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尊女卑的传统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圣经‘创世纪》里说：女人是神从男人身上抽取一根肋骨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表明女子一生下来就从属于男人。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之所以普遍存在，和两性的生理差异与社会分工等因素密切相关。儒家思想中就包含了性别歧视的倾向。孔子本来是个宽厚的人，但是，《论语》里却有几处骂人的话，其中有一句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意思是：女子像小人一样难以应付，你对她好，她就上脸；你疏远她，她就会埋怨。孔子为什么会歧视女子？这当然是他本着儒家思想对女子长期观察以后所作的总结。同时，孔子的身世也值得注意。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是个私生子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这可能是导致孔子歧视女子的一个原因。《列子》是道家著作，其中明确提出男尊女卑的观点：“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的总体状况是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然而，现实生活却是复杂多样的。理安，艾斯勒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种关系模式，即统治模式与伙伴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的划分是相对的，她说：
其实，无论统治等级如何森严，一个社会若丝毫没有伙伴关系的因素，就根本无法生存。但正如历史学家玛丽‘伊丽莎白。佩里（MaryElizabethPerry）所说，在以统治关系模式为主的社会里，这些因素被“篡改”了。它们被扭曲、被压制，同时也被利用，而关爱和非暴力行为则被划归于“劣等”人群，比如妇女和“女性化”的男子换句话说，就是划归于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
由此可见，要把握中国古代社会中男女两性关系的真实状况还得具体分析。
下面主要从非夫妻关系与夫妻关系两方面对男尊女卑的现实状况进行考查。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质疑：“女子在中国曾否真受过压迫？”他考査的结果是“所谓‘被压迫女性’这一个名词，决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身份和家庭中的至高之主脑”。母亲当然是针对儿女来说的，属于两性关系中的非夫妻关系。非夫妻关系的两性状况多种多样，主要包括父母与子女关系、兄弟姊妹关系、亲戚关系以及阶级关系等。非夫妻关系的两性尊卑不能仅从性别一个角度来确定，还要结合伦理秩序等相关要素。儒家思想特别讲究“孝”，因此，儿子尊不过母亲。一国之君也好，普通百姓也罢，谁都不愿轻易落个不孝的恶名。
《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杨家将》里的佘太君、《红楼梦》中的贾母，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就兄弟姊妹而言，女子的地位当然要低于男子。妻妾制又导致了孩子有正出与庶出之分。妻子生的孩子要高于妾生的孩子。同是贾政的孩子，宝玉的地位高于贾环，元春的地位高于探春；如果再综合性别来考虑，贾环的地位高于探春，宝玉的地位高于元春。但是，元春被选人宫中为妃之后，她的地位又高出了宝玉，高出了他的父母贾政和王夫人，也高出了贾母。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了君臣的界限。探春虽是庶出的女子，她的地位也不是那些男女老少仆人们所能比拟的。搜检大观园时，主善保家的只是拉了一下探春的衣襟，当场就挨了一巴掌，因为她毕竟是个奴才。当然，奴才也有好多等级。在侍侯宝玉的丫鬟当中，袭人的地位最高。此外，像林黛玉、薛宝钗以及后来的邢岫烟等人都是贾家的亲戚，她们在贾府中的地位要低于元迎探惜姊妹们，当然，更不能和贾家公子比了。从上述情况来看，如果单纯地说中国古代男尊女卑，其实是不准确的。
再看两性关系中的夫妻关系的尊卑状况。林语堂提到《红楼梦》中的两对夫妇贾琏与王熙凤、贾政与王夫人，在王熙凤与贾琏之间，王熙凤显然是“家庭中的至高之主脑”。在她面前，她的丈夫贾琏从结婚那一天起就处于下风：“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今已二十来往了。亲上作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谁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说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王熙凤的大权笼罩了贾府，也笼罩了她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王熙凤不允许她的丈夫接触其他任何女人，甚至包括平儿在内。正如贾琏抱怨的那样：“他防我像防贼是的，只许他同男人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我和女人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论小叔子侄儿，大的小的，说说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作为男人和丈夫，贾琏常常处于屈从的地位，不免感到压抑。
因此，他常常离开家到外面跑’并寻找机会满足自己的欲望。性压抑最终导致了性爆发：王熙凤生日那天，贾琏在自己家里和鲍二家的偷情，结果被王熙凤发现。忍受已久的贾琏仗着酒劲要为昔日的屈辱出气，手提宝剑追杀王熙凤。最后，贾母主持公道，让他向妻子赔了不是。正因为家里有个手握大权的老婆，别人可以娶妾，贾琏就不行，尽管他还没有儿子。所以，贾琏只能偷偷地娶了尤二姐，被王熙凤发现后又是一阵吵闹，直到尤二姐吞金而告终。王熙凤就这样把她的权力强加于夫妻关系之中而毫不手软。这件事表明王熙凤对第二个女子的醋妒之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宁可使贾家绝后，决不让丈夫纳妾。正是在这种醋妒之心的作用下，王熙凤竟然将刀柄付与外人，主动指使张华告自己的丈夫“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依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后来她自己也意识到“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因而又派人去追杀张华。这正是所谓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弄权者王熙凤最终成了一个被权力伤害的悲剧人物。
像王熙凤这样的权力型女人毕竟是少数。相对来说，贾政与王夫人的关系更有代表性。王夫人不能被称为“家庭中的至高之主脑”，她和丈夫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关于夫妻生活，王夫人发表过一段经验之谈：“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妇，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新来乍到，自然要有些别扭的。过几年大家摸着脾气儿，生儿长女以后，那就好了。”王夫人这番话也许更接近中国古代夫妻的真实处境。唐代的薛昌绪如果想和妻子同房，他一定先派丫鬟送去书面通知：“薛某以继嗣事重，辄欲赴其嘉会，不知娘子可否慨允？”这就很有些“相敬如宾”的味道，至少看不出什么尊卑观念。
《红楼梦》中写到的夫妻关系还有贾赦与邢夫人、孙绍祖与迎春、薛蟠第二十一回中，他女儿病了，王熙凤忙着照看孩子，贾琏十分难熬地独寝了两夜，之后就找到了以往不曾得手的多姑娘儿。以含蓄著称的《红楼梦》对此有直接描述：“进门一见其态，早巳魂飞魄散，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遍身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绵上；更兼淫态浪言，压倒娼妓，诸男子至此岂有惜命者哉。那贾琏恨不得连身化在他身上……”
与夏金桂等。前两对夫妻的男尊女卑关系比较明显，尤其是迎春夫妇还牵涉着家族纠葛。贾赦之所以把迎春嫁给孙绍祖，是因为他收过孙家五千两银子，贾赦以为结成亲家以后，这笔钱就不用还了。却没想到孙绍祖把迎春看成了用五千两银子买来的使女，最后竟然把她折磨死了。薛蟠和夏金桂是贾府之外的一对，他们的情形和贾琏夫妇相似。薛公子虽然横，却也是个惧内者，硬是被老婆赶出了家门，由着她在家里闹。这可急坏了要面子的薛姨妈，她说：“你们是怎么着，又这样家翻宅乱起来，这还像个人家儿吗！矮墙浅屋的，难道都不怕亲戚们听见笑话了么。”
对于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来说吃醋”与“惧内”无疑都属于另类现象。“吃醋”典故源于唐代宰相房玄龄。尽管房玄龄身居要职，但是他生平惧内，是个怕老婆的人。一天，唐太宗请开国元勋赴宴。酒足饭饱之际，房玄龄经不起同僚的挑逗，吹牛说自己并不怕老婆。唐太宗乘着酒兴赐给了他两个美人。房玄龄将两个美人领回家后，他老婆大发雷霆，指着房玄龄大吵大骂，把两个美人赶出府门。唐太宗得知此事后，立即把他们召来问罪。唐太宗指着两位美女和一坛“毒酒”，让房玄龄夫妇任选一种。房夫人当场就把“毒酒”喝了。房玄龄急得老泪纵横，抱着夫人抽泣。大臣们却都笑了，原来坛里装的并非毒酒，而是食醋。从此，“吃醋”成了女人间妒忌的代名词，后来进一步扩大到男女之间。吃醋其实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主要是女子）维护自身权力的一种方式。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为争风吃醋提供了肥沃的沃土。
与吃醋不同，惧内表明男子已经处于下风了。宋代诗人苏东坡把它形象地称为“河东狮吼”：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中，为什么会出现男子怕老婆的惧内现象呢？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女子的力量增强了，因而把男子的威风压了下去。这表明女人不仅仅是男人支配的对象，也会成为自己的主人：“女人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男人行动的对象，她们还是创造、解释、操纵并讨论她们生存状况的行动者。”而从男子这一方面来说，他们往往比较顾忌面子，更重要的是欲望在作祟：老婆是满足自身欲望的对象，自然得罪不起。孔子“吾未见刚者”的感叹就是因此而发的。
不妨反过来想想，如果女人普遍掌握了权力会怎样？我觉得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泯性别的差异。武则天做了皇帝之后不是也要找男人吗？而且女人掌权以后，其狠毒程度与男人相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吕雉、武则天、慈禧太后无不如此。正如露西奥布莱恩所说：“我认为女的和男的同样具有侵略性，但我们的侵略性被压抑住了。”唐代女诗人李冶认为夫妻关系是和谐与冲突并存的，因此她说“至亲至疏夫妻”。“亲”就是和谐，“疏”的表现却多种多样：或隔膜，或斗争，或离异。所以，夫妻之间既可能和谐相处，也可能丈夫怕老婆，而更多的则是男尊女卑。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中，女人不能与男人处于平等的层次上。两性关系的失衡致使女子往往成为被伤害的对象：或者被突然抛弃，或者在家中苦苦等候。因此，中国古代的弃妇诗异常发达。
女子的地位低下直接影响到爱情的质量，甚至造成爱情的缺失，取而代之的是哥们义气和男子同性恋。《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写到刘备战败落荒而逃，在去许都的路上一路乞讨，有个叫刘安的猎户为了款待他，竟然把自己的妻子杀了让他吃。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只有男人与男人才是平等的，所谓“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因此，中国的男人看重的是哥们义气。像桃园结义后来建立一番功业的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就是因为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关羽之所以从一个将军而跻身于神的行列，不是因为他的英勇，而是因为他的义气。降汉不降曹，千里走单骑，义释曹操于华容道，所有这些表明的都是他的义气。在《水浒传》中，这种哥们义气表现得更加集中，更加鲜明，一说起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那名声似乎比皇帝还有号召力。一百零八位好汉是被一个“义”字联系在一起的。《金瓶梅》第一回写的是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就连《红楼梦》这个“女儿国”里也有薛蟠和柳湘莲结拜为生死兄弟的情节，而且这位薛公子还是个同性恋者。同性恋几乎是一切有权势者的共同游戏，从皇帝到乡绅都有这种龙阳之好。
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使中国女子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其中一个富于象征性的缩影就是她们被缠得变了形的小脚。只有武则天当政与太平天国时期，中国女子的地位才得到了一些提高。至于从思想上提升女子地位的著作莫过于《红楼梦》。该书所写的主要对象就是以“金陵十二钗”为主的“女儿国”。曹雪芹开篇就说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使“闺阁昭传”，并提出以下惊人论断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个结论来自曹雪芹对女性优势的发现，具体地说，来自他对身边女子的观察和记忆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这种思想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完全相反，可以称为重女轻男思想。它是对男尊女卑传统的有力反拨，可以视为近现代以来女性解放运动的先声。
（第三节）性如何参与制造了美好的爱情一中国人的爱情状况由于男尊女卑传统的深人渗透和广泛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为爱情提供肥沃的土壤。传统认可的经典爱情是“举案齐眉”。这个故事出自《后汉书，梁鸿传》，说的是梁鸿在外面做工，每当他回到家，妻子孟光就把做好的饭放在托盘里，并把盘子托到自己眉头的高度，恭敬地端给丈夫。这个爱情故事本身就建立在男尊女卑的基础上，它体现的是妻子对丈夫不无奴性的恭顺，因而并不是值得羡慕的美好爱情。美好爱情的首要条件是两性平等，只有平等的两个人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不是你高于我，我高于你，而是我倾心于你，你倾心于我。因此，尽管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其最高境界却是合二为一。
就此而言，卓文君和司马相如这一对夫妻尽管另类，而且他们的感情出现了波折，但是仍然比“举案齐眉”更加理想。卓文君新寡，司马相如被她的美貌和才气所吸引，于是，在临邛富豪卓王孙的宴会上，司马相如故意弹了《凤求凰》这支曲子以示爱慕。卓文君从窗缝中窥探，看到他仪容潇洒，不由得爱上了他。后来，卓文君不顾父亲的反对和司马相如私奔了。他们在临邛的一个小镇上当垆卖酒，两人相濡以沫，日子虽清苦却也甜美。后来，司马相如到了长安，以一篇《子虚赋》名闻天下，做了汉武帝的侍郎。他见文君年老色衰，便有意另娶茂陵女子为妾。文君得知后写了四首《白头吟》，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皑如山上雪，蛟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结果，卓文君的反客为主让司马相如大为感动，遂不复娶，返回乡里，与文君终老于林泉之间。
元代画家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写过一首近似民歌的作品《我侬词》，她认为，在理想爱情中，夫妻二人会通过性活动而实现肉身的重组与性情的融合：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
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
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床上歇卧。
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
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
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