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力敌刘关张的吕布最终在权力争夺中死于非命。吕布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一个乱世时代的英雄，他却想过一种和平时代里普通人的生活。这是他最大的弱点。吕布前后两次杀了自己的义父，先是为了一—匹赤兔马和追求高升的机会，后是为了得到一个叫貂蝉的美人。事实上，反复无常是那个时代割据者的共同特色，只不过在吕布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罢了。曹操讨伐吕布，说他夺了自己的城池，吕布的辩解是：“汉家城池，诸人有分，偏尔合得？”对于吕布来说，占有城池只不过是为了获得存身之地。只要有自己的一座城池，吕布就已经感到满足了。即使在曹操水淹城池的情况下，他依然可以陪着妻妾饮酒享乐而不思破敌和突围。因而，从本质上来说，尽管吕布英勇无敌，其实却是一个倦于纷争、贪图享受的人。他不想打打杀杀，只想过平常人的生活。更致命的是，吕布过于善良，而不像其他割据者那样心狠手辣。这主要体现在他和刘备的关系上。即使攻占了刘备的城池，他也要保护好刘备的家小，后来还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被曹操俘虏之后，他想让刘备为自己求情。出乎他意料的是，刘备不仅不为他说情，反而说出他杀死两位义父的事来，这就一下子把他置于了死地。于是，吕布愤慨地说是儿最无信者！”身在乱世之中，吕布竟然不知道根本没有持久的交谊，有的只是各自的利益。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一个人如果只有食他人之肉的能力却无食他人之肉的凶狠，结果也只能眼睁睁地被别人吃掉。那个假惺惺的刘备后来在南下荆州、进军西川时对待刘表、刘璋的心也渐渐变得坚硬起来。战乱年代就是这样，那些保留过多人性的人是无法生存的。
在征方腊班师回京的路上，燕青劝他的主人卢俊义和他一起隐遁江湖，他的主人却说：“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已来，北破辽兵，南征方腊’勤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殒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那么，宋江、卢俊义他们究竟“结果”如何呢？
却说武胜军承宣使军师吴用，自到任之后，常常心中不乐，每每思念宋公明相爱之心。忽一曰，心情恍惚，寝寐不安。至夜，梦见宋江、李逵二人，扯住衣服说道：“军师，我等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于心不曾负了天子。今朝廷賜饮药酒，我死无辜。身亡之后，见已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深处。军师若想旧日之交情，可到坟茔，亲来看视一遭。”吴用要问备细，撒然觉来，乃是南柯一梦。吴用泪如雨下，坐而待旦。得了此梦，寝食不安。（《水浒传》）
次日，吴用到了楚州，果然宋江已死。正要在宋江、李逵墓前自缢，花荣来到，对吴用说他做了一个梦，吴用一听，和自己的完全相同。于是，“两个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至于卢俊义，由于吃了奸臣们放了水银的御膳，在归途中坠河而死。
除了权力圈子之外，以面子为中心的争名夺利是另一个置人于死地的原因：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
嵇康其实死于钟会的毁谤。他给嵇康罗织的罪名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据《魏氏春秋》记载，钟会陷害嵇康的原因如下：“钟会为大将军兄弟所昵，闻康名而造焉。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会深衔之。后因吕安事，而遂谮康焉。”
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其实死于和别人的意气之争：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世说新语》）
文人之争不同于明火执仗掠夺财富的战争，也不同于追逐政治权力的阴谋算计，而是表现为意气之争。它的实质就是面子之争，这是中国文人相轻传统的激化形式。
另一种被害致死的情形出现在陌生人之间。除了在战场上之外，谋害陌生人不是由于被害者随身携带着“性”，就是由于被害者随身携带着钱。
性是使女人无端受害的主要原因，《红楼梦》中的妙玉最终落入暴徒之手，乃因为她是个绝色女尼；钱是使男人丧命的外在因素，谋财害命的故事在公案小说中屡见不鲜。用暴力掠夺别人的钱财，然后置人于死地，这其实是一种反惩治措施，是一种杀人灭口的做法。《初刻拍案惊奇》中记载了唐代女子谢小娥为父报仇的故事。她的父亲和丈夫在外经商时遇害，后来托梦告诉了她两句话，其中隐藏着杀人凶手的名字。最后这个弱女子找到了两个凶手，终于为亲人报了仇。
被杀一般是指被当政者处死，是上层统治者对违背他们旨意的人采取的一种惩罚措施。其方式多种多样，大致包括个体处死与集体处死两种。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后把那些替他打天下的功臣们都烧死在庆功楼里，并且大兴文字狱。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的王宫遗址上重建府衙，举行上梁仪式时，请友人高启写了一篇《上梁文》。魏观的一位仇家以文中有“虎踞龙盘”之句，诬陷魏观有做第二个张士诚的野心。最后，魏观被诛，高启被腰斩。杀头是中国古代常用的处死方法，金圣叹就是因为参与“抗粮哭庙”被杀头的。据毛祥麟《墨余录》记载，金圣叹在刑场上说杀头，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可谓寓沉痛于幽默。
中国古代的法令与其说严厉不如说随意，而且往往滥杀无辜。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甚至连坐邻里。因而，被杀往往是一种家族事件或集体事件。商鞅是最早推行“连坐法”的人，这种法律的逻辑是：“一室之中，父兄之际，若身体相属，一节动而知于心。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谁责乎？”因此连坐法”就是要“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桓宽《盐铁论》）其目的有点近似于斩草除根，免除后患。孔融因为在禁酒的问题上与曹操意见不同而被捕：“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世说新语》）连八九岁的孩子都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可见法律“普及”的程度。
这种严酷的法律制度有时恰好成为激发人民反抗的原因。陈胜、吴广带领九百名士兵被派到渔阳（今北京密云）防守。走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时，由于连天大雨，道路不通，即使赶到防守的地方，也会超过规定的期限。按照秦代的法令，误期就要被杀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在这种无论如何都是死的情况下，他们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虽然是被清政府杀害的，但是，他的死却有一种主动意识。变法失败后，他不愿逃走。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的《狱中题壁》后两句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就是主动留下来的就义派。临刑前，他口占一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死得其所”表明他的死是一种取义成仁的主动行为，是对生者的一种热切召唤。
主动死亡主要是指自杀。这当然是少数人的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赖活还要活，谁会想死呢？中国古人自杀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是由于无法摆脱困境又顾及面子而自杀，简而言之，就是士为知己而死，女为贞节而亡。这样的自杀尽管是由自杀者本人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被逼无奈，因而具有明显的被动性。以“义士”著称的侯羸为信陵君自刎，一代枭雄项羽是在四面楚歌中自刎身亡的，南唐后主李煜是被赵匡义毒酒赐死的，崇祯皇帝是在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自缢身亡的，甚至还出现了田横五百壮士的集体自杀。
总体来说，中国古人的自杀往往不是为了追求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大多是报恩、尽忠、殉节之类的举动，曹雪芹认为诸如此类的死都是为了沽名钓誉：“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这种说法虽然偏激却不乏真理，跟庄子“天下尽殉”的观点相似。与其说这些人是死于名，不如说是死于君。既然大臣们的一身一体都属于君王，为君王而死，岂不正是死得其所吗？这就是中国古人的生死逻辑。
在自杀的红楼女子中，鸳鸯、司棋和尤三姐在死神面前的态度是比较主动而决绝的。鸳鸯以一种雌雄相随的鸟为名，这个本身自足的名字正好预示了她的抗婚之举。贾府败落，贾母也死了，在哭奠之际，她想到以往自己的抗婚，想到“如今大老爷虽不在家，大太太的这样行为我也瞧不上。老爷是不管事的人，以后便乱世为王起来了……谁收在屋里，谁配小子，我是受不得这样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净”。于是，鸳鸯就上吊自杀了。女人的死往往与爱情和性有关，只不过有的主动有的被动。金钏儿的跳井与尤二姐的吞金就不那么情愿；司棋和尤三姐的死则源于痴情刚烈者对于爱情的绝望。中国女子这种发端于性爱的决绝是软弱妥协的男人们学不来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李香君血染桃花扇，都是这样。
事实上，在个体尚未获得独立自主意识的情况下，真正的自杀是不会出现的。就此而言，李贽和王国维的自杀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他们的自杀是在主体意识觉醒下做出的主动选择，是出于对自身生命和自由精神的维护。李贽生长在泉州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商人家庭。泉州是明代我国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早期的资本主义贸易关系和社会家庭氛围对李贽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贽的思想以个性自由和精神反叛而著称。这种思想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严重冲突，因此，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把他逮捕。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李贽自杀于狱中。
和李贽相比，王国维的自杀更加主动，也更加复杂。投湖的前一天，他给儿子写了一封遗书：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俄死也。
王国维的死固然与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也是他的家庭生活与社会交往作用于自身悲观个性的结果。陈寅恪先生甚至把他视为传统精神的负载者，因而，他的挽诗中有“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
（第二节）千古艰难唯一死
一死亡练习
“人在世间，日失一日，如牵牛羊诣屠所，每进一步，而去死转近。葛洪《抱朴子》）人只有一次生命，死亡意识的获得并非来自亲身体验，而是因为目睹了他人的死，是他人的死让生者获得了死亡意识。不同年龄段的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年长者的现在就是年轻者的未来。他人的死会唤起生者自身的死亡意识：“既然他死了，我也会死。”所以，他人的死对于生者来说就是一次死亡练习。里尔克在《严重的时刻》里写道：“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人死去。但是，这些死亡对于人们一般没有什么影响，真正能激发人们死亡意识的往往是熟人的死，并且死去的人越亲近，越能唤起生者的痛切感。就此而言，亲人的去世无疑最能唤起生者的死亡意识。因为亲人曾经和生者生活在一起，当他死去的时候，生者就会感到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也一同死去了。亲人的死让生者感到死的恐怖，同时又对生者散布着无比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力量带走了一个人的生命及其所有在世的岁月，又像旋风一样让还活着的人在眩晕中觉得要被它带走。
王于猷、于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世说新语》）
子猷、子敬兄弟是王羲之的儿子。子敬即书法家王献之，与其父并称为“大小王”，死时年仅四十五岁。子猷、子敬兄弟极其和睦。据《幽明录》记载：子猷、子敬兄弟去世前，从远方来了个大师。这个大师说：如果有人愿意把自己生命的年限给别人，他就能使“死者可生”。子猷想把自己的寿限给弟弟，因为他觉得弟弟比他有才。但是，那个大师说子猷的寿限已经到了，无法给他弟弟增添寿限。结果，不久之后，他们两个就先后去世了。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雷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世说新语》）俞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欣喜异常。钟子期死后，他就废而不弹了，因为再也没有知音欣赏了。和他们类似，法虔是支道林的同学，也是他的知音。法虔一死，支道林再谈佛论道也无人欣赏了。这让他精神抑郁，似乎瞥见了死神的影子。果然，不出一年，支道林就离开了人世。
在所有的亲人中，夫妻感情尤其亲密，一旦一方去世了，将会对活着的一方造成致命的影响：“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这位荀奉倩曾经说过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世说新语》这是对女子的重新评价和定位，代表了魏晋士人对第二性的崭新认识。荀奉倩十分钟爱他的妻子。他妻子冬天身体老是发热，他就脱了衣裳，到院子里把自己冻得浑身冰凉，然后回到屋里，靠着妻子的身子给她降温。妻子去世后不久，荀奉倩也随妻子离开了世界。由此可见，亲人的去世不仅使生者获得了深切的死亡意识，甚至于能把还活着的人直接带到阴间里去。
在死亡练习方面，最为独到的是林黛玉。她由花落想到自己的死，从而唱出了哀婉凄楚、沉痛真挚的《葬花词》，异常深刻地表达了她由葬花想到葬己的死亡意识：
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