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膺惠金江农场（三师五团）
在有书信的年代，邮差在我的记忆中仿佛就是天使。因为他带来的可能是浓郁的亲情，真诚的友谊，爱情的飞花……
我有书信的日子始于1970年去海南岛当知青的时候。刚刚离开家乡，离开父母亲朋，踏上人生旅途的第一站，我们是多么地怀念亲人朋友和熟悉的同学老师！我们的连队是一个种橡胶的连队。我的主业是割胶，每天凌晨3点起床，翻山越岭去割胶、收胶，12点才挑着胶水回到连队。下午通常是开荒种橡胶或农作物。如果“大会战”，晚上还得摸黑上山割胶，称为“加刀”。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我又体弱多病，水土不服，两腿溃烂整整三年。物质匮乏的年代，除了大米是定量供应的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吃的。住的是茅屋草棚。生活的艰苦，精神的压抑，需要一个情绪宣泄的空间，更需要一种在生活逆境中的鞭策。而那时最好的途径就是通信。
记得1973年的中秋节，正逢台风过后，乌云滚滚，月亮躲在云团之后不肯出来，平添天涯游子一腔思乡愁！我写下了“琼崖中秋风雨萧，佳节愁困倍思亲。乌云遮月嫦娥怨，圆月无为九州同”的问天诗句。并且把它寄给了我的亲人。很快地，姐姐回信勉励我要树立四海为家的思想，安心工作；哥哥给我寄来了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台，月有阴睛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小小的信封，薄薄的信纸，安慰了我鞭策了我，使我豁然开朗，使我的思想不再开小差。
到了盼望情书的时节，书信就成了我生命的重要部分。寄信之日就掰指头计算收信之期。甚至估计邮差到我们连队的时间，当他一出现，就冲上前去抢出属于自己的信件；从工地回来时，首站就是到收发室去寻觅书信。收信是公开的，读信和复信却须避开周围警犬般的耳目。那个年代，承载着私人空间的书信，没有多少保密性可言。到手的信件通常是“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不是被撕去邮票，撕开封口，就是“有头没尾”，“体无完肤”。所以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在第一时间拿到目己的书信。那时候我们五六个知青住一间房子，没有书桌，每人只有一个床铺的空间，读信写信几乎没有个人隐私可言。恋爱时节的情书，都是深夜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奋笔疾书”出笼的。寄信也颇费气力。那时候我们橡胶连队每周只放半天假，为了保证信件能够真正寄出去，我总是用宝贵的休假时间步行10多里路到县城去寄，往返28里。有一次居然夜里为忘贴邮票而梦中惊醒！
我收信的最高记录是一天七封。盼收信就得多写信。这些来往的信件，有同学的聊侃，父母的嘱咐，恋人的思念；有惊讶，有欢喜，有希望与挂牵；有青春思绪的任意奔驰和豪言壮语，又有天涯何处觅归宿的惆怅……尽管那些纸上文字少不了善意的夸张，但那熟悉的笔迹，那干了的汗渍、泪痕，无不散发着写信人的气息、心境和情感，令人亲切感动、遐思绵绵……从盼信收信读信复信到寄信，每一个过程，都令人那么痴迷那么向往！
如今，电话和电子邮件差不多代替了书信，我也不再有书信可等待了。但是，现代通讯设备的方便快捷，使人反倒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而当年的一封封书信，如诗如画般留在了我的心底，给我一串串回味，令我长长地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