安县锦屏镇、利溪镇，西南方位的高坪区江陵镇等地有相如宅、相如故宅、相如故墅碑、相如井、相如坪、相如琴台、慕蔺山、相如里、洗墨池、文君里、卓剑水、琴台寺、长卿祠、相如诗碑等。而成都、茂陵相关古迹却少之又少。
（四）《史记》以自叙为传和后世补文之佐证。刘知几《史通·序传》云：“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司马迁作史记以相如自叙为蓝本，既“蔑尔无闻”，又何来“蜀郡成都人也”？而太史公原本的《史记》，在后世屡有补文，“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但现在看到的任何版本，字数都远超这个数，比如《司马相如列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司马迁死后几十年扬雄才出世）、司马迁亦死在钩弋夫人之前，但《史记》照样写了钩弋夫人的死……这些都是后人所加。我们来看两处“归”“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两处的“归”后都写家境，前者没说“归”哪儿，后者却多了“成都”，此“成都”二字，也当为后人所加。至于开篇的“蜀郡成都人也”是否也是后人所加，则不重要，因为富有后迁至了成都。结论：司马相如从安汉“以赀为郎”，梁孝王卒后和文君夜奔相如后均是“归”的安汉！那为什么不是少年求学就开始举家落户成都呢？若果真如此，则今之蓬安县境内绝不会有那么多的文君遗迹了，更不会有“卓剑水”、“文君里”。既有文君遗迹，文君肯定住的时间不会短。“慕蔺山”则能佐证相如在安汉学成入仕，因为是学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倘若成都有家，相如几次大起大落之间，两夫妻哪个时间段都绝不会有闲心从成都跑到偏僻的蓬安来住，就不会有文君的遗迹了。相反，在成都的这类遗迹就很少，故，相如应是得卓王孙钱后才在成都置田地并自此落籍于成都：“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三、司马相如生平及主要行迹
前171年，出生于巴郡安汉县，今蓬安县。
前151年，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
前150年，客游梁国。前145年左右着《子虚赋》。
前144年，梁王卒，归安汉。
前143年，文君夜奔相如，与文君回安汉。着《琴歌》二首。
约前142年-前141年，相如与文君临邛酤酒，随后在成都买田宅，落籍成都。
约前140年，天子得《子虚赋》，相如应诏进京。
约前139年，作成《上林赋》，再度为郎。约前138年，猎长杨、游宜春。着《谏猎疏》和《哀秦二世赋》。约前137年-前131年，着《凡将篇》、《郊祀歌》。前130年，出使巴蜀、南夷。着《喻巴蜀檄》。前129年，出使西夷，失官。着《难蜀父老赋》、《美人赋》、《长门赋》。前128年，复官。约前127年-前119年，着《大人赋》、《自叙传》。前118年，病卒，享年53岁。着《封禅书》。需要说明的是，司马相如的创作绝非上面所提到的寥寥数篇，据《汉书》载，其有赋29篇，其余大多佚失，其诗亦亡佚数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