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验了“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我还是跟上大林沾了一些光的。比如薛雨露，以我是个笔杆子为由，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让我回报社上班。我回报社算什么呢？我的人事关系已经空挂在那里六七年了，工资也早已停发，我回去算正式工还是临时工呀？薛雨露的言辞总是那么含混不清，她说你先回来再说。
我见到薛雨露，她开口就给我说起了大林，说起和大林在一起时的滑稽事；大林打猎时，差一点将一个弯腰锄地的妇女击伤：子弹在妇女的发梢呼啸而过，吓得妇女瘫软在地，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从地上爬不起来。大林打高尔夫球也挺有意思，他握球杆就像握镢把，死巴巴地攥着，怎么教他他都不会。别人把球打到距离球洞一尺远的地方，让他把球拨进洞里，他手脚笨拙，却把球越拨越远，惹得大家搂着肚子笑。不过，薛雨露蛮喜欢大林喝醉酒的神态：他的确有大将风度，不胡乱骂人，而且走路宁愿扶着墙，也绝对不让搀扶！薛雨露由此感叹这样的好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实属凤毛麟角，难怪那么多的女孩子都喜欢大林。
薛雨露当然也渲染了她和大林的友谊，说他们现在是铁哥们，成天在一块儿玩。我这棵被弃扔的野草，之所以被她重新捡回篮子当做菜，还不是因为大林的面子？大林曾经给她叮咛过，让她关照我，她当然也知道我和大林是堂兄弟，于是就大发慈悲，决定召我回来。报社原来是有点儿对我不公平，但不是她薛雨露的责任，而是孙秃子一手捣的鬼。孙秃子斜斜眼，歪歪心，就知道盯着女人的臀部看。薛雨露还煽动我，说我软得像煮熟的面条似的，不像个男子汉；我若有梁山泊某位英雄的气概，早就捅了孙秃子五刀六刀了。孙社长牛什么？他再牛，还能牛过杀猪刀？
我捂着嘴笑，说薛雨露你既然如此仇恨孙社长，当初为何不自己捅他几刀呢？薛雨露说自己也是嘴上没安门，瞎说罢了；生活中，能那么轻易动刀子吗？她弟弟就是教训，过去喜欢舞枪弄棒，果然就从舞枪弄棒上栽倒——提起她的弟弟薛力含，薛雨露痛楚得几乎不能言语：她尽管先发制人，写了那么一篇报道，但却抵挡不住法律对他弟弟的追究。都怪他们一家人命不好，遇到了一个黑脸检察官。当然项文化也太坏了，他僧面不看，佛面也不看，竟然为对方作证，眼睁睁地要让她弟弟将牢底坐穿。薛雨露哭了。哭后又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没事没事，薛力含保住了一条命，就是胜利。
薛雨露说到项文化，我心里不禁颤栗了一下。若不是薛雨露提起项文化，我差一点把项文化给忘了。一晃几年过去了，我好像从来没有和项文化进行过联络，哪怕是通一次电话。我问薛雨露，项文化现在干什么？薛雨露扭嘴歪鼻，像中风似的，仿佛要从椅子上跌落下去。她问我是真不知道，还是明知故问？我说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薛雨露嘴角荡漾起了忽隐忽现的笑意，她断言报社把我开除这件事，刺激了我的大脑神经，导致我的神志不清，竟然孤陋寡闻到了“不知今夕是何年”的地步！
尽管薛雨露把我戏弄了一番，但我还是不知道项文化在干什么。我来薛雨露办公室之前，路过我曾经办公的地方，特意把头探进去扫视了一眼。我看到我的办公桌上已经坐上了人：一个黄发女孩，因为她正在低头拿指甲刀修剪自己的手指。我并没有看清楚黄发女孩真实的面目，但却发现项文化的办公桌子空置在那儿。空置并不奇怪，因为项文化的桌前无人是惯有的事。只是有点异样的是，项文化的桌子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因为在过去，纵然项文化一月两月不来，他的桌子都会被人擦得干干净净。项文化的桌子上哪怕有些许的灰尘，些许的灰尘一旦被薛雨露发现了，她就会站在门口大声叫骂，骂得在屋子里的每个人，脸都滚烫得如同火蛋。
薛雨露再一次考问我是真不知道项文化的去向，还是假不知道项文化的去向？当她确信我不是装模作样时，就不再和我捉迷藏，而是直言不讳地告诉我，项文化现在已经是冉冉升起的一颗新的政治明星，具体说就是省资源办主任。
不过薛雨露还是感叹，项文化当这个资源办主任当得相当痛苦，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项文化离开报社后，她只和项文化碰过一次面。因为一个房地产的案子，她请项文化在阿里巴巴喝过一次茶。项文化够给面子了，他竟然推掉了多场宴请，准时来到阿里巴巴。不说别的，单他能屈尊来阿里巴巴，薛雨露就被感动得泪雨纷纷。阿里巴巴是个不错的消费场所，但不错看是针对什么人了。小官僚们、白领们可以在这里出出进进，不丢他们的身份。但一个省资源办主任，竟然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那得有多么高的境界呀！当然了，不是薛雨露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事实就摆在这儿，那就是她薛雨露也是一个有高境界的人。薛雨露也算得上一个副局级了，和一个副厅级差那么一毫米，但她不也和连科级都不是的人握手吗？不是也和一个曾经被开除的人坐在办公室里无拘无束地瞎聊胡扯吗？不也常常去平民经常光顾的阿里巴巴喝茶吗？怎么样，她够高尚了吧？她有时候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她有时候自己都崇拜自己了！
项文化不喜欢当官，一点儿都不喜欢。他倒是很怀念报社的日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大声地放屁就大声地放屁，想趴在桌子上地动山摇地打呼噜就地动山摇地打呼噜。可现在呢？一天到晚都是那么地正儿八经，像是被无数个眼睛监视似的，没有一点点个人自由。西装革履像囚服一般裹在身上，让他难受。那条挂在脖子上的名贵领带，更让他想到了绞刑架上的绞索。在报社养成的习惯，一到下午四点钟，瞌睡虫就在他的体内蠕动，云雾就在他的脑壳里漂浮，他怎么挣扎也不能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跳跃出来。有几次，他在听取下属汇报工作期间，竟然睡着了。睡着了不说，重要的是他打起了呼噜。尽管在场有人无法自控地窃笑，但却没有人敢拍一下他，把他从睡梦中叫醒。项文化醒来后，抹去了嘴角丝丝牵牵的涎水，当然觉得很丢人，很不好意思。
项文化最不能容忍的是剪彩。他几乎天天被人牵着鼻子去剪彩，最多的一天竟然像赶场子一般，跑了八个地方。什么酒店开张，什么道路开建，什么燃气站奠基，什么电报大楼落成等等，杂七杂八，都要把他拽去撑脸面，烦死他了。按照官场的规则，剪彩是最受官员欢迎的一项活动了，谁会对这样的差使心生厌倦呢？但项文化偏偏不喜欢这样的活动，他甚至对主办方苦心铸造的金剪刀不屑一顾。纯金的剪刀又怎么啦，不还是剪刀吗？剪刀剪刀，是要把连缀在一起的东西剪断的，怎么想都不是很吉祥。项文化对金剪刀随意处置，保姆给一把，守门的大爷给一把，门外蹬三轮车的给一把；当然，他和薛雨露在阿里巴巴喝茶，也随手扔给薛雨露一把。
薛雨露最不可思议的是，项文化竟然提出来要重新回报社，这样的想法让薛雨露大吃一惊。薛雨露能把这样的话当真吗？不能！薛雨露先是推托报社的庙小，怎么能容下项主任这样的大神呢？后来又开玩笑说她想和项文化交换，她当资源办主任，项文化当报社副总编。项文化喜形于色，连连称好，仿佛这样的交换立刻会变为现实似的。于是薛雨露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我感叹，项文化是个怪人，真真切切是个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