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世界上，每个人都是风险厌恶者，想尽量减少风险，求得稳定。为了避免风险也就要放弃可能的收益。工人希望在未来3年内收入和就业稳定，以保证自己稳定的生活水平。如果未来3年中，劳动市场供大于求，有这种合约保证，他们的收入就不会减少。这就消除了风险。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如果劳动市场供小于求也不能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也希望稳定。工资是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有工资稳定，成本才能稳定。企业为了消除劳动供小于求时工资增加、成本增加的风险，也要放弃劳动供大于求时可以降低工资的好处。工人和企业从消除风险求得稳定的愿望出发，都接受一定时期内名义工资固定化的合约。这样，在合约期内无论劳动供求关系如何变动，名义工资都不变。这就形成工资变动慢于劳动供求变动的黏性。这是工资决定的合约理论。
工资黏性的另一种解释是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局内人指已在企业内工作的人，局外人是想进入企业工作的人。新工人进入企业，通常要由局内人进行培训。如果企业实行双重工资制，即向局内人支付高工资，向局外人支付低工资，而通过培训的局外人可以代替局内人。这时，局内人都会感到局外人的威胁，即如果局内人仍要在工资谈判中保护高工资，企业就会用低工资的局外人代替高工资的局内人。这样，局内人就会拒绝培训局外人。培训局外人无疑是培养自己的掘墓人。只有在企业为局外人支付与局内人同样的工资，局外人不是局内人的威胁时，局内人才与企业合作培训局外人。而且，企业也只有为已培训的局外人支付与局内人同样的工资，才不至于被其他企业挖走。企业为局内人与局外人支付同样的工资，这样，劳动供给增加，有局外人进入时，工资并不会减少，这就形成工资黏性。而且也使局外人进入不易，引起失业。
黏性工资的第三种解释是效率工资理论。效率工资是企业支付的高于劳动市场均衡工资的工资。效率工资可以使企业吸引更好的劳动力，提高工人的努力程度，减少工人流动，而提高企业效率。如果效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大于支付工资的增加，对企业来说就是合适的。在现实中许多企业支付效率工资，而不支付市场供求决定的均衡工资，说明这种工资制度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效率工资是根据效率来确定工资水平的，而不是根据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来决定工资的。这样，工资就不随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变动而变动，具有黏性。而且，在效率工资之下，企业尽量减少雇用工人，失业也会增加。
此外，最低工资制度和工会的存在也会引起工资黏性。在最低工资制下，无论劳动的供给如何大于需求，工资也不能降到最低工资之下。工会的存在也会阻止在劳动供大于求时工资的下降。同时，最低工资和工会也增加了失业。在最低工资时，找到工作的不熟练工人受到保护，但劳动需求减少，另一些不熟练工人找不到工作。在有工会时，工会会员受到保护，而非工会会员的失业会增加。
这些理论说明，在信息不完全和竞争不完全的劳动市场上，决定工资的不仅仅是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而且还有各种制度因素。这些制度使工资并不随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及时变动。这种工资黏性引起了宏观经济中劳动市场不能出清，失业存在。由此看来，制度是重要的，减少失业也要从制度改革入手。
失业统计与国际接轨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失业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严重经济问题，但严重程度有多大，即失业率是多少，却众说纷纭。国内媒体报道的城市人口失业率低的为1.9%，高者达4%，而世界银行估算出的城市人口失业率为10%左右。到底哪一个数字接近现实呢？这就先要了解什么是失业，以及经济学家如何计算失业率。
联合国国际劳工局给失业者下的定义是：在一定年龄范围内，有工作能力、愿意工作，正在找工作但仍没有工作的人。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对这一定义进行了具体化。例如，美国把一定年龄范围界定为16～65岁，属于失业的人口包括：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工作，连续4周未找到者；企业临时辞退，但并未解职，随时等待召回，但一周未领到工资者；被企业解聘或自愿离职者。我国失业率的计算结果不同恐怕首先是对失业者的界定不同。例如，美国的第一种失业者在我国称为待业，第二种失业者称为下岗，都未计入失业之内，只有第三种人才作为失业。这样算出的结果当然与世界银行会有相当大差别。
在根据失业的定义计算失业率时，还涉及对人口的分类。在全部总人口中属于工作年龄内的人口称为工作年龄人口，它与总人口之比称为人口—工作年龄人口比，表明一国的成年人有多少。在工作年龄人口中，有一些人并不是劳动力，这部分人是没有劳动能力或不愿意工作者。例如，不能劳动的残疾人、在监狱服刑的人、全日制学校的学生、愿意从事家务活动不参加社会工作的家庭妇女等。这些人称为不在劳动力者。工作年龄人口中减去不在劳动力者是劳动力。劳动力与工作年龄人口之比称为劳动力参工率。劳动力分为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失业率是失业人口与劳动力之比。
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字例子来说明这些关系。假定一国总人口为1亿人，其中16～65岁者为8000万人，即工作年龄人口为8000万人，人口—工作年龄人口比为0.8。在这8000万人中，假设不在劳动力者为2000万人，即劳动力为6000万人，劳动力参工率为0.75。在劳动力中就业人口为5400万人，失业人口为600万人，失业率就是l0%。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失业率并不难计算，但实际上，在各国统计失业率都是一件困难的事。这就在于如何界定失业者并不容易。首先，在有工作能力和愿望的人中有一些人由于寻找工作屡找屡败，已放弃了找工作的努力，这些人被称为丧失信心的工人。他们放弃找工作而被作为退出劳动力队伍，不作为失业者，但实际他们只要能找到工作仍然愿意工作。不把这些人作为失业者缩小了实际失业人数。
其次，部分时间工作者（打零工者）并不算在失业者之内，但他们也希望得到并在寻找全职工作。不把这部分人计入失业者，也缩小了实际失业人数。
最后，算入失业者的人中有些实际上从事地下经济的工作，或者本不想工作，登记为失业仅仅是为了得到失业津贴，这又扩大了失业者人数。
失业率估算对了解一国宏观经济状况、制定经济政策都是十分重要的。各国都确定了不同的计算方法。例如，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了7个失业率统计标准。u1为长期失业率，失业人数指失业在13周以上的人；u2为失去工作的失业率，失业人数指所有失去工作（无论什么原因）的人；u3为成人失业率，失业人数指25周以上失去工作的人；u4为全职工作失业率，失业人数指没有并正在寻找全职工作的人；u5为通常的失业率，失业人数指符合国际劳工局三个条件的人；u6指包括一半部分工作者的失业率，失业人数要包括二分之一目前从事部分时间工作的人；u7指包括丧失信心的工人的失业率，失业人数中包括丧失信心的工人。在这七种失业率中，u1最低，u7最高，两者差额在10%左右。u5为一般所说的失业率。这不同的失业率有助于政府更全面地了解经济中的失业状况并采取相应对策。
此外，各国还统计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失业率。这就是说，可以按劳动者年龄、性别、种族和文化程度等因素把劳动分为不同群体来计算各个群体的失业率。这有助于了解失业与各种因素的关系，寻找失业的原因，制定降低失业的政策。例如，美国失业率最高的群体是黑人中低文化的青年妇女，降低这些人的失业率对减少失业至关重要。因此，在就业法中规定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在就业政策中免费向这些人提供职业培训就是重要的。
自然失业率是指实现了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当经济中消灭了周期性失业，而所有失业都为难以克服的原因引起的自然失业时，失业率就是自然失业率。确定自然失业率对判断一个经济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极为重要。
回到我们开头所提到的问题。我国失业统计中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没有明确界定劳动者、就业者与失业者，没有一套失业统计指标体系，也缺乏定期地收集资料的科学统计方法。看来在失业统计上还要与国际接轨。这也是我国加入WTO所要求的。
学校的规模收益递减
曾到成都，所见之人十有六七均为当地某一师大毕业生。我惊讶该校毕业生何以如此之多。一位该校老毕业生告诉我，如今该校在成都有近四万人之多，且在省内每个地方都有分院，其学生数已不可估。
仅仅数年就由一所并不大的学校，“爆玉米花式”地发展到在世界上也堪称数量一流的学校，效益会如何呢？
任何一个组织，无论企业、学校，无论规模大的、小的，判断的标准是效益。不过企业与学校的效益标准并不一样。对企业而言，效益的标准是利润。只要规模扩大，效率提高，竞争力增强，利润增加了，就可以称为规模收益递增了。但判断学校规模扩大效益的标准不能是利润，只能是培养的学生质量和学术水平。应该明白的是，市场经济并不是一切都由钱引导的，利润并不是所有组织的判断标准。如果像学校和医院这样的组织都把利润作为判断标准，灵魂工程师和白衣天使都以追逐金钱为动机，市场经济对社会而言就是祸而不是福了。
成都的这所大学规模迅速扩张之后，效益如何呢？这所大学的收入迅速增加了，房子盖得也多了，校园更美了。总之，一切硬件都“鸟枪换炮”了。但梅贻琦先生早就指出，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者，大学应该是有大师者。当然，对于这类地方性院校，不能要求出多少陈寅恪、王国维这样的大师。但大学应该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应该有一种文化传统，应该有学术成果。说到这些，那位该校的老校友面有愧色。他说，这所大学过去在国内学术水平算不上高，但学风颇严谨，老师教学认真，在文理基础专业上师资实力不弱，培养出的学生水平也不低。如今呢？根据他对学弟学妹们的了解，总体水平“今不如昔”，许多毕业生从事的是并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
我想这种状况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规模收益递减。企业是可以迅速扩张的。那些规模庞大而效益好的企业都会经历一个迅速成长的阶段。但大学不能采取这种模式。像海尔、长虹这样的企业可以在10年，甚至更短时间内成为庞然大物，但大学却难以做到。这就在于大学有自己的特点。
梅贻琦先生称大学为有大师者。我理解这里所说的大师不仅仅是指陈寅恪、王国维这样顶尖级的学术大师，还应该包括所有教师。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是一个大学成功的关键。这些教师的学术水平也许并不是个个都出类拔萃的，但他们应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严守职业道德，并认真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有这样的教师队伍才可以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学校才有效益。学校的效益并不是学校赚了多少钱，而是为社会培养出了多少人才。
大学难以迅速扩张就在于不可能在短期内以几何级数来扩大这支合格的教师队伍。从学校刚毕业的学生，无论从什么学校毕业，拿过什么学位，要成为一名合格或优秀的教师，必须有一个过程。大学规模迅速扩大，教师数量急剧增加，质量就难以保证了。据说这所学校有的分校一次招进15名博士，马上进入教学第一线。这能不让人担心教学质量吗？
与所有大学一样，这所大学的扩张也是沿着两条线：一条是扩大到各种专业，另一条是大办分院。在我看来，这都是规模收益递减之路。办一个新专业完全不同于增加一条生产线。没有相应的师资、设备、资料，新专业如何保证质量？如今的大学都追求专业的多而全。但即使那些过去的名校，新增的专业有多少得到社会认可？四川的这所大学，本以师范为主，专业为传统的文理科，在扩张中，不仅有财经政法，还有电视制作这类专业要求相当高的系科。而且，这些热门专业的学生远远超过已不被人看好的传统专业。
学校迅速扩大要求校区范围扩大，于是就在各地办分院。分院没有原来的那种传统文化气氛，没有新老学生之间的传帮带，没有像样的图书馆和设备，甚至老师也是上完课就走，缺少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一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缺少了这种大学的传统和气氛，被放在一个甚至无人过问的地方，如何迅速适应大学生活，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我与一些其他学校分院的学生交谈过，他们对分院的环境都甚感失望，称自己是“没娘的孩子”。
我写这篇文章对成都这所大学绝无他意。这所大学只是全国几乎所有扩张中大学的一个例子。我只是希望这种高校扩张的势头能得到制止，既然已经扩大，就应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不意回到北京，看到的一条消息就是北京20余所名校要在郊区大办分校。据称还是为了满足“人民对名校的需求”。不过我想，人家想进的还是真正的名校，不会是挂着名校牌子的学校。说这种做法“挂羊头卖狗肉”有辱斯文，不过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不过分。
高校不必成本核算
在对高校收费高的指责中，有一种声音是要求高校拿出成本核算，实行透明收费。高校尽管拿不出成本核算，也声称自己经费紧张，表明收费低于成本。其实在高等教育中，收费是否合理与培养学生的成本无关，争论的双方纠缠于高校的成本是用一个伪问题把高校收费标准引向邪路。
高校收费与成本无关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高等教育也不是与制造业一样的产业。从事产业活动的企业应该有精确的成本核算，把成本作为定价的基本依据之一，并根据收益减去成本之后的利润来衡量经营状况。但高校与这种企业完全不同。它也要提高管理效率、降低成本，但这样做绝不是要根据成本收费，或者用营利来衡量高校的好坏。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没有把教育作为赚钱的产业的。教育的唯一任务是提高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和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为社会培养人才。学校不是把学生作为产品来出卖，而是向社会无偿地输送人才。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对社会的贡献就是学校的收益。这种收益当然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