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菊仙新星农场（三师三团）
到海南后不久，我所在的二区三队准备建一所小学，经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让我担任小学老师。
当时的条件真是艰苦，完全是白手起家。工人们在小溪边用茅草搭建了一间非常简陋的校舍，没有课桌，就用两根直径约10公分粗的树杆，在上面钉一块长约70公分，宽约20公分的木板，就成了一张简易课桌。坐的板凳也是照此方法做的。总之当时的口号就是：“因陋就简，白手办学”。没有钟，没法掌握每节课的时间，就用看太阳的方法，大概上了几十分钟后，就到室外用脚步丈量一下影子。更为难的是因为连队头一回办学，入学的孩子年龄参差不齐。听说自己连队办了学校，那些原来要走几个山头去分场上学的孩子也都回来就读。要把他们分成几个年级，十来个小孩中有预备班的，有一年级、三年级、五年级的。给一年级上课的时候，预备班的就在教室外面活动；三年级的就写字；五年级的就算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复式班”。放学了，家长们离收工的时间还早呢，怕孩子们发生意外，我就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去拾胶果、给伙房捡柴火，甚至还采草药。过了不久，我们把胶果、草药卖了钱，嗬，没想到居然够买一个小闹钟，就这样，学校靠自力更生添置了第一件资产——“钟”，从此结束了看太阳影子掌握时间的历史。此后，孩子们的积极性更高了，不久我们又陆续添置了摇铃和一些简单的体育用品，如球类……
当时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没有课本，尤其是没有低年级的课本。于是高年级的教材就是“老三篇”；中年级的教材就是毛主席语录，然而低年级的教材还得自己编写。别看我是老师，可每天晚上连队的政治学习还必须得参加。
当时规定老师每月有一斤煤油，其他人就只有三两。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大家坐成一圈，中间摆一盏油灯，我经常把我的油灯拿出去给大伙用，我就在一旁趁着微弱的灯光改作业、备课、编写教材。记得当时上一年级的课，我编写的教材当然就是从拼音开始，因为我50年代上学的第一节课老师就说过：拼音是学习汉字的拐杖。可我当老师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大伙对这些并不理解，都说不必学拼音，无论我怎么解释他们都坚持他们的意见，甚至有人提出学拼音是复古，主张直接学汉字。知青是去接受再教育的，老工人说的话你得听啊，于是我只得放弃拼音教学。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的学校越办越好，由于有学校纪律的束缚，加上我这个老师就住在连队里，跟孩子们几乎是朝夕相处，纯粹就是个“孩子王”，孩子们一改过去那种群龙无首的现象，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没人能管得了，连队领导和老工人都很满意，在很短的时间里给了我很多的荣誉，还被评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到场部出席积代会。
就在这时候，场部政治处派人到各连队选拔知青，听了连队领导的介绍，于是把我调到了场部政治处报道组。在政治处报道组工作几年后，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发表的精神鼓舞下，我打了报告多次请求归队，处里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把我从政治处的报道组调到场部小学，继续我的教育生涯。
1973年我被选为出席师教师代表大会代表，到广州开兵团教代会。
1974年我被选送到广州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几经周折，最后的归宿还是在教育战线。看来这也是一种缘分：和教育战线有缘。
尽管过去我在教育战线曾经有过一些成绩，然而我的起步是在连队头一次办的小学里开始的，那里虽然校舍简陋，工作艰辛，但是连队领导的重视、老工人的支持，至今铭刻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