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封建专制时代，有不少朝代都存在着冗官冗员的问题，这样就形成朝廷官员素质差，办事效率低，国家财政开支大，黎民百姓负担重。因此史家多有揭露和讽喻。
西晋主朝腐朽透顶，官员素质低劣，史书记载有“貂尾不够，用狗尾接续”之说。
五代时，北周的官员多得惊人，当时有“员外常侍，道路上肩挨肩”的记载。
武则天时有“补阙连年，拾遗平斗”的谚语。唐王朝中期以后，官员冗滥更加到了惊人的程度。张巡在雍丘（今河南杞县）时，才率领一千多兵马，而大将就有六人，官阶都是开府特进之类，但是大将的报酬只能换取一次醉酒的钱，说明官员多得不值钱。唐僖宗李儇、昭宗李哗时，竟有“撑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的情况。李茂贞在凤翔（今陕西凤翔）时，内外掌钥匙的人，也都是司空太保。
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官员多而办事效率低的问题尤为突出。据（景文集）卷26《上三冗三费疏》中说：“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员五倍于旧。”这是赵匡胤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使官员队伍大为膨胀的结果。宋代周而灭诸国，为了扩大支持面，对后周官员和各国官员都加以任用。如对柴世宗之后，世为官宦甚至基本上与宋相始终。另外，因父、祖位高而子孙被授予官职者，称恩荫，由此当官者也很多。皇帝的子孙在襁褓之中即可当官，甚至连大官的门客、旁系亲属都可以荫官。凡遇祭天大典、皇室生辰，都可以荫补家人、门客等。官吏致仕（退休）也可荫补。另外还有特恩，已故官吏，甚至宋以前诸代高官之后，都可意任授官。宋代还设祠禄之官，这些官并不实际任职，只是以此食俸禄而已。这些官既消闲，待遇又优厚，因此当时不少人使尽全身解数往里钻。这么多的官员，在三年一“磨勘”（考核）中，只要无大错，照例都可以升迁。这样官员的质量自然十分低劣。欧阳修揭露当时的情况时说，郢州（今湖北钟祥）知州王昌运老病，腰腿行动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致使三年之内州政大坏。接替他的是个叫刘依的人，七十余岁，昏昧不堪，问欧阳修：“中书有个王参政，名甚？”（《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札子》）地方的最高长官不知道中央首脑官员是谁，可见当时官员的昏庸到了什么地步！
宋代官多而且待遇优厚，有俸钱、禄粟、职钱、元随（侍从）、傔人（丞差）、衣粮（几十人到上百人）、茶、酒、厨料、薪、炭、盐以及马料等，既周到又优厚。所以有言：“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二十二史札记》卷25《宋制禄之厚》）可见当时对官吏之优厚无以复加，难怪人们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官费中养兵费又占据十之七八，所以有人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官僚队伍这样庞大，造成了国家财政支出猛涨，入不敷出。据史载，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岁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支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入不敷出相当严重。
为解决长期存在的这个社会矛盾，有眼光的政治家王安石才提出变法，以解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可惜由于当时主客观各种原因的影响，使变法失败了。
不光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是这样，即使有的新生政权，如果不及时制止内部的腐败变质，也会出现滥封官职。最终酿成自己的垮台。如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即南京）之后，有的官员追求个人名利地位，“动之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洪秀全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解决这个矛盾，而是采取滥封滥赏的办法，以满足个人的不正当欲望，致使官满为患，到太平天国失败时封王者竟达二千七百多人，导致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新生政权以失败而告终，其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