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在跨国市场经营过程中，跨国公司积累和具备了强大的核心能力异质性，跨国公司拥有世界专利技术的70%，占世界技术贸易的90%、货物贸易的70%、跨国投资的90%，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其次，跨国公司携强大的核心能力异质性进入我国市场，深刻地改变并影响我国市场异质性，我国市场异质性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三，受到跨国公司较大影响的市场反过来作用于我国民族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
一、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壁垒的突破
为了既达到引进外资又不至于影响东道国经济利益的目的，理论界以进入壁垒来反映东道国企业对外资企业进入市场的阻挡能力。进入壁垒必须以市场现有企业具有某些核心能力要素为基础，并使潜在竞争者处于战略劣势。根据东道国企业相对于跨国公司拥有的核心能力要素可以分为经济性壁垒和非经济性壁垒两类。经济性壁垒包括东道国已经形成的绝对成本优势、规模效益、沉没成本和先动者优势、品牌、客户忠诚、营销渠道等差别化优势以及当地企业的串谋阻截等；非经济性壁垒则包括东道国政府的产业限入、定价管理、股权比例、出口比例的要求、对国内企业的扶持、文化差异及民族情绪等。一般而言，发达东道国有可能形成较强的经济性壁垒，而对发展中东道国来说，一些产业根本没有发展或者发展水平很低，对跨国公司构不成进入障碍。发展中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进入壁垒主要表现在政府行为、文化差异和民族情绪等非经济性方面（杨丹辉，2004）。
发展中东道国的进入壁垒对跨国公司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抵御作用。凯夫斯（Caves，1982）指出不论东道国是否存在进入壁垒，也不论进入壁垒高低，对跨国公司都不起作用，跨国公司总可以顺利地进入当地市场。这种观点显然有些绝对化，但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拥有的核心能力，通过在东道国进入方式的选择以及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的安排，可以实现对东道国进入壁垒的突破。在中国市场上，跨国公司进入以前，我国部分产业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但是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并不突出，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而且缺乏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世界名牌等差别化优势。跨国公司通过以下几个优势实现对我国市场壁垒的突破：（一）跨国公司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占据有利的市场位置以产值规模（总产值）、资产规模（资产总计）来衡量企业的规模，对部分行业产值规模、资产规模、企业规模这三个指标的统计计算表明，三资企业的规模普遍高于同行业的全国平均水平。2002年，三资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是国内同行企业平均水平的1.64倍，平均资产规模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8倍。其中，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金属制品、普通机械、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等行业，三资企业的产值规模和资产规模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较大的规模决定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竞争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克服行业的规模壁垒，获得有利的市场地位。
（四）跨国公司凭借其核心能力突破中国市场的经济性进入壁垒目前，我国对外资的限制政策、行业管理等非经济性壁垒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从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和进入后的情况来看，这些壁垒对跨国公司产生的阻挡作用也是有限的。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及相关政策不断完善，投资环境逐步优化。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外开放进程大大加快，开放的总体水平显著提高。除了个别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和领域外，目前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已经鲜有禁区。其次，国家对外商的投资方式、股权比例和出口比例的限制逐步减少，这些非经济性壁垒明显降低；最后，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方面。其中，外资企业直接税（主要是所得税）的税负远远低于内资企业。依照现行的《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我国在所得税的税率、税收减免、税收返还三个方面对外资企业实行了分地区、有重点、多层次的税收优惠办法，使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仅占企业所得额的8%～9%，不足内资企业的1/3.另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投资方向调节税、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税种方面也对外资企业给予了不同程度的优惠，加上各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出台的各种地方政策，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更低。
二、跨国公司构筑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一般在东道国市场会有较为长期的战略目标。由此，着眼于生存与发展，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后，会试图构筑进入壁垒，以确保自己在东道国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从以下几个方面构筑进入壁垒：（一）加大投资力度，并通过并购等方式迅速实现规模扩张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内资企业很难达到的规模水平。如大众汽车公司在上海大众的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15亿美元，柯达公司在并购中国福达、公元、阿尔梅和乐凯过程中先后投入了约40亿美元。同时，即使进入初期受制于股权比例的限制，其规模扩张要求暂时无法得到满足，跨国公司也能通过后期的增资扩股和并购活动为在中国市场上长期发展构建规模壁垒。（二）积极开展研发活动，并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维护其技术优势，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大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掀起了在华投资的高潮。微软、英特尔、诺基亚、松下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相继在华成立了研发中心或宣布了大型的研究开发投资计划。目前，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各种形式的研发机构已达700多家。
（三）构筑更高的差别化壁垒
洗涤用品、家电、移动通信、食品、饮料、快餐等行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后，在广告促销方面投入了巨额费用，不仅克服了行业原有的进入壁垒，而且还对国内外竞争对手构筑了更高的差别化壁垒。1989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仅在一年之内就让中国饮料业几乎全线崩溃，仅杭州市就有100多家饮料厂被迫停产，强大的品牌力量让中国企业几乎没有抵抗的力量。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从茶叶贸易中得到最大利润的不是中国、印度等几个茶叶种植大国，而是拥有“立顿”品牌的英国。
（四）分割国内市场
一些大型跨国公司还运用各种公关手段，对政府审批同行业的外资项目施加影响，从而建立起区域性的进入壁垒，大型跨国公司不仅善于通过政府渠道把握市场机会，而且还利用各地区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为其已设立的投资项目构筑进入壁垒，阻挡后来者和其他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竞争，以达到独占市场，或者形成人为的市场分割的效果，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中国汽车业利用外资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之一。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进入壁垒的突破与重建巩固和提高了其市场地位，对内资企业则意味着失去的市场份额很难在短期内重新获得。
三、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产生的积极影响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有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积极影响。
总的来说，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产生的积极影响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跨国公司的“战略跟随”产生的市场结构“传导效应”跨国公司战略跟随是指一家跨国公司在某海外市场投资后，其母国或第三国的竞争对手也相继而来，将它们之间的竞争格局传导到东道国。战略跟随的结果是对东道国的市场结构产生传导效应，使东道国的市场结构出现与跨国公司所处的母国或国际化市场结构类似的状态。跨国公司在中国部分行业的投资出现了战略跟随的现象。如可口可乐公司对华投资后，其主要竞争对手百事可乐也增加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和促销活动，这方面的其他实例还包括快餐业肯德基与麦当劳，感光材料业的柯达与富士，洗涤用品业的宝洁、联合利华、花王和汉高等。战略跟随的结果是在这些行业出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市场控制程度不断增强的趋势。如在碳酸饮料行业中，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了55%。这其中一个有利的结果是由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些竞争涉及增设机构、并购、新产品开发和推广、广告、价格战、文体比赛赞助、公益事业参与等多方面，丰富了中国市场上的竞争手段和方式，为内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借鉴经验。（二）改变了我国某些行业长期以来生产分散、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市场集中度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最突出的如汽车行业，随着大众、通用、丰田、本田等大型跨国汽车公司对华投资的扩大，中国汽车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2002年，中国轿车销售量前3位的企业均是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它们分别为上海大众、一汽大众和上海通用，2002年这3家企业的销售量占全国当年轿车销售量的55.2%，使我国轿车市场的集中度逐步与国际接轨。同样，在微电子、移动通信、制药、工程机械等行业排名前10位的大企业中，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占据了2/3以上的席位，这些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呈现上升的趋势。（三）跨国公司的进入刺激了一些行业市场容量的扩张，带动了国内投资的发展，改变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如在移动电话行业中，随着中国移动电话市场需求的增长，目前，在中国市场上不仅世界上著名的移动电话制造商都已悉数到齐，而且有更多的内资企业加入了移动电话市场的争夺。波导、TCL等国内移动电话制造商避开了跨国公司的核心能力异质性，将产品开发和营销的重点放在外观设计等环节 ，迎合了年轻用户追求时尚的消费观念和炫耀的消费心理，在移动电话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迅速上升。
（四）增强了竞争程度
加入WTO后，随着我国电信、银行、保险、电力、石油、旅游、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提高，跨国公司投资增长较快。跨国公司进入后，削弱了这些行业中内资企业的垄断地位，促进了行业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增强了这些行业领域的竞争程度。
（五）跨国公司的竞争示范效应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与跨国公司的较量中，内资企业处于明显劣势，部分企业甚至采取不抵抗策略，任凭外资企业占领市场、驱逐品牌。但也有许多内资企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借鉴外资企业的竞争手段，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些行业实现了组织整合，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不少内资企业在竞争中逐步收复失地，市场份额呈现回升势头。
四、跨国公司对我国民族企业核心能力的“挤出效应”凡事都要适度。我国曾有一段时期，出现了过度依赖外资的情况。过度依赖外资是指FDI占GDP的比重达到一定程度，如果发生外资较大幅度的变动，则会对该国国民经济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我国过度依赖外资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FDI占GDP的比重过高。二是从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来看，我国占据着价值链环节的最底端。三是引进外资的速度大大快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四是外资替代内资。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既无储蓄缺口，也无外汇缺口，在此背景下，我国仍继续大规模地引进外资特别是外商投资。这样，一段时期以来，外资进入使内资闲置，使国内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过分依赖跨国公司的做法会影响我国民族企业核心能力，产生“挤出效应”。
由于外资的主体在于跨国公司，对此可以分析得出跨国公司对我国民族企业核心能力异质性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民间资本利用的“挤出效应”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民间资本数量不断增加，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民间资本本应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由于过度重视外资而抑制了对民间资本的利用。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资本并不紧缺，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内资大量闲置。1994年国内金融机构存款增额大于贷款增额4 053亿元，其中国有银行存贷差2 223亿元；1995年国有银行的存贷差为2 684亿元，1996年为3 000多亿元，1997年达到7 000亿元。二是资本大量沉淀。仅1997年因商品房积压而形成的资金沉淀就达2 000多亿元，另有数千亿元的工业产成品库存。三是资本大量外流。1985～1994年，我国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的比例达到52.3%，而在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每年新增的外债额（何清涟，1998）。据英国经济学家沃尔推算，1989～1995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超过1 000亿美元，其中有一半未经政府批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桂洪2003年按照误差与遗漏法、直接法、世行法、摩根法、克莱因法测算得出我国自1996～2000年资本外逃测算值分别为1 448亿美元、2 271.09亿美元、3 957.21亿美元、3 882.45亿美元、3 609.05亿美元。四是外汇储备大量增加。1997年外汇储备为1 399亿美元，同时，外汇储备余额高攀到2003年年末的4 033亿美元，此外，开工不足等造成的固定资产闲置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在改革开放初期资金短缺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引进的资金非常少，而真正大规模、持续不断引进和利用外资是在银行资金出现相对过剩的1994年之后。在1984～1993年的10年中，中国引进的FDI为601亿美元；1994年实行外汇体制改革以后，中国的金融机构第一次出现大量存差（当年达到3 338亿元人民币），此后存差一直持续增加，到2001年底，银行存差为118 424.2亿元人民币，2002年银行存差达到137 173.5亿元人民币。也就在存差不断高攀的10年（1994～2003年）间，流入中国的FDI达到4 379亿美元，是前10年的7.29倍。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内外资的“双缺口”（储蓄缺口和外资缺口）演变为“双溢出”。大量引进外资与我国内资利用效率低产生较为严重的矛盾。
（二）政策资源上的“挤出效应”
我国曾有一段时期，在支持发展的政策性资源上，支持外资企业比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性资源占优。许多地方对外资实行极为优厚的优惠政策。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非常大，但对本土私营公司却制定了大量的法规限制。1999年修改宪法后民营企业才具有和20世纪80年代初外资公司就被给予的相同的法律保护。20世纪90年代后期，20多个行业，其中包括一些最重要和最赚钱的行业，如银行、电信、高速公路和铁路，都不允许民营企业投资。据有关机构的调查，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东莞市，在其80多个行业中，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外商资本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在市场进入条件上对国内民营资本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歧视。在全球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2003）中，研究人员发现，中国每个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占据。政府在寻找资金来源的时候，往往在观念中具有一个明确的选择次序。首先是美资，美资不行就日资，日资不行就海外华人的资金，最后没办法，才选择民营资本。
外资企业对投资地的投资环境要求很高，因此，许多地方为了吸引外资还得投入资金建设基础设施，而本地企业一般永远愿意在本地投资，民营企业可以自己建设一些基础设施，例如水管、电话，甚至机场，这有利于缓解政府公共开支的压力。
跨国公司往往通过转移价格的手段进行内部贸易以达到跨国公司的特定目的，如将资金调出东道国、规避东道国的税收、绕过东道国的关税壁垒等。据有关部门的数据表明，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亏损高达40%以上，有些地区甚至达到75%，因此，许多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无利可分，甚至连年亏损。令人深思的是这些企业的外方却不断增资，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这些企业的外方通过“高进低出”转移价格侵吞了中方的收益，实现了“虚亏实盈”、“中亏外盈”。跨国公司通过转移价格侵吞了东道国合资方的利润，减少了东道国的税收收入。毫无疑问，这不但损害了我国的整体利益，同时挤占了民族企业的政策资源的利用机会。
（三）对我国民族企业技术开发的“挤出效应”
从技术角度分析，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带动上游产业或下游产业的发展，是大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因。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逐步开放市场，企图“以市场换技术”，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没有对引进技术引起足够的重视，本土企业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很难从跨国公司或者外资企业得到，实际引进技术收益甚微。“用市场换技术”扭曲为“用市场换资金”。面对外商的精明策略，中国主动或被动地让出了迅速增多的许多产业的市场份额，实际获得的是以单纯消化吸收为前提的某些劣势技术的传播效应，而以产业关联为基础的技术波及效应很弱，以市场竞争为中介的技术创新效应则更弱。
许多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降低了引进外资的关联效应。跨国公司从全球战略出发，有时宁可高价进口国外关联公司的原材料、半成品，因而降低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关联效应。中国1992年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希望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推动中国工业，尤其是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中国在借助FDI成为技术大国的同时，却并没有靠“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成为技术大国。北大方正集团公司董事长在一篇题为《走出中国制造阴影》的文章中说：“因为‘制造’的产品和企业的繁荣兴旺，掩盖了我们自主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力不足的弱点，而这可能会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在前几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以设备和原材料作为资本投入的比例占70%以上，上海达到80%以上，这类投资较少有先进技术，更无高新技术（贾金思，1998年）。即使对于通讯设备和轿车等成熟型先进技术的转让，也只限于部分关键技术，而封锁其核心技术。我国民族企业在这种背景下，技术开发及利用缺乏有效需求的拉动，核心能力难以形成。
（四）对高附加值市场需求的“挤出效应”
国家统计局1998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58个大中城市的100家大型零售商场中，国外品牌的摄像机、录像机和照相机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96.5%、79.1%和44.7%；柯达和富士胶卷的市场占有率共占79.5%。在100种主要消费品中，前三名均为国外品牌的有15种，其市场占有率在26.8%～96.5%之间，且市场份额继续在扩大。实际上，如果主要由外资和国外品牌控制的“三资”企业的产量较大，即使外销的比例占一半，也可能拥有国内市场6成以上的份额而处于垄断地位。况且，加上“洋货”的大量进口和走私，某些本土产业在竞争中屡战屡败的事例日趋增多。逻辑和经验也表明：无论是单项还是整体考察，外商直接投资都有可能出现正效应大于负效应、负效应大于正效应、正负效应相抵三种不同的情况。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一个外商独资企业所带来的就业、税收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恰好等于被挤垮的两个民族企业原来所提供的就业、税收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额，那么引进外资的就业等效应为零。诚然，外商在中国直接示范经营管理的影响是颇大的，但也只有做到并判定国人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小于其收益，才属于正效应。学习国外成功经验，创造中国管理特色，既可以通过外商投资在国内各个产业部门演示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本国的教育、培训和出国考察等方式来实现。强调哪种方式，取决于国人的智力和付出的代价高低（程恩富，2002年）。在外资企业进入这么多年以后，外资企业往往携先进技术、强大的广告预算、营销能力以及成熟的售后服务水平，对我国一些放开经营的高附加值的市场进行高强度的占领。由于客户转换成本以及民营企业发展的滞后，这些高附加值的市场为外资企业所占据而致使民族企业鲜有竞争能力与之对抗。另外，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中的返销的假活动使得我国进出口地位改变，双方的贸易差额改变，例如美国以巨额贸易逆差为由要求我国开放市场等。跨国公司的定价机制改变了价格作为市场信号的贸易秩序。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转移产品、服务、资金时，人为地调高或调低价格与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自由竞争赖以存在的供求调节的价格机制，破坏了国际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的联系。内部贸易减弱了价格作为市场信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原本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贸易秩序，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形成市场需求挤出。
（五）对我国二元市场结构的影响
二元市场结构是指某一产业中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规模、技术水平和市场力量等方面的差距。欧美国家现代产业组织大都是经历了长期激烈、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和工业化过程而形成的。因此，同一产业内成品制造企业和小规模的零部件制造企业之间技术水平相差不大，不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但对后起国家来说，国内市场上的大企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规模较大的子公司；另一类是依靠政府行为等非市场因素成长起来的内资企业。这两类企业与国内大量中小企业形成了较为显著的二元结构。尽管跨国公司的进入提高了我国的部分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有助于优化我国的产业组织结构，但跨国公司提供的计算机、高档日用品、移动通信器材、饮料、快餐食品等产品目前仍以城市市场消费为主，且跨国公司的产品一般价格和档次较高，跨国公司的这种投资结构和市场取向拉大了我国市场二元结构的级差，加剧了市场分割的程度，制约了我国民族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过度使用外资的政策也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这是由于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具有更为优势的核心能力，这种具有优势的核心能力对我国市场异质性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由于市场异质性与企业核心能力异质性存在匹配互动的关系，在我国企业核心能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到我国企业的持续发展及核心能力的提升。因此，接下来，本书将进一步探讨有效利用外资，提升民族企业核心能力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