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作写给我的母亲一
这一次回家我没有坐那种舒适快捷、夕发朝至的旅游列车，结果与北京那位名叫夏欢的小姑娘失之交臂。
小夏欢是从青岛辗转来到上海的，在我携妻子女儿离开上海的一个星期以后，她又乘坐游7次列车前往我的原籍南昌，继续她的“无陪伴旅行”。那天是春运前夕，这趟优质列车的票价即将按规定上浮，如果我不是约好了搭朋友的便车，也将会选择在这一天乘坐这趟列车回家，如果再凑巧一些，还有可能跟小夏欢同一节车厢甚至同座，那样我就可以见到她的那件后来被我家乡的记者描述为“又大又重”、“让人怀疑她是否搬得动”的大行李，说不定还可以在她上下车的时候帮她一把，我想她那么小的年纪，应该有这个需要。
我没有按原计划坐火车回家是因为可以搭朋友的便车。朋友即小朱，和我一样也是南昌人，也在上海供了房子，预备来这里“发展”——后来小夏欢在回答我家乡的记者提问的时候也多次用到“发展”这个词——但显然比我更有“发展”，不说别的，光是他开着新买的别克新世纪，荣归故里的那种志得意满的劲头，就是我所望尘莫及的。
别克车的确非同凡响，行驶平稳、乘坐舒适、气宇轩昂。据说这种车即将在中国投产的时候，美方还对产量比较保守，没想到，一下线就供不应求，半年多的时间里就卖出去了三万多辆，把美国佬乐得不行，连忙增加来年的生产计划。也难怪美国人摸不准我们这个市场，虽然在加入WTO的谈判桌上他们老是憋着要将发达国家的义务强加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头上，但那或许仅仅是出于一种赢利的本能，最多也只是在概念上意识到我们的确今非昔比、我们这个市场的确是大得无边，但在骨子里他们恐怕还是把我们归在穷人的世界里（事实上我们也的确是穷），他们对我们的实际消费水平并不乐观，他们尤其不会想到在我们这里还存在着小朱们这样一个莫名其妙富起来的消费群体，不会想到这些人对某些能显示身份的豪华商品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欲望，以及那种一掷千金的做派，一点也不比他们那些美国阔佬们逊色。
别克虽好，只是小朱的驾车技术实在太糟糕，让我们乘车的人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其实他自己也不轻松，也害怕出事，因为在拥有这辆别克之前，不要说驾车跑长途，正经玩小车的机会都不多，所以跑不了不到80公里，小朱就将车子交给特地请来的职业司机去开了。
别克一路驰骋，一路风光。过了上饶，小朱的手机就几乎没有断过，不是他打过去，就是他家里打过来。电波飞旋，不停地报告着别克所在的地域、行驶的公里数以及预计抵达的时间。其中有一个电话是打给他那个一岁多的儿子的，小朱对着电话豪情万种：“爸爸买了小汽车，是别克，别克新世纪，爸爸马上就到家，爸爸以后天天开车带你去兜风。等过了年，爸爸还要把你的户口办到上海来，将来到上海来上学，到上海来发展……”也不知道他的儿子听明白了没有。
我没有新买的别克要急于向家人展示，更没有衣锦还乡的荣耀感要找人宣泄——如果有的话，也是在上海生活的这一年多来的种种不适应、心理上所承受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及对父亲特别是母亲的深深的愧疚——但在小车离南昌越来越近的时候，竟也有一种莫名的情绪在胸间慢慢地滋生，近乡情更怯呀。
二
母亲是去年的这个时候突然中风的。
当时我刚刚把上海的新家安顿好，带着放寒假的女儿回南昌过年。本打算过完了年，就把父母也一起接到上海来住一些日子，我甚至都已经跟妻子打过招呼，如果父母在上海住得习惯，就让他们长住下去。妻子当时说，就我的愿望来说，我还是希望能跟公婆分开来生活，但二老真的要来，大面子上我也不会让老人难堪。妻子的通情达理让我感动了半天，为此我还主动地拖了三天的地板，刷了若干天的碗，没想到这种种的准备如今都成了多余。
尴尬的人往往是要什么没什么，怕什么来什么，所谓屋漏偏遇连阴雨，三代单传的人家一定生女孩，我们这种子女少的家庭，母亲偏偏就得了中风。
手忙脚乱地度过了那些最紧张最担心的日子，本以为可以缓一口气，谁知道麻烦的事才刚刚开了个头。母亲住院的日子，我和妻子可以全力以赴，实在顶不住，向亲友开口求援也能理直气壮。等到危险期过去了，转入康复阶段以后你还可能什么都不干成天围着病床转吗？你还好意思再去麻烦亲友吗？但现实的情况是偏瘫病人的康复阶段仅从时间跨度上来说往往就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抢救的阶段，一旦不能恢复，这个过程就遥遥无期了。令人安慰的是医生说我母亲的病情并不算严重，只有5cc的出血量，抢救也算及时。亲戚朋友也向我列举了许多乐观的案例：谁的邻居得了这种病，已经能走路了；谁的丈母娘得了这种病，活到90多岁……我听了这些，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渐渐地踏实下来，觉得前景未必就如我想象的那么暗淡，最多也就是半年的事，半年以后，一切又都会好起来。我不能因为暂时的这点变故而改变长远的规划。于是过完了春节，就让妻子先送女儿赶回上海去开学，她在那边原打算与人合开的餐馆还接着去筹备。我在这边为母亲请好保姆，并帮着保姆熟悉了日常工作，父亲再三说没有问题，我才回上海的办事处去上班。
这以后我又或公私兼顾或假公济私地回去看过两次，但看到的情形却是一次比一次让我忧心。母亲的康复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多少好转，眼看着最佳的半年期限已到，母亲还没有一点康复的迹象。想到母亲剩下的岁月都要在不能自理的状态下度过，想到从此家里有一个瘫痪的亲人，想到……我都不敢继续往下设想，总之我对前景又重新看坏起来。等到暑假我再次带女儿回家的时候，看到母亲依然是躺在床上萎靡不振的样子，我已经意识到这将会是场持久战了。既然是一场战争，两地长距离的运作，显然是不利的，惭愧的是我又没有能力将父母接到上海去。母亲已经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必须长期有人护理，护理的人必须要有住处，另外，母亲的医疗关系都在南昌，就我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还没有宽裕到可以对母亲的这笔医疗费用的报销与否持无所谓的态度。这些都制约着我将母亲接到上海去的可能，剩下的就是把刚刚迁过去的家再迁回来。但是真要走这一步，老实说，也并不是很容易。我的工作好办，跟领导说说家里的变故，重新回到江西的总部来应该是能够做到的。新近入住的房子也不是太难处理，租出去就是了。但妻子的工作怎么办？那笔投资又怎么办？为了去上海，她已经辞掉了原来在南昌的工作，并且拿出全部的积蓄在上海跟人合办了一家餐馆。还有女儿的学业又怎么办？好不容易转到上海去了，为了适应上海的教育进度，主要是外语的进度，又是请家教，又是开夜车，吃了多少苦，总算是磨合了，能跟上了，难道也放弃吗？况且原来南昌的班级将要升初一，而上海是上六年级，再回来她还跟得上吗？心理上能转得过来吗？以前我从来没有关注过像瘫痪中风这一类的病人，母亲得了这种病以后，人以类聚，耳闻目睹，我才发现得这种病的人其实挺多的，医院里自不必说，就是走在大街上、公园里，也时常能看到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或者勾着一只手，拎着一条不听使唤的腿自己一个人在锻炼的病人。人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怎么到了我们家，就这么难呢？
暑假行将结束，女儿开学在即，妻子从那边打电话来说，餐馆的营业执照已经拿到，装修业已进入扫尾阶段，可我还是没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个能让我心安理得的办法。
倒是父亲看出了我的为难，竭力地催着我们赶快订票返沪。
“反正也是要请人的，只要请个人，能帮你妈翻身擦身子照顾大小便，剩下的我能对付。”父亲说，“你母亲照顾了我一辈子，现在得了这个病，这是老天要我也来照顾照顾你母亲，要不然老天爷不答应。”
见我还在犹豫，父亲又说了一些跟这事能挨着点边，但显然不贴切的话，什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啦，什么“久病床前无孝子”啦。最后父亲说，“走走走，能买到票你们明天就走，盈盈的前途重要。那边的房子尽快把按揭还掉，好办蓝印户口，将来让盈盈在上海考大学，比我们这里录取率高，就业机会也多。只要你们在那边好，我和你母亲不用你担心。你母亲能恢复，我们就去上海看看你们，好不了，你方便就常回来看看，小蕙来不了就让她不要来，她不像你车费能报销。”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母亲正好醒着，父亲说完，她就伸出那只好手把我招到她的床前，因为中风而歪斜的嘴不听使唤地张着，发出一串含混的音节。我连听带会意，知道她是在说：你走！你走！
三
转到上海读书以后，女儿就很少回南昌的家了，只在暑假里回来看过一次爷爷奶奶。这次回来，女儿还是和上次回来一样，去看过了爷爷奶奶之后一回到家里，就翻出她儿时玩过的那些玩具，什么布娃娃啦、什么电子积木啦，统统拉到阳台上，哗啦哗啦倒了一地。而对那架学了一年就扔下了的钢琴却看都不去看一眼，这样的情形出现得多了，妻子自然就有些不满。那天女儿又在摆弄她的那些玩具，忽然一阵钢琴声从楼上传了下来。练习者是邻家的女儿，跟女儿同龄，又跟女儿同时开始学琴，却远比女儿刻苦。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人家的女儿比我们女儿更有学琴的天赋，但妻子不同意我这么说，争辩道：“我看过她的手，比我们盈盈的差远了。”我就抬杠说：“要是光看手指就能弹好钢琴，那六指不都成演奏家了。”
那时候妻子常以邻家女来督促女儿练琴，说人家早晨起得多早，晚上又练到多晚，哪像你，做作业本来就慢，瞌睡又重，一天练不了一个小时，基本的定量都完不成，更不要说加量了。后来因为转学上海，钢琴一时无法搬去，当然主要还是我看女儿兴趣不大，不忍心强求她，对搬琴的事不上心。女儿学琴半途而废，邻家女儿却坚持了下来，现在一年不见，邻女的琴艺又大有长进，练习曲弹得像模像样，甚至有几分美妙，妻子听了心里不平，大概以为能弹奏出如此音乐的本来应该是我们的女儿盈盈。妻子就对正摆弄玩具的女儿说：“看你都这么大了，还玩这些上幼儿园时候的玩具，回来这么多天了，也不知道打开钢琴来练练，不说练曲子，活动活动手指也是好的。我跟你说，什么时候钢琴搬过去，还是要捡起来接着学的！”
我在一旁展开一张报纸，看着上面关于小夏欢的报道。报道看完了，正有些感慨，听了妻子的唠叨，放下报纸，随手抓过一支铅笔在报纸的空白处信笔涂鸦：邻女演奏钢琴，京女独走天涯，最喜吾女无赖，窗下摆弄娃娃。
那篇关于夏欢的报道刊登在报纸的头版，题为《12岁少女独走天涯》，并配有巨幅照片。首先看到这篇报道的是妻子，看过之后妻子连说了几句“了不起了不起，小姑娘真了不起”，说完就照例要联系到自己的女儿。她对女儿说，你看人家12岁就一个人出来旅行，都已经跑了大半个中国了，换了你，你敢吗？女儿的回答不失机智，她不说敢也不说不敢，她说，我还不到12岁，还差一个多月呢。妻说，虚岁早就是12岁了。女儿说，反正实岁还没到。妻子说，如果到了，你敢吗？女儿说，等到了再说。母女俩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互不相让，我只得出来打圆场。我塞给女儿一本“纽伯瑞”，让她看完以后写一篇故事梗概。又扔下手里的《参考消息》，从妻子手里夺过那份报纸，说：“是谁家的小姑娘如此了得，我倒要看看。”
那份报纸原是一份大报的子报，前不久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版，并开始独立核算自办发行。改版后的报纸展开了一系列的宣传攻势，一时间到处都是这份报纸的发行网点，满街都能看到穿着蓝色马甲，背上印着报头的发行员的身影。由于采取了这些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并且在内容和版式上也作了很大的调整，最大限度地增加和突出了社会新闻的比重，报纸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发行量扶摇直上，形成了市民争相传阅的局面。像这篇有关小夏欢的报道，以头版推出，在过去就是不可想象的。该报道说有京女名夏欢，早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她就在征得父母同意后独闯西南，历时28天，行程5000余公里，纵跨5个省市，全程无大人陪同，平安返回北京。自此每年的寒暑假她都要独自远行，行至江西已经走了26个省市，14岁走遍华夏的愿望有望提前实现云云。
看完了上述报道，我对妻子说，事情本身的确有几分新奇，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也的确有些积极意义，但我还是觉得有炒作之嫌。
妻子说你说话都矛盾，既然新奇，又有积极意义，报纸就应该报道，怎么一报道又成了炒作？是看人家用了头版头条，又配了大幅的照片，突破了你看惯的那种版式和排序，接受不了吧？
我说夫人此话差矣，相反，这种版式和排序正是我欣赏的地方，我看不惯的是这位记者朋友热情过头，连一件行李也费了许多的笔墨，我更怀疑这位小夏欢的背后有人在策划。你显然没有注意到报道配发的这张照片，不是小夏欢本人提供的生活照，而是记者拍的夏欢刚下列车的照片。也就是说，记者事先就得到了通知，小夏欢将乘坐多少次列车什么时间抵达，那么是谁通知的？是不是小夏欢的父亲呢？如果是她的父亲，那么这位父亲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呢？我还注意到这篇报道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明天下午，小夏欢将在本市南湖小学与该校同龄的小朋友举行座谈，对此本报将作连续报道并对小夏欢进行专访。我实在难以想象，一群12岁的小学生，如何在一起“座谈”，他们将谈些什么？小夏欢又会如何来面对记者的“专访”呢？最后我对妻子说，它炒它的，我的意见，不宜向我们的孩子宣传，更不鼓励或者提倡她去效仿。
妻子对我的意见仍然难表认同，本来还想说些什么，大概是舍不得女儿独自远行，并且一去几千里、历时二三十天，所以终于不再说什么。
四
父亲和中风偏瘫的母亲还住在我儿时居住的地方，不过已经经过了拆迁和重建，建成后，那些老邻居有的搬了回来，有的就从此不知了去向。重新搬回这一片居住的人当中，除了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童年好友何向东。母亲发病的那天夜里，我正好在父母这边，电视看到一半我突然想起来去母亲的房间里找一件东西，发现母亲歪倒在床前，我当即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打给120急救中心，另一个就是打给住在隔壁一栋房子里的向东。
