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也应该记住一个历史观点：今天称雄于世的欧洲人并不是从来如此，在历史上，各个文明和许多庞大的帝国都曾经拥有过今天欧洲人这样的辉煌，所以，不要以为今天的欧洲人如此强大就错把这当成一种永恒，其实东西方权力的交替才是一种永恒。E。H。帕克说：“即使是我们欧洲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也总是习惯于说一些响亮的大话，说什么自己是‘世界的统治者’、‘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置于欧洲的控制之下’等等，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只是地中海的某一角落、或是对高卢和波斯的暂时征服。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流士和薛西斯、庞培和恺撒，虽然他们都进行过很有意义的远征，但若将它们同亚洲另一端同时正在进行的征战相比较，在对人类的利益上及其规模上肯定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西方文明有较多的科学和技艺，这些从不曾引起中国注意；但另一方面，中国发展了批判的和历史的文学、优雅的举止、华丽的衣饰和行政管理体制，假如欧洲能拥有这样的东西也是会感到骄傲的。总之，远西的历史同远东的历史一样有趣，只是你必须有阅读它能力。当我们很轻视地对发生在鞑靼平原上的巨大事件置若罔闻时，我们也不要指责中国人对那些地中海和里海周围的在他们看来不值一提的国家所做和事情不感兴趣，而这些国家就是当时欧洲人所了解到的整个世界。”（E。H。帕克：《鞑靼人的一千年》）
我们总是说国家的崛起是一种实力的体现，而什么才是实力的根本原因呢？实际上所谓的国家实力最根本的因素只有三个，即知识、财富和武力，而武力则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铸就一把剑，因此，国家的实力最根本的元素只有两个，那就是知识和财富。
国家的实力表现为Power，Power这个词在英语里因此同时包含实力和权力以及力量三个方面，在汉语里这三个词是分开的，但也说明了三者之间紧密的关系。在帝国时代，权力主要来自世袭、战争、以及财富和知识的拥有者。对国家而言，所谓世袭则是一种国家实力的传承，如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实力传承国家，自秦帝国建立以后，无论经历多少朝代更迭，都表现为继承之前的朝代实力，由此才能成为东方体系中正统的统治者，这甚至包括蒙古人建立里的元帝国和满族人建立的清帝国等外来权力，也必须继承中国传统的实力，才能获得周边认同的权力。而依靠战争建立一种权力体系则更加普遍，几乎所有的大国崛起都严重依赖战争所导致的强迫认同。而依靠财富和知识获取新的权力在近现代表现的更为明显，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产值和由此所创造的财富更加爱丰厚，这使得知识大国在经济竞争中能够获取更多的财富，也就因此拥有更大的实力，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本和德国，以及以色列这样的小国，他们都是现代社会典型的经济和知识大国，当然，美国也是一个知识大国。
权力是一个相当具体而又包含宽泛的概念，如权力既可以表现为国际社会中的霸权，也可以表现为各个领域中的领袖，如包括皇权、神权、司法权、管理权和父权。在农业帝国时期，皇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在东方表现得极为经典，皇帝有权分封王侯和贵族及领地、任命朝廷官员（文官和武将）、制定和执行法律、决定臣民的生死。而神权在欧洲则地位高尚，欧洲自从进入基督教时代后，宗教领袖在欧洲的地位一向高于国王，宗教领袖利用信仰和崇拜统治者欧洲人心，而国王则统治着众生的身体。在东西方，皇权和神权时而结合，时而对立，为了各自的利益，既竞争又合作。在东方，世俗的权力远远大于宗教权力，在欧洲则国王都希望得到罗马教廷的加冕，由此才被认为是得到了合法的统治权。但这两种权力更多时候则互相依赖，甚至融合为一体，这在伊斯兰世界甚至被认为是合理的，如阿拉伯帝国的神权和皇权就是同一的，也就是政教合一。皇权借助神权巩固自己的统治，神权借助皇权扩大自己的势力。而作为国家内部的司法权和管理权则是一种皇权或者神权的延伸，在东方则实皇权和父权的融汇，由此皇权可以借助父权一直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即家庭。
世袭是一种子孙继承长辈的权力和地位的制度，分封是一种皇帝分封官位和领地的制度，这在农业帝国时代是国家管理中正常的权力分配，这也是一种子上而下的继承或者授权。相反，如果底层的人希望获得权力，他的主要途径就是首先获取财富或者知识，在东方，“学而优则仕”和“战而功则将”这是底层阶级获取权力主要途径；而在欧洲，家族的传统往往限制了血统外的人获取权力的通道，因此，经商之后购买权力就成为一种主要渠道，当然，这也不排除其他各种可能。无论怎样，任何一种正统的权力分配或者争取都必须得到“合法性”，也就是社会的认可。这种权力体系冷酷地巩固了皇权。而一旦要否定这种正统的合法性，往往就意味着战争，这就是革命或者暴动，而战争的风险则是巨大的。在东方和西方，以及亚洲中部的伊斯兰世界，皇帝的权力或者神权，如果不是来自继承，那就是来自武力。但无论那种渠道，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还是自下而上的权力获取，其途径归结起来都是通过知识和财富——在农业社会，官员获得土地才意味着得到了真正的权力保证，而一个没有土地的官员也就等于一个空壳。同理，西方的商人和中国的文人，只有首先取得了财富或者知识才能得到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而贵族和官员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往往也竭尽全力控制知识和财富，如中国战国时期常有“食客三千”，隋唐开始文武科举，官员借机培养自己的派系；甚至在希腊的民主政治和罗马的共和体制，同样也是以控制知识和财富为控制权力的主要途径，虽然此时的权力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但决定权力归属的还是知识和财富资源的多寡。
同样，国家实力之间的比较归结到根本就是各国之间拥有知识和财富资源多少的比较，这种对知识资源和财富资源的控制力和创造力早已成为国家竞争的基本内容，并非现代才被统治者所知，而是一个历史传统。
作为最经典的一个反面典型，人们在总结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时就得到一个结论：罗马帝国的衰落就和罗马人对知识的轻蔑关系密切——在欧洲，人们都熟知一句话，那就是“光荣的希腊，伟大的罗马”，这是因为希腊留给世人的知识可谓异常丰富多采，而罗马留给人们的印象则总是在不停的征服。也就是说，在罗马时期，其实罗马帝国没有给欧洲人留下多少有用的哲学、艺术和科技，在这一点上罗马远远落后于希腊。
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对教育相当轻视，希腊人直道罗马灭亡仍然视罗马人为野蛮人，其程度可以从罗马人在社会生活的所做所为上看出来。H。斯图尔特·琼斯曾评论说：“尤利乌斯·恺撒赐给‘文科教员’以罗马公民的资格；韦斯帕西安资助过罗马的拉丁和希腊演讲术的讲座，晚期的安敦尼·皮乌斯，将这种资助扩大到各省。慷慨的人和地方也开始对教育事业投资；物价痤小普林尼的通信中得知，在北意大利的城镇曾建立过公立学校。在帝国统治下，尽管知识已得到了普遍传播，但智育方面并未发生本质意义上的进步。跃然奥古斯都为将当时最有声誉的作家收拢到他身边，而且他登基时正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期，但这段时间太短了，基督纪元的开始正是古典主义获胜之日，是所有文学运动衰落的开始，古典主义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
由此可见，对武力、知识和财富的控制就决定对权力的控制。而在国家实力关系中，知识、武力和财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中各种力量的特点，这也正是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的原因，尽管他没有专门论述知识的质量或它同社会力量的其他主要来源的重要联系。这三者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是由托夫勒总结的，时代的递进导致知识本身不仅已经成为力量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成为武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知识已经从金钱力量和肌肉力量的附属物发展成为这些力量的精髓。
人类文明中知识的作用有时比金钱和武力显得更为重要，或者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唯一源泉，而金钱和武力则是知识外在合成。这从人类文明诞生的最初就能得到验证，尽管那时候甚至还没有文字，或者还远远没有形成像样的知识体系——以文明和权力的角度而言，在人类社会诞生之初，人类首先听命的不是国王而是巫师，也就是说人类文明首先建立的是一个僧侣政体。
在人类的蒙昧时代，最早的公共建筑也许并不是国王的宫殿，而很可能是寺庙。这是因为庙宇象征着一个渠道，一个可以沟通上天和人类社会的渠道，而僧侣就是上天和世俗之间的中介者。对上天的崇拜导致了蒙昧时代队对天文现象的执著探究，而天文学的强势发展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都占有显著地位看出了僧侣们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对于这一点，在历史研究中有许多明晰可见的证据予以证明。
在现代社会，太多的戏剧、文学和电影把僧侣们归为邪恶的一类，这导致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偏见，整个世界都像偏执狂一样极力贬低僧侣们，把这些可怜的僧侣们描绘成阴暗、凶恶、和贪婪的角色，他们往往成为一些大主教或者国王的仆役，而僧侣们不劳而获的生活也成了依靠压榨农民的剥削阶级，他们又往往成为国王的顾问，因此又成了参与种种政治阴谋撒谎者和阴谋家。然而事实上，我们应该了解一个事实，即教育在近现代才成为普通人能够享受的权利，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社会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而僧侣则是一知识阶层，因为他们必须熟悉经书和各种教义，同时他们也是社会中主要的撰稿人，因为他们经常要总结自己的思考，无论是对宗教的思考还是答复国王的询问，他们都需要写出各种论文、报告、甚至文学书籍，因此，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的思想阶层，是社会中仅有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僧侣在当时是一个特殊阶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利，而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社会的思想源泉。同时，由于他们代表上天，也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国王到乞丐，他们都是上天的臣民，也就是僧侣的服务对象，他们的指责其实不仅仅是宣扬教义，更多的职责是宣传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也是社会的教育者。
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欧洲，僧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角色，其作用相当于人体中的酶，一种催化剂。——只有通过僧侣，否则很多人不了解农业与天文之间的知识，也不可能得到戏剧和文学方面的东西，甚至一些数学和医学方面的东西，因为这些也都是在教会的控制之下的，甚至包括对物理和化学的研究，也是在教会的控制中。而庙宇作用也不仅是僧侣的工作地，它同时也是天文台、图书馆，有时还是医院，而且一些重要的庙宇还是社会最重要的博物馆和收藏珍品的地方，如汉诺的《历险记》的最初手稿就被悬挂在迦太基的一个庙宇中，而他的“大猩猩”皮由挂在另一个庙宇而且是其中的珍品。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很多珍贵的艺术品也在博物馆出现之前都被珍藏在庙宇中。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5—前425年），他的伟大历史著作中的许多史料都是从他旅行的途中获得的，而其旅行的主要资料搜集地就是所途经各国寺庙，是在与僧侣的交谈中他发现并收集而来的。在当时，了解世界和社会的除了政治家和一些贵族精英外，最主要的群体就是僧侣了。“僧侣们对他非常大方，把大量的资料提供给他使用。庙宇之外的世界，仍然是文盲、不思考、一天又一天只为自己而生存的人们的世界。另外，并没有太多的证据能够证明，普通民众曾感到自己被僧侣所欺骗，或者对僧侣持有怀疑甚至不友好的态度。到了后来，即使是那些强大的征服者也会同他们所征服的国家和城市的僧侣们处于同一立场，因为这些僧侣们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从僧侣的精神和品质来看，崇拜和崇拜之间，庙宇和庙宇之间，一定会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有的僧侣也许非常残酷，有的也许凶残而贪婪，而且大多数则是愚蠢而刻板的，只会教条地遵守传统。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僧侣界无所作为或腐败是有其限度的。他们必须笼络住人心，不能超过民众的承受能力——不管是向黑影的方面，还是向光明的方面。总而言之，他们的威信是建立在让人们觉得他们的活动是友善和友好的基础之上的。”（《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简明史》，P156）
所以说，最初的文明政治体制是僧侣政。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僧侣们的权利不是依靠暴力掠夺，也不是依靠继承，他们完全是凭借一种知识——在最初，这种知识就是一种能与上天对话的能力。而正是普通民众赋予僧侣了权力。这是因为，从原始的自然畏惧到农耕社会的农业生产基础，如果人们希望所从事耕种获得好的收成，就需要风调雨顺；人们也都希望过上稳定的生活，作为国王，他也需要得到神灵的庇佑，甚至军事首脑也希望得到战争的占卜，因此从一般人的到国王和军事将领都对僧侣有一种依赖，自然，这首先是人类的心灵畏惧在发挥作用，而由此衍生为国家和社会对幸福和信仰的追求，僧侣由此成为一个职业阶层，也许他们是第一个职业阶层。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苏美尔的最早统治者全都是僧侣，而后来的许多社会——尤其是欧洲和中亚国家，成为国家首领的也大都是僧侣的领袖，也就是社会的宗教领袖。
在此处，我们还应该了解权力因为知识、财富和武力之间的变化而引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文明和国家演化的根本原因。
但僧侣政体虽然有极其强大的独特的力量——僧侣最辉煌的时代在欧洲是中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则一直延伸至今，但僧侣的权力也存在着缺陷，这是一种权力基因缺陷，也即是这种权力结构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存在一种缺陷，当时代发展到某一阶段，僧侣政体的权力结构缺陷也就爆发为危机。
僧侣们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特权，因为只有他们能与上天沟通，他们是上天在世俗社会的代表，而这种权力的基础是由某种不可思议的恐惧和希望而导致的对他们的顺从。僧侣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上帝的名义，这种力量有时候相当可怕，如僧侣可以号召他们的民众投入战争，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就是在伊斯兰圣战的名义下进行的，欧洲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也是在打击异教徒的名义下发动的。但僧侣们有一个天然的局限，那就是他们无法扮演真正的世俗领导者角色，在军事行动时他们无法成为军事将领，在社会管理中他们无法成为官员，而且他们还受到另外一个致命的威胁，那就是民众始终对上帝和僧侣们的半信半疑，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危机，因为他们的权力严重依赖民众的信仰。
因而，在世界的范围内，所有的僧侣政体都具有两个缺点——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社会官员，因此没有能力进行卓有成效社会管理，他们为了防止权力丢失，就必须努力维持信仰基础，而这就需要排斥任何一种可能危及本宗教的一切信仰和崇拜。这两种缺点导致僧侣政体最终恶名累累，如欧洲中世纪被称为一个黑暗世纪，宗教裁判所成了各种阴谋和冤案的策源地，宗教战争也屡屡爆发。另外，僧侣不正统的社会管理角色和权力体系也导致了神权和王权之间的矛盾，欧洲曾为此频频爆发王权与神权之间的战争。在欧洲，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也就经常导致在东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结果，如一个国家在国王死去后经常邀请一个异族国王来成为本国的统治者，或者在宗教战争中由一个非僧侣人士担任军事首领，而且僧侣强大的统治也是跨域国界的，并且拥有国王之外的征税权，这俨然是一个宗教王国与众多世俗王国的重叠。
“或者在外敌入侵并且征服了当地人之后迁出一个国王来统治人民，或者是由针锋相对的僧侣界各派推举一个作战首领，在和平时期，他也或多或少地享有一些权力。这个世俗国王选拔出一群世俗官吏，并通过办实事机构，参予行政管理。于是，出身于僧侣和由僧侣发展起来的作为僧侣的领袖的国王，便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此后人类的许多经历，可以看作是在统治人类的两大公有制之间，即在庙宇和宫廷之间，或无意或有意地展开的审慎谋划、变化多端、复杂难测的斗争。”（《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简明史》，P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