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叫何勇斌，1912年5月6日出生于青岛的一个书香门户。父亲和母亲都是当地的私办学堂教师，因此我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再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要立志于用知识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帮助当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祖国。我的家乡青岛也是饱经被占领之苦，曾先后被德国、日本侵战，在这样特殊的生活环境中，培养了我的爱国情怀。
有了坚定的信念，我在18岁时就毕业于国立青岛大学，不过我并不满足，应该到国外继续深造，完善自己。所以我就去了虽费用高但对我帮助很大的著名学府——美国耶鲁大学继续学习。由于家境并不算富裕，我只能自费进修。我在西式快餐店边打短工边上学，我在美国的时期，就这样不夸张的说，没有浪费一秒钟的时间，很充实的度过，并没有在学习上分心。
我由于从小就喜欢观察动物，所以这次我主攻生物学，以观察动物行为为见长，想让这个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太多认识的学科使中国人重视起来。在我到耶鲁大学之前，有很多优秀的的中国留学生到过这里学习，他们回国之后都为祖国进出了尽自己所能的最大贡献，所以我以他们为榜样，激励自己在艰苦的条件中不放弃走完自己所梦想的道路。
我在1930年8月1日出国，六年之后，我在耶鲁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是给予我那些艰辛付出的最大回报，我达成了自己的梦想。这时，我认为这是该回国报效祖国的时候了。1936年9月12日，经过1个月的航行，我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开始开足生命的马达大干一场了。
在要讲述我回国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之前，我要先说一下这次不容易的回国之路。大概在海上航行了二十天的时候，我们的船遇上了从西太平洋上来的风暴，当时波涛震天，浪如山高，风如尖刀一样袭击着无助的船只。在这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海上风暴的力量，也极为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回国机会，所以我更要在以后的时间努力搞好科学研究，不辜负命运给我的这次不死的机会。只不过，这在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里证明，我不会就此经历一次这样的事故，而下一次这种事故带给我的看似也是老天给我的眷顾，改变了我的命运。
回国之后，凭着我的学历，我顺利地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国立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在这里，我不但可以教书育人，还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地搞我的科研工作。但是，事实往往是比理想要残酷的，事与愿违，这时中国的国内局势越来越不稳定，日本人已经在1931年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地区，看来，野心勃勃的他们离全面侵战中国已经不远了。我是在国内局面动荡中长大的，就算帝国主义者还没有真正霸占中国之前，国内就由于军阀之间的内讧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所以只要暂时还没有危险，我是很适应在这种环境中干任何事的，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这样。
不希望的事情往往会到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司马绍之心，路人皆知”的日本人不能避免的要对中国咄咄逼近了。同年，已经岌岌可危的北平不能具有办学的条件了，所以国立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国立清华大学要合并搬迁于暂时没有危险的长沙，共同建立一所临时大学。长沙是个没有战乱之苦的、在那时期难得的清静城市，很适于办学，也适于人生活，所以出于安全起见，我把家人也安置在了那里，想与我同在一个城市，而至于父母的工作，他们早就退休了，就算还有工作，那也不可能再做下去了，中国即将变为一个火药桶。我有两个哥哥，各有事业，尚小的就还有一妹一弟，跟同父母去了长沙。没想到，只有我自己“丢失”了，这也成了与家人的“永别”。
我没有立即到长沙，而是留在了北平，在那里整理一些科研档案资料，以便带往长沙。我这一留在旧校址的选择后来证明，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选择改变人生，这一点也不假。好的选择铸就成功，错的选择导致落魄，但我也不清楚，这个选择后来带给我的是对还是错？我到现在还不完全明白，就且是有好有坏吧。所以说，暂且只属于大大改变命运轨迹的那一类抉择。
我在整理妥当资料之后，开始启程前往长沙，可就在这半路上，不测发生了。我乘坐的是火车，当时不能从北平直达长沙，需要辗转多个站点，而就在这期间，在半路上其实我已没有了出路，日军在当时恰恰刚占领了保定，这是要到达的站点之一，而我在路上由于当时通讯并不发达，竟然自入虎口。
1937年7月29日北平、天津沦陷，我在这以后一直在颠沛流离之中，好不容易想乘日军没占领目的地之时火速前往，但没想到在几经周折两个月后，我还是避免不了被俘虏的命运。
刚刚达到保定，日军突然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而我在这之前还认为自己的处境很安全，而这样一来我就毫无反击之力的成了俘虏。这些魔鬼就像是从地里钻出来的一样，或许他们也是刚侵占保定不久，虽然具体时间我当时不会知道，而这也说明了我当时时运不济，就必须要经历这些事情似的，恰到“好处”的就与他们碰到了一起。
火车被他们截获、我被他们抓了的事，是发生在1937年9月24日。很容易记清楚，因为我后来在同命相连的人口中得知，那正是保定被占领的一天。我不明白他们是否知道我的身份，反正没有杀了我，我被他们关了起来，同时还被死死的捆绑着。然后我被押到了车上，开始向北走，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是要去哪，不过过后我想明白了，这估计是去他们在东北的根据点，集中俘获起来。这些侵略者在别人的土地上，一时间真是反客为主，行动起来比当地人方便多了，所以经过十多天的颠簸，就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我同其他几个人就这样被送往了人间地狱——法西斯集中营。从此，我开始了一段为期两个月的炼狱式、不可用语言描述的恐怖岁月。
在那里，我刚进去的时候有100多个人，而后又加了不少，所以得有二三百人吧。不过，每天被杀死的、病死的、饿死的多得数不清，至少要死十几人。在那里，人像蚂蚁一样羸弱，那些长的像人的禽兽每天都在做拿集中营里的人做实验、直接屠杀掉等等罪恶的、令人深恶痛疾的、肮脏丑陋的恶行，他们的手段令人发指，我第一次深刻自身体验了法西斯的黑暗。
不知怎地，我一直没有成为他们要杀死的对象，或许我被抓进去以后，他们就把我遗忘了，没有再注意到我，没有使我早早的就结束生命。虽是这样，我也还是认为我的一生就这样完了，我在里面随时随地就有可能被死神招去，我以前所作的努力全都成了徒劳，我的梦想被断送了，我将为那个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这种代价未免对于我太沉重了些，但是我当时又有什么办法吗？跟我住在一起的几个人要设法逃离出去，只不过，这看似毫无希望。挖地道，不可能，一没有工具，二地面是坚不可摧的水泥地面，三是有日军的严密监视，我们无从下手；其他的办法更只是想想罢了，因为我们被关在里面连出都出不去，要是被带出去了，那基本就回不来了，这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没有人会希望失去自己的同胞。这样一来，没有人会想出可实施的办法，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了。
在这里的两个月的艰苦岁月中，我不知不觉中就度过了，或许当时我已经成了看不见任何希望的、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所以很快又一个我生命的转折点到来了。
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但这并不代表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不注意到我，所以大概在1937年11月10日的时候，我和其他五十几个人被带了出去。当时我认定了，这将是我生命完结的时候了，不过也好，或许这是一种解脱，因为在集中营，生不如死。只不过，我又要受苦难去了。他们把我们带上了一艘轮船，这时我明白了，他们这是要带我们去日本服劳役！那样奴隶般的生活，是不会活着回来的，所以我认为我要一去不复返了。永别了，我亲爱的祖国！
我曾想做最后的努力，逃出那些恶魔的毒爪，但是他们把我们关进了一个又黑又暗、又潮湿又封闭的船下舱，不让我们出去哪怕是一秒钟，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逃脱的机会，就像是待人宰割的羔羊，命运完全不把握在自己手中，只有听天由命。
在这场与死神赛跑的航行中，每天都会死人，我估计要是到达了目的地之后，所剩下的人连半数都保不住。我觉得日本人这种做法很可笑，没觉出这样很没有效率吗？或许，他们并不急需人手，就算有损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要的只是折磨一些同类，从中获得不可理喻的满足感。或许，只有人类才会出现这样病态的心理，我在此就暂且称他们为“人”吧。最后，在航行了十多天后，已经只剩下了二三十个人，我认为他们会白跑一趟。不过过后的事实证明，他们把自己也赔进去了。这样一来，这次航行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除些害。在这次“地狱航行”中，因病、饿死的人每天增加，不过现在即将发生一件事故，使这一船上人的命运都改变了。
我当时被关押的地点在沈阳，随船起航的地点在大连，但我不知目的地是日本的哪座城市。十多天后，航行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了，应该到达了与朝鲜半岛垂直的方位，在北纬32度至东经127度上，不过，我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这只是估计。
就在这时，船要越过朝鲜半岛的时候，海上起了风暴，船舱摇晃得厉害，所以我凭上一次经验得知，这是风暴蹂躏船只所表现出来的情形。至于这风暴从哪里来的问题，我认为是东面的太平洋上刮来的，正把船向反方向——西边刮，这我通过船舱的摇动方向上就能知道。要是真是太平洋风暴，那威力就有可能摧毁这艘船，这样的话，算是老天开眼了吧。
没刮多久，这船已经失去了控制，随风震荡，我从甲板上日军失魂落魄的叫喊中感到了什么叫做绝望，罪有应得啊。突然，只感到如天崩地裂般的巨大响声从船上传来，紧接着伴随着天旋地转般的剧烈震动，船舱里进水，整个船开始碎裂，这时它就像是一个掉在地上的鸡蛋一样四分五裂的碎开，船即将沉入海底。我立刻就明白了，这是有力的风暴和有排山倒海气势得海浪将像树叶一样纤弱的船推向了附近的一块比较大的暗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