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乘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汉武帝即位后，慕名召他入宫，结果因年老死在途中。他的《七发》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中以问答体展开的。故事中楚太子因安居深宫、纵欲享乐而导致卧病不起，“吴客”前往探病，说七事以启发之，最后使楚太子病愈。《七发》已经脱离了楚辞的抒情特征，转化为以铺陈写物为中心的高度散文化的文体。所以说《七发》是汉代新体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
司马相如的汉赋名篇
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是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就辞了官。汉武帝读他的《子虚赋》后大加叹赏，把他召到宫廷，后又为武帝作《上林赋》。他的赋作只留下来六篇，《子虚》《上林》二赋是代表作。两篇赋的内容也是在一个虚构框架中以问答体的形式展开的。这两篇赋最突出的特点是极度的铺张，《七发》以二千余字铺陈七事，《子虚》和《上林》则达到了四千余字。辞赋在各种文体中属于最注重修辞的一类，而司马相如是位文字学家，他在这两篇赋中，积极收集与罗列脱离日常生活的陌生而又整齐的词汇，对每一字、每一句都经过精心选择，使这两篇赋文字艰深、呆板滞重，但这也是汉赋的基本特点。
宫廷文人东方朔和他的《答客难》
在汉武帝的宫廷文人中，枚乘之子枚皋和东方朔是两个诙谐滑稽之才。枚皋写作速度快，质量却不高，是一种“诙笑嫚戏”之作，今皆已失传。东方朔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结果却只能在宫廷中扮演一个滑稽角色。他在《答客难》一文中说到：自己虽有苏秦、张仪之才，但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答客难》的形式是战国诸子的驳论之文发展出来的一种新文体。其后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直到韩愈的《进学解》、柳宗元的《起废答》等都仿效其体，名作甚多，可见其影响之大。
开游戏文字先河的王褒
汉宣帝时期，辞赋创作继续繁荣。汉宣帝模仿汉武帝，在宫廷里招罗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当时最著名的是王褒，他的代表作是《洞箫赋》，这篇作品虽多用骚体句，但杂以骈偶句，自此以后，辞赋中的骈偶句也像散文中一样渐渐多了起来。王褒的《僮约》和《责须髯奴辞》都是游戏笔墨，大约都是为了宫廷娱乐的需要而制作的，开了后来蔡邕的《青衣赋》、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游戏文字的先河。
西汉政论宏文《过秦论》
西汉前期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家是贾谊，他的文章充满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表现出作为政治家的气魄和历史学家的睿智，同时热情洋溢，富于文采。这些文章被编辑为《新书》，其中《过秦论》最为著名，被鲁迅称为“西汉宏文”。《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竭力夸张秦国力量的强大和败亡的迅速，以强烈的反差，突出了“仁义不施”则必然败亡的道理。上篇文章多铺张渲染，有战国纵横家文的遗风。中篇和下篇，提出秦二世和子婴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挽回败局，实际是比较具体地提出了西汉王朝应该注意的政策。
抒情散文杰作《报任安书》
西汉中期的散文，以司马迁的成就最高。他仅存的一篇单篇文章《报任安书》，直抒胸臆，悲愤满腔，表现出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独立个性的知识分子在强大的专制制度迫害下巨大的内心痛苦，是汉代散文中难得的抒发情感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纯粹的抒情散文是从私人书信这一文体中开始形成的，《报任安书》可以说直接启发了这一传统，这篇文章也影响了后世一系列的表述人生志向和人生感慨的名篇。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10岁时，司马迁随身为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父亲去世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各种史料，潜心著史。后来，由于替兵败投降的汉将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之后，司马迁“隐忍苟活”，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创作。此后司马迁就没有了音讯，大概死于汉武帝末年。
史家之绝唱《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史记》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绩，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著名人物的传记；“列传”是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
《史记》与后世其他“正史”的区别
《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大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而《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是一部批判性著作。例如他在肯定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留情地描绘了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也大胆揭露了汉武帝任用酷吏、残害人民等种种行径。此外，《史记》首创了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而且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这在以前及以后的史书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史记》“互见法”的特点
“互见法”就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这一特征源于《史记》。另外，《史记》还是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统计，现存的元杂剧中，有十六种取材于《史记》。在散文方面，由于魏晋南北朝及初唐时期骈文盛行，《史记》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但到了中唐以后，由于韩愈等人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北宋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文体革新运动，以及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等的不断推动，《史记》终于成为了“古文”的崇高典范。
“汉乐府民歌”对后世的影响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辞赋，但“乐府”作为一种民间创作，最终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此外，汉乐府民歌还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是叙事性作品。后代的叙事诗，在分类上一般都归属于乐府体，许多名篇如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实际上都是对汉乐府民歌的继承，因为“歌”、“行”本来就是乐府诗专用的名称。
“汉乐府”虚构叙事诗杰作《陌上桑》
《陌上桑》是汉乐府民歌中的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陌上桑》一名《艳歌罗敷行》，又名《日出东南隅》，是一篇喜剧性的叙事诗。它描写了一个名叫秦罗敷的美女在城南隅采桑，人们见了她都爱慕不已，正逢一个“使君”经过，问罗敷愿否跟他同去，罗敷断然拒绝，并将自己的丈夫夸耀了一番。《陌上桑》以浪漫性的描写开始，以诙谐性的喜剧结束，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欣赏。《陌上桑》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后世大诗人如曹植、陆机、杜甫、白居易等都莫不为之醉心倾倒，不少人写过对此诗的模拟之作。
“汉乐府”纪实叙事诗杰作《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诗》及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孔雀东南飞》原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长达353句、1765字，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写一个常见的家庭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只能听凭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幸处境。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调动了各种叙事文学的手段，诗中杂述了十多个人的话，对人物的动作、心理也写得生动逼真，使人如见其形。诗的结尾以枝叶的相交与鸳鸯的和鸣象征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绵绵不绝，其构想极为优美迷人。这种余音袅袅的结局，对于后来的类似故事有很大影响。
文人五言第一人班固
班固是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生活于东汉明帝、章帝时期，作有五言《咏史》诗。这首诗歌咏西汉文帝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语言质朴，叙述简洁，是我国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它标志着五言诗体正式登上了文人的诗坛，开始全面取代楚歌的地位。另外，后代盛行的“咏史”题材，也是以班固这首诗为起点的。
辞赋家扬雄
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辞赋已有衰落的迹象，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和新题材。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辞赋家是扬雄，他写了十二篇赋，今存七篇。他对同乡前辈司马相如宏博绝丽的赋非常倾慕，所作以模拟司马相如为主。《甘泉》《河东》《长杨》《羽猎》四赋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赋不但有司马相如式的宏伟气魄，而且更注意锤炼语言，故向来和司马相如以“扬马”并称。扬雄晚年改变了对赋的看法，认为赋本质上不符合儒家教义。因此转向学术性著述，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这一转变反映了当时儒家统治地位的巩固。
“京都赋”都出现了哪些名作
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辞赋还出现了一种新的题材，即京都赋。班固的《两都赋》、东汉中期张衡的《二京赋》、西晋时左思的《三都赋》，都是京都赋的名篇，其中以班固的《两都赋》最为著名。《两都赋》是具有实际政治目的的作品，在当时关于定都洛阳还是长安的重大争论中，班固力主前一种意见。他在《两都赋》中，比较洛阳与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劣，特别强调东汉在洛阳所实施的统治，比西汉在长安所实施的统治更符合儒学的理想。《两都赋》的首要特色是以描绘都市为中心，比西汉辞赋更为广泛地反映了人类生活场景，山水、草木、服饰、人物无所不包，气魄宏伟，景象壮丽。
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
司马迁的《史记》记事止于汉武帝年间。其后一些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等都曾做过续补《史记》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最为著名。班固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成了《汉书》，全书共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总计为一百篇，一百二十卷。《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体例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汉书》与《史记》的差距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声誉，与《史记》并称“史汉”，再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但实际上《汉书》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因为班固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汉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编修的官书。另外，班固本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所以《汉书》中既不具有司马迁那种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更不具有司马迁那样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班固甚至是同司马迁直接对立的。
张衡与《二京赋》
张衡曾历任郎中、太史令等职，以知识广博著称。他不但擅长于文学，而且是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他的《二京赋》是继班固的《两都赋》而作，但篇幅更为巨大。其中的《东京赋》长达五千四百余字，因此《二京赋》能够对各种生活场景的描绘写得更细致。作者尤其在世俗生活方面，如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表演等，花费了大量笔墨。如《西京赋》中有近四百字的一节描写“角抵百戏”的演出情况。《二京赋》也包含了某些批判性的内容，有“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等句，包含了抒情和批判的成分。作为东汉中期最杰出的诗人，张衡还写作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存第一首独立完整的七言诗《四愁诗》。
被誉为“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何时、何人所作，有种种不同说法。有人将其中八首列为枚乘之作，也有人认为，这些诗大都是曹植、王粲等人所作。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批古诗并非一人之作，其产生年代大致在东汉中后期。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历来受到极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说“古诗”是“五言之冠冕”，钟嵘在《诗品》中更称其为“一字千金”。作为汉代五言诗的代表性作品，这些“古诗”感情真挚动人，特别擅长借助写景来衬托和抒发感情，在形式、题材、语言风格、表现技巧等方面，都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曹操对中国诗歌的卓越贡献
曹操现存诗歌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辞，曹操对这种民间文艺形式爱好，是因为他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曹操在把作为民间文学的乐府诗改造为文人文学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曹操的诗歌名篇
曹操的诗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但语言古朴，气势宏伟，抒发感情往往慷慨悲凉。他的《却东西门行》《善哉行》《苦寒行》等诗明显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一般的民歌很少涉及重大政治事件，但曹操的《薤露》《蒿里行》等，就是直接反映了汉末重大历史事件。曹操的四言诗《步出夏门行》是一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杰作。诗的第一章《观沧海》描绘了大海的壮阔景象，是诗人胸怀的象征。第四章《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作者的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
“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
曹操的散文很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这是指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词锋犀利，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引经据典的迂腐习气。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毫不掩饰做作。又如《祭故太尉桥玄文》竟记叙了桥玄生前对他开玩笑的话，看起来这似乎有损于祭文应有的庄重感，却真切地表达了对死者的感情。其他像《举贤勿拘品行令》《遗令》等都是摆脱陈词滥调，贴近实际生活，表露真实情感的作品。
曹丕的诗歌佳作
曹丕是曹操次子，他依靠父亲打下的基础做了皇帝，国号魏。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各占一半。曹丕的诗歌语言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通俗流畅，不过比一般民歌略显得精致。七言诗《燕歌行二首》是曹丕的代表作。两首诗音节和谐舒缓，语言清新，成功地表现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怀念丈夫的情态，在七言诗史上是一个新的标志。另外，曹丕的《饮马长城窟行》《黎阳作》《至广陵于马上作》等记叙军旅生活的诗，虽不如曹操的诗那样苍凉悲壮，但也颇有气势。
建安作家的旗帜曹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