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员原系藩臬二司派遣官，属布政使司所派者称分守道，兼布政司参政，参议衔；由按察使司所派者称分巡道，兼按察司副使、佥事衔。大致守道着重钱谷会计，巡道偏重刑名，分管区域大小不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并不属于省与府州之间的一级行政组织。
就在刘墉升任冀宁道后不久，四达在江苏审查段成功案件时了解到江苏官场维护段成功的情弊，遂将苏州知府孔传可旺，按察使朱奎扬革职治罪，并把情况报告了乾隆。这时，山西方面也有人将段成功在阳曲亏空及上司代为摊派弥补的事报告了乾隆。乾隆得悉情况后特别谕令新任山西巡抚彰宝，要他严肃查处段成功在山西任内亏空官帑一案。谕令说：
和其衷以前滥行保举段成功，按例自有应得处分。但闻段成功在阳曲县任内曾有亏空，当升用同知离任时，上司代为弥补，若果有此等情节，则是和其衷曾经保举，遂为维护掩饰，其咎更甚，不止于滥举匪人矣。是否确实，著传谕彰宝即行详悉查明，据实覆奏。若彰宝以为事已既行，不行细究，以洁美名，他日或经发觉，恐彰宝不能任其咎。外省彼此掩护之锢习，今正力除之际，彰宝当自审!
在乾隆严词要求下，彰宝很快就将亏空、弥补的实际情况上报给了乾隆，乾隆随即派四达到山西主持段成功亏空案件的处理。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十一曰，乾隆在上谕中指出：“今据奏，段成功于升授同知时亏空银一万两以外，上司知情弥补，俱属确实：此事可谓大奇”，“段成功仅一县令，何至亏空竟如许之多，既云首邑用度较繁，亦不应妄费如此，而通省各上司何以互相容隐，竟无一人举发其事”。“文绶系专管粮钱大员，明知属员亏空，纵容弥补；刘墉系亲临知府，并不揭报亏空，通同容隐；按察使蓝钦奎、前任冀宁道富勒浑知情不举，均非寻常徇庇可比，俱革职，交与四达等，将有无授意及帮助之处一并审结”。刘墉等人遂被革职审查。十天后，乾隆在上谕中指出：外省上下和同，官官相护，积习甚为恶劣，若不急为整饬，将渐启党户之弊，于世道人心深有关系。从而为严肃处理段成功亏空案定下了基调。
三月初，署理陕西巡抚舒赫德，在审讯和其衷时，得知段成功曾代为和其衷雇骡脚、购皮张，以交结上司，和其衷等代为垫补亏空等情节，并告知乾隆。乾隆下给四达、彰宝谕令说：
和其衷身为巡抚，却令属员代办骡脚皮张等项，其罪已无可宥，又恐他所供尚有来尽之处，而其收受段成功馈送，更有不止于是者。和其衷平素为人颇近深刻，若非中员有交结之事，岂肯为其垫银弥补?且又岂不知滥举匪人之处分有限，而不据实参劾转为之委曲周旋乎?又据和其衷供，段成功素日与通省州县俱有交接，其自引央恳帮助之处，藩司、知府俱属知情，又向刘墉面催两次，据称现在严催弥补等话，则是段成功弥补亏空，文绶、刘墉显系通同掩饰。其是否授意各属帮补，及平时有无收受段成功馈遗之事，均须彻底根究。
和其衷身任督抚，乃于保举之员有受赇情事，于吏治关系甚大。文绶系藩司大员，刘墉系专管知府，竟敢串通一气弥缝欺庇，如此上下和同舞弊，呈其位俩，将何事不可为?和其哀已经舒赫德派人解往山西，段成功亦白江苏起解赴晋，对质之下，自应水落石出。但此等情节重大，恐四达、彰宝不能根究底里，著传谕四达等，于和其衷解到时先行严鞠确情，一面奏闻，一面即著四迭押带和其衷、段成功分别解京候审。文绶、刘墉并著分别解京审讯。刘墉系大臣之子，若与段成功有馈送情事，尤为罪不容诛，四达等倘因此稍有瞻徇，断难逃朕洞鉴，谅他们亦不敢为他人承担责任。这样，和其衷、段成功、刘墉等人遂被押往北京审讯。
5.有进有退——不与和珅公开较量
竞争有很多种形式，有暗地里较劲的，也有和对手公开较量的。
但不论是官场还是商场，后者都比前者更具有挑战性。
公开与和珅叫板，这在刘墉的一生中是没有发生过的。反之，刘墉常常是与和珅暗地里较量。这绝不是刘墉贪生怕死，而是他深知有退有进的韧性之道。那么，为什么刘墉不与和珅公开较量呢?
原因之一：就当官做人的正直程度而言，刘墉似乎不如他的父亲刘统勋和爷爷刘綮。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最大的一个证据就是他们死后被追认的谥号不同。
前面我们讲过，刘统勋死后被追认的谥号为“文正”，这是清朝皇帝在大臣死后所能够给予的最高封号，整个大清朝二百九十六年一共才给了八个人这样的封号。
而刘墉死后只是被追认谥号为“文清”。这个“文”字的解释同前，而“清”字只能解释为“清官”，算做是不贪婪、出污泥而不染而已，远远达不到“正”的水平，可见就连当世人也都认为刘墉不如他的父祖。
原因之二：两个人之间的官职和地位始终不平等。
刘墉与和珅二人虽然同朝共事二十多年，前者是清官典型，后者为贪逆之祸首，志异道歧，两相对立，但他俩之间的官职和品秩始终不平等。
清朝沿用了明朝的官职条例，把官员的品秩分为九等，每一个等级又有正、从之分，又称为“九品十八阶”。
我们用几个不同年代两个人的官职和品秩情况做一比较：
1776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刘墉于这一年二月被授予内阁学士并在南书房行走，这是一个从二品的官职。南书房行走，这是一个什么官职呢?
我们先说“南书房”。这个南书房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康熙时代，康熙喜欢写词，为了与翰林院的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就选择了靠近乾清宫西南角的一块地方，盖成房舍待客，名日南书房。因为南书房接近内延，地处机密，康熙皇帝后来又经常招呼手下的亲信大臣在此讨论政事，甚至一部分诏令、圣旨也出自其中。
从此，南书房的地位骤然提高，成为众人瞩目的政治场所了。雍正皇帝设立了军机处后，南书房的地位有所降低，但是能够进出南书房的大臣仍然可以说是皇帝的亲信。南书房作为一个重要的机构，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后才被取消。
我们再说这个“行走”。行走，即属于临时差遣官。清朝惯例把原官在不设专官的机构供职、入值或当差称为“行走”。
因此，我们从刘墉担任“南书房行走”这个官职可以看出，乾隆皇帝还是非常信任刘墉的。
但是且慢下结论，我们还是看看和珅在这一年担任过的官职，再说乾隆皇帝到底是更信任刘墉还是更信任和珅。
和王申这一年的正月任户部右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这是一个正二品的官职，三月任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总管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已经是从一品的官职了。
这军机大臣又是一个什么官职呢?
军机大臣是军机处的官员。军机处，开始设立于雍正八年，也就是1730年。它的全称叫“办理军机事务处”，设于紫禁城内接近内廷的隆宗门里，后来它成为整个大清王朝最为关键的政治中枢机构。
军机处的设立与雍正皇帝对西北地区的叛乱分子用兵有关。乾隆中期，西北地区的叛乱被彻底平定，军机处本应该予以取缔，但在实际上，军机处不但没有被取缔，反而是权势越来越重，逐渐成为国家最高的中枢决策机构。
军机处只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种官职。它的特点是：人员少，权力大，办事效率高。
最重要的是，军机处与皇帝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与皇帝谈话的时候连皇帝最信任的太监也不得在侧，可见皇帝对军机大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南书房行走。
我们再看以后几年的情况。四年之后的1780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这年三月，和珅被授予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御前大臣兼都统，这是三个从一品的官职；五月，乾隆皇帝将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许配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君臣成为亲家，并授和珅为领侍卫内大臣，这是一个正一品的官职，兼理藩院尚书。
刘墉在此前两年升迁为户部右特部和吏部右侍郎(相当于人事部副部长)，这是两个正二品的官职；后升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相当于检察院副院长)，这是一个从一品的官职。
再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后，和珅担任的很多官职都是正一品或者是从一品，该年七月被册封为一等男爵；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被册封为忠襄伯爵，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被晋封为公爵。中国古代册封的爵位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公爵最高，男爵最低。公爵、侯爵都是超一品的。
刘墉在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也担任了很多官职，但都是从一品，直到嘉庆二年(1797年)三月才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这是一个正一品的官职，迟了和珅十七年，而且刘墉升为大学士后始终未能进入军机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刘墉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有能够获得爵位。
由上可见，和珅的职务和地位始终高于刘墉。这是二人虽然同朝共事二十多年但刘墉并不敢真的与和珅公开叫板的原因之二。
同朝为官，政见不和，人生观、价值观又有很大的区别，说没有对抗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只是，因为刘墉大智若愚的处世原则和他的韧性使得这种对抗的存在具备了隐秘性。大有当事人心知肚明，旁观者稀里糊涂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