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礼记》论礼之本原，其思维里路与《周易·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宇宙生成论是完全相同的。其所使用之“天地”“阴阳”“四时”“鬼神”等范畴均为《周易》之常用熟语，诸如：《周易》所言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伦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不测之谓神”；“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等等，不胜枚举。此惟“大一”有别于《易》之“太极”。何为“大一”？据《吕氏春秋》知，“大一”即“太一”。《吕氏春秋·大乐》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此与《周易·系辞》之意一脉相承。而“太一”又为何？孔颖达《周易正义》言：“太极，太一也。”可见，《礼记》之“大一”与《吕氏春秋》之“太一”及《周易》之“太极”乃同意而异名的同一哲学认知对象。而“大一”、“太一”、“太极”究系何物？据班固《汉书·律厉志》“太极元气，涵三为一”及孔颖达疏《礼记·礼运》“大一者，谓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气也”来看，《礼记》之“大一”与《周易》之“太极”乃自然宇宙最高实在之哲学范畴。《礼记》以《周易》的宇宙生成论释礼，把礼之起源纳入《周易》之宇宙生成系统，体现了《礼记》对宇宙大化及人道本原的深刻领悟。
其次，《礼记》运用《周易》的宇宙演化学说阐述礼的产生，提出了“礼生于分别”的历史哲学命题。《礼记·乐记》言：“天地尊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矣。”又言：“礼者，天地之序也……序故群物皆别。”此与《周易·系辞》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志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的天地分化论及《周易·序卦》之“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的宇宙演化论是完全相同的。
在《礼记》看来，混沌元气的“大一”时代，是宇宙的初始阶段，在那个时代，天地未开，人物未分，男女未别。正是随着混沌元气“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的分别，随之产生了礼。这是因为，有天地之分别，才有阴阳之别；有阴阳之分别，才有男女之别；有男女之分别，才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之分别，而礼正是产生于天地、阴阳、男女、夫妇、父子等等分别之需要。正因如此，《礼记·经解》言：“礼为大，非礼无以节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属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之自别于禽兽也。”可以看出，以礼为标志的天地阴阳之分别，是人及人类历史的起点。正由于礼的产生，才使人从自然界中区别出来，从此开始了“人文化成”的人类历史，形成了人对自然宇宙的认知和思考。《礼记》以《周易》之天地之分，阴阳之别的宇宙演化论论礼，透视出了《礼记》对人及人类历史的终极体认。
再次，《礼记》运用《周易》的人类起源论论述礼的形成，提出了“礼始于男女”的伦理哲学命题。《礼记·昏义》言：“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礼记·郊特性》言：“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生义；义生然后礼作。”此与《周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故“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的人类起源学说是完全一致的。在《礼记》看来，人与天分别，是人及人类社会的起点，而人与人分别则是人伦初始的开端。而人与人之分别始于男女之分别，没有男女之别，也就没有人及人类历史。
所以，男女之别直接关乎到人类自身的延续及人伦秩序的建立。而所谓男女之分并不是指自然状态下的性行为分工，而是指人类夫妇之伦的诞生。正因为如此，《周易·家人彖》有“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所以，《礼记·内则》言：“礼始谨于夫妇，为宫室，别内外。”《礼记·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事实上，男女之分，夫妇之别，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从此，人类告别了蒙昧，步入了文明，这正是《礼记》礼论的根本精神和本质意义。《礼记》以《周易》的人类起源论论述儒学礼论，把礼看成是宇宙分化、人伦初始、社会文明的结果，为儒学礼论奠定了坚实的自然伦理哲学基础。有鉴于此，《礼记·乡饮酒义》明确指出：“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阴阳，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只有以礼约束社会生活，规范人伦纲纪，才能达到天人合一、宇宙和谐的理想秩序。故《礼记·曲礼上》言：“夫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诉，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从而使儒学礼论得以充实和完善。
当然，《礼记》以易学充实完善儒学，并使易学借助儒学得以弘扬和发展，不只表现在礼论上，其天人学说、中庸学说、大学学说、大同学说等等，无不表现出这一基本特征，因本文篇幅所限，不一一赘述。
三、《礼记》明确了《易》在儒经中的位置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古今公认的儒学经典。然而，正是《礼记》把《易》纳入了儒经之序，明确了《易》在儒经中的位置，从此，儒家经典中有了《易》的名目。
众所周知，在孔子的教学科目中没有《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体现为《诗》《书》《礼》《乐》。《论语·泰伯》言：“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故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故司马迁言：“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荀子虽言《易》，但也没有将《易》纳入儒经之列。《荀子·劝学》言：“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又言：“《礼》《乐》法而不说，《礼》《乐》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荀子·荣辱》言：“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荀子·儒效》再言：“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以上有关荀子谈论儒经之话语均未提及《易》，看来并非偶然之疏漏。
另外，《商君书·农战》亦有对儒经的排序，即《诗》《书》《礼》《乐》《春秋》，惟独没有提到《易》。在先秦子书中，惟《庄子》对儒家经书的名目及其内容之论述最为完备，且将《易》纳入儒经之序。如上所引，《天运》言：“孔子谓老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以为久矣。”《天下》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别，《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然如上所言，《庄子》真伪难辨，其说不足为证。事实上，《易》在先秦只是作为卜筮之书，并没有纳入儒经系列。正因为如此，秦始皇焚书也不把《易》列为对象。《汉书·艺文志》“及秦焚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而不绝”即为证。以此而言，秦汉以前，《易》并没有成为儒家经典。
而为儒家后学公认的儒学重要文献之《礼记》，其有《经解》一篇，假托孔子之语专门论述了儒家经书的排序及其内容，从而把《易》纳入儒经之序，明确了《易》在儒经中的位置，遂有儒学“六艺”之称流行于世。《礼记·经解》言：“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清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正因于《礼记》的倡导，儒家六艺有了《易》之名目。
可以说，《礼记》的出现标志着《易》被纳入了儒学思想体系。于是，汉人论说儒家经书，无一例外地沿袭了《礼记》之成说。诸如：西汉贾谊《新书》将儒学六艺排列为《诗》《书》《易》《春秋》《礼》《乐》。《道德说》言：“《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此之乐者也。”《淮南子·泰族》将儒家六艺排列为《诗》《书》《易》《礼》《乐》《春秋》。《泰族训》言：“温柔惠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辨义者，《春秋》之靡也。”及至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将儒家六艺之序更排为《易》《礼》《书》《诗》《乐》《春秋》。《易》一跃而成为六艺之冠，群经之首。
西汉董仲舒对策之后，汉武帝因其《乐》有谱而无文，故改六艺为五经，设立五经博士，《易》乃为五经之首，被立为学官，随之汉代治《易》之风大起。故班固著《汉书·艺文志》沿承司马迁之意以《易》为六艺之首，群经之冠，并以《易》为诸经之源总结各家学说。其于《易》十三家之后概括道：“《易》曰：‘密牺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翼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焚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而不绝。”于《书》九家之后以《易》总结道：“《易》曰：‘河出图，络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于《礼》十三家之后引《易》总结道：“《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乐》六家之后引《易》总结道：“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于小学十家之后引《易》总结道：“《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决……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并进而在“道家者流”章言：“《易》之兼兼，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在“兵家者”章言：“《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在“天文者”章言：“《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在“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章言：“《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者，莫善于蓍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在“杂占者，纪百事之象”章言：“《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在“数术者，皆……史卜之职也”章言：“《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正因如此，班固在“凡六艺一百三家”之总括中指出：“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在“法家者流”章言：“《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在“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章言：“《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志，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流裔。”如此等等，在班固看来，《易》为六经之源，而六经又是诸子之源，把《易》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从而使《易》又获得了六经之源的殊誉。可以说，从《礼记》到《史记》再到《汉书》，儒学对《易》学的运用达到了普及的程度，而《易》学借助于儒学也得到了空前地弘扬和发展。综上所述，《礼记》对古代易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在中国古代易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