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国衰亡的研究，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类比，正所谓比较分优劣、比较见异同、比较出真知。
对罗马帝国衰落的研究历来是研究大国崛起-衰落规律的重要一步，这个庞大帝国之所以在大国兴衰中如此重要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帝国是标准的欧洲帝国，在文明这个渊源上与今天的许多欧洲和美洲国家一脉相承，因此，对罗马的研究往往能得到关于明帝国兴衰的许多启示和思考。
吉本是一位研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伟大历史学家，他曾满怀钦佩地对安东尼时代的光辉进行了回顾，在《罗马衰亡史》的开端，他就是以此作为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个壮丽而静谧的前奏，这就像是拉开了一道沉重的幕布，当幕布升起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即安东尼时代。但是，当我们读完他这段描写后，你印象却恰恰相反——他在赞美中作了加入了很多发自内心的词汇。他写道：“在罗马为祖国的统治之下，勤劳机智的人民的劳动以不同方式为富豪服务。这些命运之神的宠儿在他们的衣着、餐桌、住宅以及家具陈设上，把方便、优美、豪华等所有能迎合他们的自豪或满足他们的淫欲的精巧都结合了起来。这种精巧——在奢侈的恶名下，一直受到世世代代的道学家的来历指责；假如所有人都有了生活上和必需品，又没有人有剩余的东西，这些精巧也许能对人类的幸福和德行产生更多的帮助。但是，在当前为完善的社会条件下，虽然奢侈或许是因愚蠢和恶行而来，它似乎是惟一矫正财产分配不公正的方法。能工巧匠无权参加土地的分配，只能从土地占有者那里获得一笔自愿交纳的赋税；后者被利益驱使去改进这些地产，以其产品来购买更多的享受。这种社会运作志产生的影响，每个社会都会出现，只是在罗马社会中更为普遍，更为强盛而已。如果奢侈品的制造者和交易者不是把那些依靠罗马的威势和武力从勤劳的臣民那里榨取来的财富在不知不觉中还给他们的话，各省和财富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如此等等，吉本就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讽刺诗人，他在充满炫耀的字句中加入了许多辛辣的佐料。
无独有偶，当以往的人们总是喜欢赞赏罗马帝国的辉煌时候，S·莱格在《基督教的先驱和对手》中却和吉本一样对正处于安东尼王王朝黄金盛世的罗马帝国有过另外一番评价：
“很明显，在罗马空前繁荣的这两个世纪中，世界并没有什么发展。在这种停滞中，它是愉快的吗？各种迹象清楚地说明这这个问题。罗马帝国的广大民众，大概有1亿人至1.5亿人，在这种辉煌的外表下是很不愉快的，甚至是相当悲惨的。确实，帝国内部并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很少发生饥馑、火灾或凶杀；但是另一方面，差不多每一个人的自由活动都受到政府的特别是富豪财产的可怕的制约。对于既不是富豪和官吏，又不是这些人的妻女和寄生者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艰苦的、压抑的，而且他们的乐趣与自由缺乏了到了现代人几乎难以想象的程度。”
很简单，如果把莱格这段话中的“罗马”换成“明帝国”的话，那么其余的任何一个字都不需要改动，因为大明帝国与罗马帝国在这方面毫无二致。
莱格接下来说：
“有三件事可以来证明这介时期是个普遍压抑的时期。第一件是普通人对政治事件毫无兴趣。他们以冷淡的态度来对待一个接一个觊觎王位者。这些事情仿佛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已完全麻木了。后来，当蛮族涌入帝国时，除了军团外没有人出来抵抗他们，根本没有群众的抵抗。如果民众起来抵抗，蛮族肯定寡不敌众的，但民众没有这么做。这表明罗马帝国对其广大人民来说已是不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了。在奴隶和平民看来，蛮族或许比帝国官吏的蛮横统治和富豪摧残人的劳役，会给他们更多的自戕和更少的侮辱。宫殿的被焚和千里犹面发生的大屠杀对富豪和有教养的人带来的震惊无比给罗马社会底层的民众的震惊大得多。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帝国体制崩溃的情况是从前者的记录中获得的。大量奴隶和平民也许加入了蛮族的行列，他们很少有种族或爱国的偏见，对任何有前途的招募都乐参加，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居民们终将发现蛮族比收税官和奴隶的监工更为残忍。但他们察觉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已错过了进行抵抗和恢复旧的时机。可以用来对同样的结论进行证明——在安敦尼时期，对穷人、奴隶等大多数人民说来，日子已经没法过下去了——的第二个征兆是，帝国人口的日渐减少。人民不愿再生儿育女。我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的家庭不能避免压迫。对奴隶来说，连夫妻都很有可能被拆散，因而他们不再对子女产生合理的期望。在近代国家中，人口急剧增长的地区部是农村，在那里，农民都过着不同程度的安定生活；但在罗马帝国，小自耕农和佃农不是负债累累，就是被种种罗网副得成了绝望的农奴，或者被奴隶的群体生产从土地上挤走。”
“第三个证明罗马的繁荣昌盛时期对广大群众来说是非常不幸和严惩的精神压抑的时期的迹象是，新的宗教运动在全国民众中的传播。在犹太这个小国，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是怎样受到因对生活的不满而产生的改善生活的信念的影响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犹太人的思想中形成了惟一真神的承诺和救世主或弥赛亚即将降临的观念。在罗马帝国全境流传的观念和这种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对‘为了拯救我们必须做些什么？’这一问题只有一些乱七八糟很不统一的答案。对今世生活的厌倦，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象到来世；在来世，今生的所有苦难和不平都被消除了。这种来世获救的信念是对付当前苦难的一剂有效的麻醉剂。对永生的渴望早就渗进了埃及宗教，我们已知道，在亚历山大城的埃西斯手塞拉皮斯崇拜中，这个观念就已成了它最重要的部分。地中海种族的那些奥菲士和得墨忒耳神秘仪式再一次复活了，并与这些新的崇拜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神权政治。”
“第二个重要的宗教运动是米特拉教，即对太阳神的崇拜，它是拜火教的发展，源于古老的雅利安人的宗教，可以追溯到分化成成波斯人和印度人以前的印度—伊朗人。在这里，我们不再详细介绍它的神秘仪式了，米特拉是光明之神，是正义的太阳，在这种崇拜的神龛里，它总是被塑成宰杀圣牛的形象，圣牛的血象征着生命的种子。米特拉崇拜由于吸收了其它宗教的许多成分而变得十分复杂，我们只须知道它大概在庞培大将时期传入罗马，并开始在罗马诸帝和安敦尼统治下广泛传播，这就足够了。像埃西斯宗教一样，它作出了永生的承诺。它的信徒主要是奴隶、苦难的平民和士兵。它在祭坛前点烛、礼拜方式等等方面，它与罗马世界的第三个重大宗教运动——基督教——后来所发展出的仪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也是永生和获救，最初，它主要在地们低微和不幸的人们中间传播。基督教曾被现代作家批判为‘奴隶的宗教’，当时它确实是这样的。它将奴隶和被蹂躏受压迫的人吸收进来，它使他们看到了希望，使他们的自尊心得到了恢复，引导他们勇敢地站起来为正义而斗争，坚强地面对迫害和拷问。”（S·莱格：《基督教的先驱和对手》）
除了宗教因素，莱格所言几乎也可以说是在指出大明帝国内部的种种矛盾。至于宗教，大明帝国有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和政权学说，这些实际上也起到了与宗教相同的作用，都是一种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精神控制，罗马人受到的精神压制在大明帝国的民众中同样出现了，基督教是罗马人民的“奴隶宗教”，儒家学说也一样，是一种“顺民宗教”，因此可以说，罗马曾有什么样的内部矛盾，大明帝国就有什么样的矛盾，因而也就可以说，罗马必然衰亡，大明帝国也不会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