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在早期对患者的精神治疗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男孩代替自己的姐姐向荣格寻求帮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男孩有一个比他大10岁的姐姐，由于家里只有一个女孩，所以父母从小就对姐姐非常溺爱。而姐姐个性很强，是个性格活泼的人。上学期间，她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比赛，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文艺演出和演讲比赛等。在工作中，她的积极性也非常高，并将工作视为自己追求的目标，甚至会在休息时间忙于工作。为此，领导对她十分器重，也有意栽培她成为公司的管理者。正当她准备在公司里实现自己的梦想时来了一位新领导，男孩的姐姐还是用以前的工作方式工作，或许是与新领导在工作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新领导对其进行了批评，并将提拔她的计划延后。为此，她心里产生了落差，决定辞职。
这件事发生以后，男孩的姐姐在思想上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她认为自己工作如此卖力，却没有得到新领导的赏识和提拔，感觉心灰意冷、没有面子，于是便产生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心理。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领导分配任务后就当面和领导顶撞，就这样，很快她在公司里没有了朋友。可她仍然我行我素，于是一些人开始对她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认为她患有精神病。
不仅如此，男孩的姐姐每天回到家以后就知道收拾房间，一天甚至要打扫5遍，并且不断地擦桌子。在个人生活方面，她总是给自己买一些老年人穿的服装，而且她与别人的观点格格不入。而对于朋友带到家中的小孩，她会给小孩买各种不同的小发卡或者小工艺品之类的东西，并且在朋友临走前会塞给他们一大堆水果、衣服等，直到送完为止。而且，她的逆反心理非常强，别人不建议去做的事情她偏偏要去尝试。而她一旦发起脾气来也很少能控制住，经常打孩子、摔东西等，但没过多久又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听完男孩的话后，荣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男孩的姐姐的人格结构，也就是“自我”出现了问题。做出如此判断最充足的理由是，从男孩的叙述中，荣格找到了导致她出现如此多不良情绪的根源——没有得到上司的提拔。但在严格的精神分析中，这或许不能被称为改变一个人并引起一系列心理问题的“创伤性经验”。如果从一般的分析习惯出发，在确认她遭受了创伤性的经验后可以很容易重视它本身和它出现之后表现出的症状，而不太重视它出现之前的分析对象的存在状态。但是，在以上这个案例中，创伤性的经验只不过是她此前生活经历的逻辑结果。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创伤性经验本身，而是说明了她的言行举止存在一定的缺陷。荣格认为，即使她没有遭受到这个创伤性经验，也可以预测出她未来的行为倾向。
根据男孩的描述可以发现，她从小就被父母溺爱。一般说来，个体在这种被溺爱的环境中长大，非常容易出现弗洛伊德所说的“接受取向”这种情况，而荣格对“接受取向”的理解是“我渴望”“我想要”。也就是说，整个世界似乎都应该为她一个人而存在，任何人都应该谦让她，给她关爱……
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人具有独立的性格特征，即想要让别人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可这种个性不仅是没有真正的自我认同的一种补偿，而且是为博取别人的欢心而得到认同的一种方式。其实，她从最初就没有真正的自我认同，她的自我认同实际上仅仅是社会认同的结果。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离开社会认同就会土崩瓦解的幻象。在荣格看来，小时候越是在溺爱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就越容易在成长过程中被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侵吞，让“自我”得不到充分体现。或者因为自我的缺失而发展成为高度的自恋，并最终演变成一种唯我独尊的病态人格。
可以看到，男孩的姐姐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被溺爱已经使自己的自我认同让位于社会认同。随着她的年龄的增长，家人对她的赞赏和肯定也迅速扩展到社会对她的赞赏和肯定。从心理上来说，她似乎无法抛弃外界对她的肯定。所以，她在学校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和比赛，工作后一心投入工作。就心理动机而言，她表现出的“积极主动”实际上是被迫的。因为在心理上已经习惯用社会认同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的她很难接受别人的否定和批评，同时她还担心这些维持自己心理生存的无形的东西会在某一天消失。于是，她必须竭尽全力按照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念进行表现，以便获得外界的肯定或赞赏。
对这样的人来说，一旦他们没有得到外界的肯定或赞赏，他们的心里必然会泛起涟漪，甚至会发生严重的“大地震”。需要强调的是，男孩的姐姐积极主动的表现既和它们产生的一般性结果——得到外界的肯定或赞赏相吻合，同时也和外界对她的奖励——努力工作就自然而然会被提拔相符。也就是说，男孩的姐姐对自己应该得到提拔的心理预期并不仅仅来自她认为外界必须要满足自己的这种主观心理需求，而且在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她没有得到提拔后，她便认为：有些时候并不是努力工作就可以被提拔，没有人将自己当回事。如此一来，加剧了她的心理负担，从而让她产生一种羞辱感，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价值。
可以说，当她得知没有被提拔的消息时，一定是她的心理发生不平衡的时刻，自认为被外界看作有价值的人其实什么也不是。她内心深处一直认为所有和她接触的人都应该肯定并鼓励自己，却没想到肯定自己的人非常少。当社会的认同在她的心理上被体验为已经被收回时，她的自我认同也就彻底崩溃了。并且，所有支撑自己心理上的生存的那些力量和存在的价值感因自我不“在场”真相的暴露而瞬间消失了。
从男孩对姐姐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她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无我化”。这似乎和个体心理上的逻辑相符合，在很多时候，个体并不能马上意识到，而是经过一段心理上的紊乱时期，并且也很难保证个体的醒悟不会转向寻找另外一个虚假的自我来肯定自身的沉睡。既然最初的无我状态不能给予其自我肯定，当社会认同瞬间土崩瓦解时，她自然也就找不到自身存在价值的证明了。为了心理上感到安慰，她会采取一些行动向外界证明自己仍然有价值，以此来构筑自身的自我认同。所以，她每天都会打扫房间并擦拭桌子，给自己买一些老年人穿的服装，以及给小孩买各种不同的小发卡或者小工艺品之类的东西……
在大多数人看来，她的这些行为或许是不正常的。但在荣格看来，她的这些做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她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家里的整洁等，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她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对自己的能力的确认以及按照社会观念看来自身存在价值的感觉而已。
此外，既然她的创伤性经验是受外界环境影响产生的，她的心理出现的“大地震”是外界对她做出否定和批评的结果，那么心理生存的指令就必然会驱使她对外界“进行合法化”，也就是否定、攻击或者排斥它。很多时候，如果他人的意见曾对个体有意义，而在此之后却遭到了否定，那么个体就必须对他人的意见乃至他人本身表现出排斥或攻击的行为。所以，男孩的姐姐不买新领导的账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一切只是她要努力从那个曾经给她造成伤害的系统中挣脱出来而凸显自我。她越能让自己找到从来就不存在的“我”的感觉，她心理上也就越有安全感。
荣格通过对男孩的姐姐更深入地研究发现，她表现出的行为虽然是让人吃惊的，但却具有十足的利他主义色彩，而她的这些行为表现又恰恰是“正常的”。因此，荣格认为，她只是存在方式有缺陷，而她的心理和精神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陷入到病态中。她经常打孩子、摔东西等，并在做出这些行为后感到后悔，是她基于心理上的一种反应，并不是施虐的行为。这些可以从她后悔做出这样的行为中看出。此外，荣格还认为，男孩的姐姐以一种完全合乎个人心理规律的方式找到自我的感觉，与其说是一种精神异常，还不如说是一种回归正常思维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